与癌共舞
与癌共舞
真正挑战靶点学说的是拐点学说，但并非取而代之，只是提倡多元开掘，两端深入，适时对话，这样就不会犯剑走偏锋的毛病
现代医学一度最时髦、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理论莫过于「战争模型」。科学主义催生的卫生概念，本意就是保卫生命。身体仿佛是一座城池，疾病都是来犯的敌人，细菌、病毒、有害物质，还有内部哗变的癌细胞，都可以用杀戮的办法予以消灭，于是朗朗乾坤，天下无病。其实在卫生之外，还有厚生、摄生、生生等内在自愈力调度的观念。
战争模型下，病房是决战的壕沟，医生个个是英武的战士，枪炮在手，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敌人，准备同归于尽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一境况的确辉煌过，亚历山大·弗莱明 (Alexander Fleming) 发现青霉素之后，各种抗生素纷纷登场，打赢了传染病肆虐的第一战。人类于是飘然起来，以为凭依战争模型将无敌于天下。可惜好景不长，抗生素的研发总跟不上细菌、病毒的变异速度，加之抗生素的滥用，杀灭了大量肠道、呼吸道、泌尿道里的合法居民 (杂菌)，催生了一群百药不侵的超级细菌，给战争模型浇上一盆冰水。人们开始思考跟细菌、病毒共生的可能。抗癌药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与癌共舞，带瘤生存，也应该成为共生的选项和希冀。
疾病对抗的战争模型虽有降温，靶点学说却丝毫未受质疑，原因何在？
靶点学说是战争模型的 2.0 版本，在粗放虐杀的格局上，提出精准制导的有效修正。因此，靶点说的目标更加精细，依然是战士，但机关枪换成了狙击步枪，免去了误伤无辜的几率。譬如抗癌药，几十年前的氮芥类抗癌药 (至今还在使用)，原理近似于细菌战中的芥子气，一种细胞毒性化疗药物，毒副作用自然很严重。如今的靶向治疗则今非昔比，只是针对某种特定分化期和特定生物性状的细胞，实施定点清除。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肿瘤靶向治疗疗效至今依然止步于 30%–40% 的「三八线」，而且许多患者在两到三个疗程之后就出现了耐药性，不得不换药。
我的一位肿瘤专家朋友，在自身罹患癌症使用靶向治疗疗效不佳之后，产生了反思的念头。靶向治疗的优势无疑在于直击靶点，但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固定靶，而是一个善变的游动靶、水下靶，甚至是会跟人类躲猫猫的「乌贼靶」(像乌贼鱼一样狡黠)。显然，乌贼靶的隐喻揭示了靶向治疗疗效徘徊的底牌，更为严峻的是，肿瘤绝非单一靶点的作乱，可能是多靶点的哗变，这就给特定靶点奇袭肿瘤的梦想注入一支清醒剂，靶点疗法正陷入古人刻舟求剑的魔咒之中。
还有一个自毁长城的佐证，来源于临床上的「非适应症用药现象」。反应停 (学名是沙利度胺) 本是一种镇静剂，治疗妊娠呕吐等不良反应，后来因为发现严重婴儿畸形 (海豹儿) 的并发症而停用。但就在停用后，人们发现它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某些类型的肺癌有相当好的疗效，这是典型的歪打正着，跟靶向疗法的原理完全相反。
药物研究的同类案例不少。伟哥原本是在做心血管疾病治疗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不甚理想，却发现对男性功能性阳痿有疗效，于是辉瑞公司调转船头，将其作为满足男性坚挺梦的新药面市，股票一度飙升。
老「妖」(药) 新传的要数阿司匹林，充满传奇。这个解热镇痛、降低血液黏滞度的老兵，如今也发现它的抗癌 (结直肠癌、胰腺癌) 功效。比起那些动则上万的靶向药，阿司匹林实在是太便宜了。
真正挑战「靶点说」的是「拐点说」，完全不理会靶点，而在意拐点。上世纪 50 年代，河北石家庄地区乙脑流行，蒲辅周老先生用白虎汤加减给镇住了。把这个处方放到实验室里去分析，没有找到针对乙脑病毒的抗击成分，按照靶向疗法，几乎没有疗效。究其缘由，要么疗效判定错误，要么靶向理论有误，人们肯定认同前者，轻率地否定后者。联想到许多肿瘤患者，在中药调治下的带瘤生存，不仅延长了生存期 (三到五年，甚至更长)，还提升了生存品质，持续跟踪，发现癌细胞变懒了 (恰是阴阳气血虚实平衡的标志)，成为「懒癌」，甚至是「幸福癌」(处于基本不进展的相持阶段，正邪博弈的平衡阶段)。相比靶点彻底清除，患者生存品质严重恶化，衰竭而亡，拐点思维很值得深入探讨。
需要声明，此处无意用「拐点学说」取代「靶点学说」，如同无意用「厚生」意识取代「卫生」意识，用「平衡模型」取代「战争模型」，只是提倡多元开掘，两端深入，适时对话。这样就不会犯剑走偏锋的毛病，在一条道上走到黑，直至撞到南墙也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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