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棋局下的柏林墙

从东西方「冷战」前哨的角度看，柏林墙带来许多麻烦，但至少让直接的冲突越来越少，这正是西方盟国的政客们最初消极对待柏林墙的原因

1989 年 11 月 12 日 ,民众站上柏林墙庆祝，大批民众穿过拆除的柏林墙涌入西柏林。

Photograph by Lionel Cironneau/AP

「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柏林墙的两边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柏林城，尽管满目都是战争废墟，却已被隔成两半。」

这段话出自英国作家勒卡雷的著名小说《柏林谍影》，可以说是对柏林墙高度凝练的概括，蕴涵着这座城市战后地缘政治地位的灰诡奇谲，以及一国之民冰火两重天的离合悲欢。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这个丑陋的怪物被热爱自由的人类轰然推倒。今年是柏林墙倒塌 30 周年，明年 10 月是两德统一 30 周年。回望这个曾经给世界带来过惊悸目光的城市，重新回到柏林墙这面让无数德国人回忆起苦难、匮乏、奴役、囚禁、恐惧的象征物面前，对于今天的人类依然意义重大。

从雅尔塔到东西柏林

1941 年 11 月 21 日，德军距莫斯科只有 65 公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拍电报告知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斯大林试图战后将德国分解成若干小国。这一想法最初获得丘吉尔原则性认同，至迟也在 1943 年获得罗斯福方向性赞同，只是对具体方案，几方各有分歧。为此，直到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尤其是后来的波茨坦会议，如何分解德国问题才有了最终定局。以英美法苏四国共同占领、领土割让以及赔偿为主旨的「德国问题」，在盟国间基本达成共识。

随着战事推进，雅尔塔协定达成时的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东西方联盟的裂缝越来越清晰，苏联在东线推进的速度，使谁来占领柏林这一具有全局性国际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更加凸显。然而，美国方面却在此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草率——这种草率在未来给他人带来诸多苦难。

1945 年 3 月 31 日，斯大林收到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英美正向莱比锡进军，他们对柏林没有兴趣，希望双方军队能够提高协调性。斯大林觉得这简直是个极度拙劣的谎言，而这竟然是真的，不但是真的——艾森豪威尔确实不愿意去攻克柏林，他要的是军事胜利，而不是政治胜利。此举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的支持和罗斯福的默许。只有丘吉尔跌足长叹，他在「二战」回忆录里写道，「在美国人的思想里对获得领土这一类的事情至少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当周围有狼的时候，牧羊人就必须保护他的羊群，即使他自己并不喜欢羊肉。」美国方面之所以会放弃柏林，除了艾森豪威尔的军人思维，更因为美国希望苏联早日出兵太平洋战局。因为有之前雅尔塔协定中议定东部归苏联管辖的前约，他们尚未如丘吉尔那样明确意识到战时联盟一俟战事结束即告瓦解，而且斯大林自己就想出兵远东，根本不需要用柏林去换取。只有丘吉尔，对柏林在东西方对峙中不可替代之战略性地位有着深刻洞察。

1945 年 5 月 2 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6 月 5 日，四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并且发布声明。声明将德国分成四个部分：东区由苏联管辖，西北区由英国管辖，西南区由美国管辖，从英美原占领区中拨出来合并而成的西区则由法国管辖，「大柏林」区由四国共同占领。这一占领和管制计划从 7 月开始实施，不久后召开的美英苏三国波茨坦会议，又通过了管制时期的对德政治经济原则，四国分区占领德国状态开始正式形成。

从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柏林被包围在苏联控制的东德中，英美法三国在柏林的管辖区域西柏林是西德的一块飞地。因此，「二战」结束后，当苏联和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开始尖锐对峙时，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东德 (很长时间西方都不承认东德是一个国家) 以及苏联本身就对柏林进行各方面的打击，让西方世界头疼不已。

赫鲁晓夫有句粗俗的名言，指出柏林在西方世界中既重要又脆弱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柏林就是西方国家的睾丸，每次我想让他们尖叫，捏一下就好了。」「二战」结束时，苏联在盟国中付出代价最大，牺牲最严重，也在反纳粹德国过程中贡献最大，因此，它在战后重建世界过程中有着巨大发言权。还有一个重要的局面也有利于苏联——罗斯福已于当年 4 月去世，接替他的杜鲁门对之前复杂的政治事务尤其是外交不熟悉；丘吉尔在「二战」胜利前夕的连任选举中失败，继任的艾德礼首相既无惊人的才智，也与杜鲁门一样不熟悉之前的政治事务；只有斯大林还健在，并且强有力地控制着这个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

战争刚结束，政府人事更换使得英美对于自己要什么还远不够清晰——虽然他们模糊地知道要重建欧洲的传统均势格局，同时抵御苏联。但他们并没有即刻实现这一目标的实力，英国已经衰弱不堪，法国尚未扶上墙，美国则远在大西洋彼岸，个个力不从心，只有斯大林清楚自己要什么。

斯大林误以为自己终将全面控制德国——柏林被包围在苏占区内，美英法的割据只是暂时的，即便美国有了原子弹，他也并不因此丧失信心。然而，他的计划被自己的军队彻底毁了。在苏占区，苏联军队不但肆无忌惮地拆走各种设施、敲诈勒索，还肆无忌惮地对德国女性施暴——在 1945 年至 1947 年间，大约 200 万德国女性遭到了苏联军人的强奸。德国人望风西逃，一有机会就逃向西德。从 1945 年到 1961 年 8 月 13 日之前，10 万平方公里、1800 万人口的东德，流失了 300 多万人——这正是后来建筑柏林墙的直接起因。

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铁幕演说，通常被视为「冷战」开始的标志，虽然事实上「冷战」开始得更早。随着意识形态冲突的加剧，美国开始调整自身在欧洲的角色。自德黑兰会议以来，罗斯福一直声称战后在欧洲驻军不超过两年的想法，也不再是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思路。为了继续阻挠苏联西扩和南侵，美国不但不会在欧洲撤军，还会大力扶持西德和欧洲。在乔治·凯南等人的鼓动下，1947 年 7 月，以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命名的「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应运而生，这距离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讲才一年零四个月。

马歇尔计划原本包括东欧诸国，主旨是进行政治改革，遭到苏联为首的东欧拒绝。这项计划整整持续了四个财政年，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多形式的各种援助共计 130 亿美元。经济上，除了德国，西欧各国在其结束时经济均已恢复到战前水准，成为此后欧洲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政治上，英美说服法国将德国法占区与德国英美占区合并为西德，使之成为「冷战」中的前哨。

通往柏林墙的三次危机

「冷战」期间的第一次危机就是封锁柏林事件。1948 年上半年，美英提出以西德为中心复兴欧洲计划的所谓「伦敦建议」，6 月 18 日，美英法三国宣布西占区实行新货币改革，6 月 21 日开始发行有「B」记号的西德马克，按一定比率替换西柏林居民手中旧的帝国马克。币制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如英国历史学者泰勒在《柏林墙》中所言，「就像变魔术一样，使用新德国马克的第一天，商店里面就有货物出售了。1949 年，德国西部区域的工业产值增长 24%，1950 年上半年，工业产值增加 12%；年平均增长率也提升到 15%」。此举遭到苏联反对，东区如法炮制，发行有「D」记号的东德马克。6 月 24 日，苏联全面切断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与物流，只保留从西德往柏林三条空中走廊通道，试图困死西柏林。

面对苏联此举，美国向柏林 250 万居民空投粮食及各种日用品，一年间飞行 277728 架次飞机，完成了 211 万吨货物的空运，同时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焦煤及电力等实行反封锁。1949 年 5 月 12 日，经美英法批准，西德颁布新宪法，同时公布占领法，政府开始正常运转。苏联在未能实现困杀西柏林之际，自身也受损，于是撤销封锁——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11 天后的 5 月 23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定都波恩。同年 9 月，特奥多尔·豪斯当选为第一任总统，阿登纳当选为首任总理。

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西方阵营还于 1949 年成立了「北约」，在 1955 年西德加入之后，苏联成立了包括东德、波兰等所有八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华约」。1949 年 1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定都柏林。前德共元老皮克担任首任总统，前社民党主席格罗提渥任临时总理，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手中。乌布利希最得力的统治工具，就是统一社会党的安全事务部门成立的国家安全部，即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斯塔西。直到 1989 年东德崩溃，斯塔西的主要工作就是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成为东德人民长期的噩梦。

1949 年 8 月 29 日，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苏联和乌布利希一时间信心爆棚。在 30 万苏联占领军和乌布利希统一社会党的统治下，东德大踏步地走向军国主义。他们希望西德倒下，只是没有立刻发动战争的计划。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冷战」的紧张程度在加剧，但柏林人反倒增加了安全感。或许这是核平衡的意外结果——如果注定了大家会同归于尽，那就干脆不操心了。

1952 年 5 月 26 日，东西柏林的边界关闭；同一天，西德与美英法三国签订《波恩条约》，规定三国占领结束，但军队仍然留在德国境内，以实现欧洲防务，德国需要为盟军提供兵源。至此，在东方阵营的强大压力下，西方阵营为了确保有效抗苏，不得不迅速把德国重新武装起来。与此同时，苏联也在加紧控制东欧，东德除了继续内部大清洗，对两德边界地区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比如，在柏林的东西部边界区域驻扎守卫，以阻止东西德人互访互动，八年来，柏林第一次出现了有防御工事的边界。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短暂松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过东德、捷克、匈牙利、波兰的反苏运动，但都被赫鲁晓夫镇压。这些反苏运动虽然都失败了，却也表明东方阵营并没有那么固若金汤。东德人的逃亡在进一步加速，1953 年当年出走的人数近 40 万之多。

苏联继氢弹试验成功两年后，人造卫星被送进太空，令赫鲁晓夫飘飘然。1958 年 11 月 27 日，苏联向英美法发出照会，要求三国在六个月内从西柏林撤军，否则，苏联会将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权移交给东德——这实际上等于赋予乌布利希发动战争的权力。英美法三国表示，将不惜武力维持西柏林驻军。这就是第二次柏林危机。1959 年 1 月，英国首相麦克米兰沉不住气，率先出访苏联，答应进行高层会谈，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撤回最后期限的台阶。随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也表示同意召开四国首脑会谈。赫鲁晓夫挽回了面子，最后通牒不了了之。第二次柏林危机解除。

1961 年 6 月 3 日到 4 日，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赫鲁晓夫炒冷饭，重提 1958 年照会，遭到肯尼迪强硬拒绝。不久，苏联宣布增加三分之一军费，肯尼迪针锋相对，立刻要求国会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警编制。美苏关系的继续降温，形成第三次柏林危机。

眼看它高墙起

作为战败国半个国家的东德，被强加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本身已经令人无法忍受，遑论亡国奴身份所产生的羞辱感，进一步激发了东德人逃离的欲望。可以说，只要苏联还控制着德国哪里，哪里的德国人就会有强烈的逃亡欲望。泰勒在《柏林墙》里提供的几组数据特别说明问题：

「1947 年，仅仅图林根州就拘押了大约 1.65 万名『非法』越境者。尽管大多数人并非真地想要离开，或许他们只是想尝试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自由行动，因为在 1945 年前，他们可以随意穿越边界。三年后，到西德永久定居成为很多非法穿越边境者的目标。1950 年，197788 名东德人前往西德。1951 年 165648 人，1952 年 182393 人，1953 年将近 40 万人，1954 年不到 20 万，1955 年到 1957 年年均 25 万人。东德成立 12 年间，总共失去了 300 多万，相当于六分之一的人口。」

1961 年 6 月第三次柏林危机之后，东德人口流失骤然加速，仅 8 月的一个周末，两天就有 3268 人越境。8 月的前 7 天中，近万人离开东德。如泰勒所预计，「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年，将会有 50 万左右的『逃亡者』，而这个数字甚至高于 1953 年那个紧张之年流失的人口数量。」

面对令人沮丧的逃亡潮，乌布利希、昂纳克早已准备封锁柏林的边界，但赫鲁晓夫一直在犹豫，他不肯将封锁柏林这么重要的实际掌控权都放在乌布利希手里。直到 1961 年 7 月 6 日，形势已经让赫鲁晓夫没有多少犹豫的时间了，才让苏联驻东德大使波伏金转告乌布利希，他同意封锁。

1961 年 8 月 13 日凌晨，趁着城市已经休息，昂纳克指挥的代号为「玫瑰」的行动开始。当天，西柏林的边界被完全封锁，东德边防警察和工人破坏道路使车辆无法通行，15 日起沿东西柏林分界线在东柏林境内筑起柏林墙，并安装带刺铁丝网。安装铁丝网时稍向内侧，以确保不侵犯西德领土。17 日后，东德政府开始增加混凝土构件，其间，边防警察和工人组成的战斗队授命射击任何企图跨境穿越者。最后安装围栏、雷区和其他障碍，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无人区，一目了然便可发现逃亡者。

这就是包括《柏林谍影》在内的许多影视中都出现过的柏林墙区。柏林墙一共修筑了近 200 公里，其中柏林西侧外围 156 公里，柏林市区 43 公里。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必须办理入境手续，经边境站查验主导可入境。

柏林墙刚开始修筑的时候，美英法的反应并不强烈，因此，让柏林人感到失望的是，事发当时，美英法三国的态度是迟滞而消极的。肯尼迪总统的第一反应甚至还有点松了口气——「虽然不是什么好方法，但墙总比战争好」。盟国在柏林墙沿线进行军事巡逻是在 20 小时以后，抗议书则要到 40 小时候才递交，至于提出外交照会抗议则要整整三天以后了。

东西德直接对峙问题看来已经暂时雪藏，即使 10 月 22 日至 27 日期间美苏双方爆发的「查理检查站」坦克对峙事件，也只是一个戏剧性插曲，看似剑拔弩张，实则不会有真正的后果，用泰勒引用一位柏林人的话说，「在 8 月 13 日他们分裂这个城市的时候以及把你们的过境点减少到一个的时候，你们都没有行动起来，现在你们还在坚持什么呢？」

从东西方「冷战」前哨的角度看，柏林墙带来许多麻烦，但至少让直接的冲突越来越少，这正是西方盟国的政客们最初消极对待柏林墙的原因。刻薄地说，他们的私心或许都想建一堵墙——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会承认，为了恢复欧洲的均势传统，美英法都希望德国永不统一，永葆分裂状态，这更容易让欧洲和平。

至于 1963 年肯尼迪著名的西柏林演讲「我是一个柏林人」，毋庸置疑对西德人起到了支持和鼓舞的作用，但之前他不也说过「墙总比战争好」吗？而赫鲁晓夫在 1948 年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时，与他儿子谢尔盖谈话时就曾说过，「没有人会为了柏林发动一场战争」，可见他对对手的心理十分了解。

从西方盟国的利益来说，柏林墙除了大量减少了正面摩擦的大小事件让双方更安全，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当时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所说的，「柏林墙当然不应该成为欧洲永久的特色景观。我认为，从苏联的利益角度，任何意义上，他们都不会认为应该留下这座共产主义失败的纪念碑。」柏林墙对西方盟国一般而言，除了丧失控制权所产生的主权受损隐喻之外，其他的也只是外交上没面子 (比如美国方面拒不接受东德方面要求的证件检查当然是对的，这是一种原则的宣示，但英国人却不会直接拒绝，而是掏出证件晃一下，东德人也不刻意刁难他们就放行了，这样双方都有面子)。这正是查理检查站坦克事件对峙爆发时美苏双方的心理状况。

作为一个灾难性存在，柏林墙永远不是指向盟国人员，而是德国人自己。在一天之间，柏林的许多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恋人、朋友如幽明两隔般无法再见，这是无数个残酷、令人心碎的故事组成的阴冷画卷。在柏林墙存在的 28 年里，发生了无数为了爱和自由而奋不顾身逃亡的故事，许多人因此被虐杀于逃亡途中。东德的《开枪射击令》使得直接翻墙的逃亡方式变得最为危险，逃亡者的死亡率也最高，因此除了冒着被射杀危险的翻墙，大量东德和东柏林人想尽各种办法，包括最初的办假证件、挖地道、游泳、钻下水道、制作并驾驶热气球、开车闯关、驾驶飞机，以及通过专门的学生营救组织协助。

最关心墙内同胞的自然还是德国人自己。值得特别记下一笔的是，柏林墙存在的 1963 年至 1989 年间，西德政府花费了 34 亿马克 (有人认为实际数字高达 80 亿)，从东德监狱赎买了 33755 名政治犯、良心犯；赎金有现金、转账和货物 (比如玉米、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转账的款项打入总书记昂纳克和斯塔西首脑米尔克的账户。当时西德负责这一项目的律师和政治家瑞林格尔 (Ludwig A. Rehlinger) 曾于 2011 年出版了回忆录《赎身：1963 年–1989 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详细叙述了整个过程。

「柏林墙建立后，共有 5043 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 人被逮捕，239 人死亡，260 人受伤。其中死亡人数存在一定争议。查理检查站博物馆负责人希尔德布兰特称，死亡人数多于 200 人，波茨坦的当代历史研究中心 (ZZF) 已确认 136 起死亡，先前的官方统计为 96 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