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挑战需要全球化的应对
全球化的挑战需要全球化的应对
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较低，但政策应对空间狭小，多种措施应谨慎部署
2019 年全球经济同步减速，政策不确定性高。欧元区增长动力不足，美国财政刺激影响逐渐消退，其他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预期增长减缓以及不安的全球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使得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微妙多变。
问题一：当前全球经济呈现什么特点？
第一，全球经济同步减速，增长降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按购买力平价 GDP 计算，两年前占全球经济总量四分之三的经济体处于增长上升趋势，而今年占全球经济总量九成的经济体增长正在放缓。今年 10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相比去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 2019 年经济增速预测下调 0.7 个百分点，预计全球增长率从 2018 年的 3.6% 降至 2019 年的 3%。
第二，工业产出、贸易和商业信心普遍下降。贸易紧张局势抬高了中间品成本，影响了商业信心。制造业公司对长期投资变得更加谨慎，并降低了设备和机械采购。2019 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额比一年前仅增长了 1%，这是自 2012 年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据 IMF 最新估算，在严峻的情况下，贸易紧张局势不仅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直接成本，如果算上对商业信心和市场的连锁反应，2020 年全球经济整体损失可能高达 7000 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0.8%，相当于整个瑞士的经济规模。
好的一面看，在制造业失去动力时，服务业总体上保持稳定，创造就业机会，支持消费者信心，进而支持居民支出和国内总需求。
第三，经济增长下行风险上升，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近期内市场情绪动荡不安。若贸易争端在近期得到解决，商业信心反弹、投资者情绪增强，则有可能改善前景，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则会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较大变数，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另外，地缘政治风险和政治不确定性也不容忽视。倘若英国未能就退出欧盟达成理想的协议方案，或市场对一些债务高企的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再度担忧，可能会导致避险情绪升温，影响投资、消费等经济决策，甚至带来不利的溢出效应。
尽管进口关税有所升高，但受工资增长缓慢、世界主要能源价格下降等的影响，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疲软。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前景也向鸽派 (降息) 转变，从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情绪，提供了流动性支持，缓解了国际金融条件。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十余年，全球经济长时间处于低增长、高失业、高负债状态。若下行风险加剧，全球经济是否会再次衰退，各国有没有足够的政策应对空间？
问题二：全球经济是否面临下一轮衰退，有没有足够的政策应对空间？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失业率高达两位数，美国失业率也高达 10%。2007 年，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都低于 GDP 的 60%。危机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上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税收降低，一些发达国家债务迅速上升，2019 年总体超过 GDP 的 100%。好的一面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年后，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得以强化，银行体系变得较为稳健。银行业普遍遵照巴塞尔协议 III 关于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广泛采纳压力测试，大部分国家建立了相关宏观审慎部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更为灵活完善，外汇储备较为充足。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市场上频现债券收益率倒挂，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市场对再一轮衰退的猜测。按道理讲，长期债券不确定性高、风险大，收益率比短期债券更高。债券收益率倒挂意味着越是长期债券，收益率反而越低。
2018 年年底，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全球经济预期开始转向。2019 年，美国关键期限国债品种再次倒挂，市场纷纷猜测美国经济可能放缓甚至衰退。根据历史经验分析，当美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和短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的时候，美国经济有 70% 的可能性要出现衰退。
近期全球经济同步减速，有些发达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降到 50% 的荣枯线以下。通常 PMI 指数高于 50%，说明制造业有扩张趋势，若低于 50%，制造业则呈走下坡路趋势。如今全球制造业呈放缓趋势。
综合各方面考虑，IMF 认为在短期内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较低，但政策应对空间狭小，多种措施应谨慎部署。
首先，货币政策能否提供「免费午餐」，还有多少降息空间？
2008 年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并实施了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恢复，但也导致这些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政策利率趋近零下限，市场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一些主要经济体甚至出现负利率。
低利率和经济增长疲软的并存使一些人对经济表现感到不解，并导致了一些新经济观点的出现。
比如，一些观点认为，在当前低通胀和低利率环境下，特别是在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经济学中的「免费午餐」可能存在。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实现以近乎为零的成本融资，扩大支出、增加赤字，比如通过印钞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这些手段将通过刺激经济增长带来回报，而不引发其他经济成本。换言之，这些观点认为，政策制定者不应对财政赤字过度担忧，即使赤字高一些、支出大一些，只要使用得当，就不会给后代带来过度债务负担。
这些论点来源于一些对经济学的误解。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供给学派拉弗提出的税收激励效应，主要描述的是在当时公司税收负担极高的情况下，理论上讲减税可以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增加政府收入。
然而，事实证明，过去 50 年，大多数政府的持续财政赤字是债务占 GDP 比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基于现实中的各种因素，财政扩张并未带来政府收入的增加，反而大大提高了政府债务水平。
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吗？当今的低利率环境给债务展期和债务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能无限制支持财政赤字而不给经济带来不良后果。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有很多例子证明，政府不能简单通过印钞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或支付债务。一旦过量印钞引发急剧通货膨胀，经济稳定和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依靠央行融资的政府赤字政策也可能会导致汇率动荡，风险溢价飙升，国际资本外逃，从而引发汇率崩溃、实际工资降低，经济和生活水平倒退等。那些高债务，尤其是外债比例较高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易受到国际融资条件变动的影响，一旦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可能出现国际收支困难，再进一步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经济隐患。
降低利率也有负面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长期过低利率增加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低利率降低了借贷成本，从隐性角度鼓励投资者提高杠杆率、助长了资产泡沫。
2001 年时，一些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后为刺激需求，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一低水平利率为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低利率挤占银行利润，使其在任何给定的监管资本水平下都更容易受到不利冲击的影响。当前的降息在一定程度上借入了未来的需求，现在低利率可能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
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低利率使得一些原本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能还本付息，即使一些项目的收益接近于零，公司也可能从中获利。这些因素抑制竞争、降低市场活力，并阻碍了资本有效配置。
目前来看，可降息的空间很小。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每次美国经济衰退，联邦基金利率都下调约 500 个基点。如今，欧洲、日本、美国利率一直维持极低水平。美元政府债券十年期利率在 1.5% 的范围内，远期实际利率为负，下一次经济衰退到来时，很多发达国家几乎没有降息空间。
总体来说，中央银行应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在保持通胀预期稳定的同时，促进通胀敛近央行目标。若经济增长放缓程度过重，在产出低于潜在水平、金融系统稳健的情况下，可考虑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但解决经济增长疲软问题，货币政策需要财政政策和其他措施的共同配合以促进需求。
第二，财政政策应因地制宜，提高公共资源分配和使用效率。
受高债务规模的制约，多个主要经济体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空间也远不如 10 年前。IMF 的全球债务数据库显示，2017 年全球债务 (包括公共和私人债务) 已超过 180 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比 2007 年增加近 60%，占全球 GDP 的 2 倍还多。债务过高不利于储蓄和投资增长，加大市场脆弱性，对经济发展不利。
由于债务规模已经相当大，这些国家再次推出财政刺激方案可能面临更大难度。债务高企意味着政府需要将更多资金用作偿债，挤占其他支出，不利于经济发展目标。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同样面对一场金融危机，具备足够财政和货币缓冲的国家经济增长下降幅度低于 1%，而无缓冲的国家下降幅度接近 10%。
在全球增长势头减弱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当务之急应防止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应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财政政策需在增强需求与保持可持续的公共债务之间取得平衡。需要财政整顿的国家应注意调整速度，过快可能会拖慢经济增长，过慢则不利降低债务负担和创造财政空间，甚至通过挤出效应和金融渠道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在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提振短期需求，也可支持中长期持续增长。关键是如何使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用。同时改善公共投资管理，开拓财政空间，提高支出效率和改善税收制度等。
第三，金融部门应抑制金融脆弱性，加强金融稳定。
IMF 今年 10 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分析显示，全球主要利率预计将持续走低，金融状况进一步放松，有助于在近期内支持全球经济，但中期风险依然高企。随着长期收益率急剧下降，如今负收益率的政府和公司债券数额增加到约 15 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发行的政府债券中，占已发行总量的 30%，逾 7 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为负，相比 2014 年时，这一比例几乎为零。
IMF 最新分析表明，如果出现重大的经济下滑，存在违约风险的企业债务将上升至 19 万亿美元，超过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接近全球八大主要经济体债务总额的 40%。而低利率也正在推动投资者前往新兴市场寻求更高收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位外债水平从 2008 年占出口的 100% 上升到目前的 160%。一些企业利用低利率大幅举债，将其作为兼并和收购、而非实业投资的资金来源。这些都可能导致金融脆弱性的积累。一旦金融状况的急剧收紧，或借款成本上升，这些经济体的偿债压力可能快速升高，许多小型经济体可能面临国际资本流动突然逆转的风险。
因此，政策制定者需采取措施抑制金融脆弱性。比如通过宏观审慎工具防止信贷过快增长，通过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银行在信贷扩张期间追加资本持有量，加强监督和信息披露，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纾困机制等。企业债务高企的国家可以考虑对公司信贷的风险程度进行限制，包括加大力度降低杠杆率和减轻其他资产负债表错配等。面对国际资本流动压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应考虑提高外汇储备和财政缓冲。
第四，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有助加强治理和政策框架，增强增长弹性。
继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规模改革浪潮以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改革步伐在 21 世纪初有所放缓。改革能带来显著成效，但见效需要时间，且不同类型的改革效果不同。
IMF 研究发现，若在六个领域——国内金融、外部金融、贸易、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制度治理，同时推行重大改革，一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生活水平向发达经济体趋近的速度能加快 1 倍，能在未来六年中使产出水平提高 7% 以上。
改革提振产出的一个渠道是降低非正规性。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会提高公司正规化，从而提高公司生产率、增加资本投资，进而提振产出。因此，当非正规性普遍存在时，改革的成效往往更为显著。一些发达国家应侧重于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技能，包括提高技能，提高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性，以及产品市场和公司改革以提高生产力和投资效率。
改革措施可以恰当搭配、有序推进，以取得最佳效果。比如，经济形势良好时，降低雇佣成本能提高雇主招聘新员工的意愿；经济形势不佳时，这项改革劳动力市场举措，反而可能促使公司解雇现有员工，放大经济下滑的影响。信贷需求疲弱时，增强金融部门竞争可能使部分金融中介机构退出市场，进一步削弱经济。
在过去 70 多年里，贸易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并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近期国际上对贸易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也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问题三：国际贸易失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政策应对又该如何考虑？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关税、运输、通讯等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价值链迅速拓宽深化。这些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和知识技术的跨界传播，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贸易壁垒降低也导致资本品相对价格下降，推动了实际投资，缩小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差距。贸易也降低了商品和服务价格并扩大选择范围，受益消费者。在发达经济体，国际贸易使高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二。
然而，近年来双边贸易失衡的上升引发一些负面情绪，双边贸易失衡不断上升可能导致一些行业付出高昂的结构调整代价，包括经济转型和结构性失业带来的摩擦和阵痛，并将原因归结于贸易体系的不完善、贸易做法和关税的不合理等。在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下，这些负面情绪逐渐引发了一些保护主义政策，贸易壁垒增加，国际自由贸易进程受阻。从全球角度，保护主义一旦蔓延，会从贸易、实体经济、投资者信心、金融市场逆向反馈等多个渠道对所有国家带来冲击。所以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
首先，贸易失衡是不公平交易引起的吗？
IMF 研究显示，过去 20 年间，双边贸易平衡的大部分变化都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比如财政政策、信贷周期、汇率政策等。1995 至 2015 年间，宏观经济因素分别解释了中美贸易差额变化的 95%，和美德贸易差额变化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关税变化对双边贸易平衡的影响程度较轻。然而，关税变化的作用不容低估，其大幅度持续变化可能对国际分工和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削弱贸易、生产和就业。
其二，关税是解决贸易失衡的良策吗？
IMF 研究发现，双边关税的下降有助于进出口总额的增长，但对进出口差额的影响较小。关税增加不仅损害直接相关经济体的产出、就业和生产率，对价值链上下游的其他国家也产生影响。长期来看，随着关税变化，公司将调整国内外投资和生产结构，进而改变国际生产组织结构。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如今制造业关税增加 1 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比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成立时的 1995 年更大。同时，双边关税的改变可能带来贸易转移和替代，进而影响并重新定位全球价值链， 带来一些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失业。
第三，经济政策上该如何考虑？
解决贸易失衡的方法绝非开征关税，而是分析贸易失衡的根源并对症下药。
对贸易平衡的分析应侧重于宏观经济角度。比如，逆差增大是源于私人部门投资过热，还是财政过于扩张？这种变化是周期性或结构性？如果信贷过热，那么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则是应对之策。如果财政过于扩张，则应调整财政收支，同时，应避免顺周期财政政策导致贸易的持续失衡。资本品生产部门的创新也至关重要。鼓励研发、创业、技术转让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都有助于支持创新。
从多边层面上削减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 (例如进口配额)，继续促进自由和公平贸易，有助于改善经济及增长潜力。
据 IMF 估计，资本品关税每降低 1 个百分点，投资会增加 0.4 个百分点。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例，两者资本品的平均关税分别为 4% 和 8%，与发达经济体的接近于零关税相比，仍有降低空间。当前服务业在全球 GDP 和就业增长中的贡献约占三分之二，服务业壁垒也会阻碍贸易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全球服务贸易协定的总体水准滞后于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这方面的国际努力也亟须加强。
从制度层面修复和改革全球贸易体系势在必行。如今，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从 1995 年的约 54 个增加了近 4 倍。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虽然推动了区域经济融合，也使得全球贸易规则复杂化、碎片化。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覆盖范围有限，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不及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哪怕是前瞻性最强的区域贸易协定也难以解决当前贸易体系中的重大挑战，而服务贸易、电子商务、跨境投资等重大议题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多边政策对话，这也离不开 WTO 的透明化和争端解决机制。
改革全球贸易制度、完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框架，需要各国政策当局协同努力，释放贸易自由化的红利。与科技进步一样，贸易自由化可能引发经济结构调整，使部分群体承受比较高的经济调整成本。因此，实施职业再培训和求职协助的政策，完善社会安全网，有利于确保更广泛的群体共享贸易的收益。
国际贸易的增长，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使得各国生产者价格更加同步，外部需求对国内资源分配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自 1990 年以来，国家资产和负债的交叉持有量几乎增长了 4 倍，而股票市场一体化的措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问题四：面对多元化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如何发展？
不断完善「二战」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充分发挥现有国际机构的作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格局，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促进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和合作等是国际机构的工作重点。
目前美元仍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最广泛使用的储备货币，全球证券发行和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均以美元计值，它也是国际贸易发票和结算的主要货币。美元在贸易发票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在全球银行业和金融业中日益突出的地位相辅相成。以美元开具贸易发票并支付交易，促进了公司持有美元计价资产的动力。拥有美元计价负债的公司也有动机使用美元，减少收入与负债间的货币错配。
历史表明，向新的全球储备货币过渡的过程很难一帆风顺。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影响促使美国取代了欧洲生产商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以英镑计价的贸易改为以美元计价，对美元资产的需求随之而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支持了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美联储系统的建立为美元承兑汇票提供了做市商和流动性管理者，进一步完善并促进了美元在贸易信贷中的使用。
如今，全球经济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以发挥其潜力，包括朝多种储备货币方向发展等。作为第一个加入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篮子、由新兴市场国家发行的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能源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随着中国外汇和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推进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如何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广泛使用？如何进一步发挥 SDR 的稳定功能和在官方储备中的重要作用？数字货币能否成为储备货币一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未来的发展很有意义。总体来说，多种储备货币将增加安全资产的供应，减少核心货币国家经济与其他国家不同步而引发的负面溢出效应，减轻系统脆弱性。
全球挑战需要全球应对。各国需要采取行动，重建政策空间，推进经济改革，提高抵御危机能力，改善中期增长前景。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扩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收益，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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