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几何
移民几何
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
Van Linh Nguyen left Vietnam for a construction job in Japan.
Photograph by Keith Bedford
日本接受移民的大门悄然打开
墨西哥人在美国的鸡肉加工厂里工作，印度人在杜拜的建筑工地上流着汗，菲律宾的保姆照顾着马来西亚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都是全球外来工人中的成员——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估计，这样的外来工人全球共有 1.64 亿。他们的工作通常很辛苦，有时甚至很危险，但这些工人汇回家的钱 (联合国数据显示 2017 年的金额为 4800 亿美元) 令他们值得去冒险。历史学家哈哈莫维奇 (Cindy Hahamovitch) 说：「劳工输出国的贫困是这一现象的根源。」哈哈莫维奇在 2011 年出版了一本有关移民劳工计划的书，书名为《无人之地》(No Man’s Land)。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抵制移民，但在今年 4 月正式开始向未受专门训练的外国工人发放临时签证。日本政客们多年来坚持认为，可以通过雇用更多的妇女、延迟退休年龄和使用更多的机械人来解决该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如今他们意识到，仅靠这些措施是不足够的。预计日本不断老龄化的劳动力将在未来 25 年内减少 23%，在建筑和护理等行业，职位空缺数目已是应征者的 3 倍以上。
根据新的计划，日本将在未来五年内向多达 34.5 万名低技术工人授予五年居留许可。与日本的需求相比，这个数目似乎是九牛一毛，但在永久居留权构建之路上，其意义超出了数学范畴。过去五年，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近 200 万。许多人通过学生签证而来，或以一项技术培训生计划的名义入境。这个培训生计划表面上是为了向海外提供发展援助，但这成了一个后门，让日本得以通过短期签证引进数十万名低薪工人，却又不必承认他们的移民身份。
培训生计划的批评者说，它很容易被黑心公司滥用。9 月份，三名越南培训生起诉雇主，指控雇主没有告知他们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城镇运输泥土的工作可能使他们受到辐射影响。
为了安抚保守的选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辩称，该签证计划「不是一项移民政策」，因为外国工人不会永久留在日本。而较少被宣传的一点是，这项法规将允许一些工人无限期延长签证，并在他们可以通过语言和技能测试的前提下最终定居日本。
相关政策的细节含糊不清，但是，将永久居住权的大门打开哪怕是最狭窄的一条缝——针对木匠和焊工，而不再只是银行家和软件工程师，那也代表着根本的变化。日本内阁五个省厅和至少 14 个下属部门的官员们仍在制订这项政策的细节。直至 8 月底，日本入国管理局 (Immigration Services Agency) 只批准 205 个新签证，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给予已身在日本之人。职业介绍公司 Global Power 的负责人 Kouichi Takeuchi 表示，一开始的批准进度缓慢应归咎于各种繁复手续，而非源于蓄意阻挠。他说：「有海量的文书工作要做。」
阮万灵 (Van Linh Nguyen) 来自越南，在日本从事建筑业工作
东京北部埼玉县的 KI-Star 房地产公司曾经将建筑业工作外判，但劳动力短缺使外判工人的价格过于高昂。2013 年，这家开发商开始从越南引进木匠，那里的劳动力便宜得多。
来自河内的工具维修师阮万灵是 KIStar 引进的第一位员工。32 岁的他现在管理着 46 名越南工人。KI-Star 建筑业务负责人 Mamoru Sonobe 说：「我希望他加入管理层。」
考虑到现在日本将永久居留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上述想法似乎变得更合理。阮万灵有了可以让他未来五年在该国工作的签证。也许以后他可以将其转换成可以定居日本的凭证。
Nguyen
Photograph by Shiho Fukada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河内的一间职业学校，学习如何修理工具。后来老师介绍我到一家修理厂工作。我在店里一个小阁楼里睡觉。这份工作我努力做了大约两年，但当我要求加薪时，老板不理我。我开始感到不安。
我对日本一无所知。但朋友曾在富士山附近的一个小镇为日本汽车生产商铃木 (Suzuki) 工作。他说他一个月能赚 13 万日元 (约 1200 美元)，是我当时工资的 10 倍以上。朋友告诉我，如果我想在国外工作，那会有很多选择。可以去台湾或南韩，但日本的工资是最高的。
我在一个促进国际交流的临时工介绍机构提出了申请。为了上日语课，我付了 150 万日元 (约 1.38 万美元) 给他们，然后就来了日本。这笔钱是我从亲戚们和银行那里借来的，是我们这个家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花了我两年的时间才还清。
当我加入 KI-Star 时，我真的很害怕。我孤身一人，周围只有日本人。我几乎听不懂也不会说日语。但是我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对我很好。
我从学习如何阅读工程图纸开始，并会将所有单词翻译成越南语，将其记在笔记本中，然后记住它们。在办公室学习了大约五个月之后，我开始在工地现场工作。人们必须向我展示一切。现在，除了具体工作，我基本上可以完成建造房屋的所有工作。目前为止，我已经建造了 50 间房屋。
我们有一个客户是越南工程师，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起初我不知道我们要为一个越南人盖房子，然后我经过工作现场，发现了买家是谁。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那样。
社长总是说，「继续吧，我们希望你成为永久居民并留在公司。」我 80% 的想法是希望留在日本。这里很舒适及方便。有医院及便利店，路上很安全，没有犯罪活动。
加拿大移民评分制
去年，加拿大接纳了约 32.1 万名移民，创下 1913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近 60% 属于经济移民。
加拿大并不总是选择性接纳移民的。安大略省伦敦的韦仕敦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班加斯 (Stephanie Bangarth) 说，在战后数十年不受限制地接收欧洲移民之后，人们开始担心新来的移民对经济没有贡献。1967 年，政府开始推行评分制度，根据年龄、语言能力和技能等标准对希望移民加拿大的人打分。尽管打分准则经过多次修改，但框架大体上一直保留下来。
像许多发达经济体一样，加拿大也面临着生育率低迷和婴儿潮一代不断退休的前景。加拿大咨议局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 表示，如果完全停止接收移民，从 2026 年开始，加拿大劳动力每年可能会减少 10 万人。在这个规模达 1.7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如今已经有超过 58 万个职位空缺一直悬空。
在询问了雇主的意见后，加拿大政府在 2015 年修改评分制度，增加一个名为「特快入境 (Express Entry)」的快速信道。候选人需要填写一份简短的网上问卷，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最低要求。如果符合，他们将需填写一份详细的个人数据，个人数据会产生一个分数，以便在申请人数据库中进行排名。
每两周左右，政府就会披露申请人数据库中有多少人会收到居留的邀请。被邀请者有 60 天的时间来提交证明文档，这些文档将在大约六个月内得到处理。
去年，17% 的受邀候选人曾从事软件工程师、IT 分析师或程序员工作。几乎一半受邀者来自印度，接下来最大的群体分别来自中国和尼日尔利亚 (Nigeria)。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行评分制度之前，被接纳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加拿大的方法并不完美。因为该国专业协会不承认其资格导致一些医生和工程师无法工作的故事多不胜数。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魁北克省 (Quebec) 自行进行甄选进程，最近减少了移民人数目标。同时，一些农村地区很难吸引到移民。
尽管如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表示，加拿大的做法「被广泛视为成功进行移民管理的榜样」。澳洲和新西兰拥有自己的评分系统。由美国阿肯色州 (Arkansas) 共和党参议员科顿 (Tom Cotton) 和佐治亚州的珀杜 (David Perdue) 共同发起的一项法案将在美国推行这一做法。
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贝兰德 (Daniel Béland) 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该制度使移民问题不再那么容易引起争执。他说：「经济移民得到强而有力的支持，大家都认为这对整个国家在人口和经济上都至关重要。争论更多的是移民数量以及如何调整评分制度。」
安萨里 (Osman Ansari) 从巴基斯坦移民至加拿大的四年后，获得永久居留权
安萨里在多伦多的金融科技公司 Koho Financial 担任计划经理。这位 30 岁的年轻人于 2015 年从巴基斯坦海边城市卡拉奇 (Karachi) 来到加拿大读书。他说，获得永久居留权经历了一条「坎坷之路」。流程本来只需要 6 个月，但他花了 11 个月，原因是他要证明自己能养活自己。申请居留权时他并未在 Koho 工作，且在多伦多没有亲人。
现在，他可以永远留在加拿大，他希望自己最终能担任商业策略师，以帮助高科技公司发展。
Ansari
Photograph by Mark Sommerfeld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我来自巴基斯坦，自 911 事件后我们那里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我爱巴基斯坦，这是我的祖国，但我想生活在一个让我感到安心的地方。
最初我的计划是去美国，因为我的很多家人都在美国生活。但是美国传出了很多关于移民的恐怖说法。那里的研究院费用也很昂贵。我开始研究最适合自己的移民国家和工作前景，最后加拿大脱颖而出了。
我获得一个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MBA) 录取，我申请了留学许可，大约两个月就获批。我搬到多伦多。我仍然记得确切的时间和日期：我的飞机在下午 5 时 7 分降落，那天是 2015 年 8 月 30 日。
一个月之内，我就爱上这个城市。我爱学校，我爱在那里遇到的人。我来自一个主要是沙漠的城市，所以温度的变化 (从摄氏 40 度至摄氏零下 40 度) 让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
我于 2017 年毕业，并获得三年工作许可。刚开始我在一家科技创业公司工作，但由于融资问题，我被裁员了。在 2018 年全年，我一直在求职、面试、在咖啡店交际。那时我从事了一份最低工资工作。这里有很多从加拿大学校毕业的人，他们一生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然后市场突然也向移民开放了，必然会有激烈的竞争。
我在 2018 年 9 月申请永久居留权。提交申请后，你并不能 100% 掌握进度。我于 2019 年 8 月获批。我坐在那里盯着电邮看了 10 分钟，因为我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那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人们付出努力后得到回报的感觉。
比起其他地方，我在加拿大得到了更多经历。这里告诉我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你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做自己想做的那种事，没有人会打扰你。我余生都会选择留在加拿大。
委内瑞拉的流亡者
为摆脱饥荒和暴力，近年来已有逾 400 万委内瑞拉人逃离他们的祖国。这支出逃大军每天都会添加 5000 人，按照这速度，其人数将超过叙利亚内战制造的 630 万难民数量。
委内瑞拉邻国的政府代表多次举行会议，着手解决移民大量涌入的问题。移民大量涌入已导致资源紧张并加剧南美洲地区的紧张局势。近年来，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欠佳。目前为止，南美洲各国尚未就协调行动达成一致协议，取而代之的是各自采取措施加强移民数目控制。「我们看到，各国政府争相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控制移民入境，以便将这个烫手山芋转移给其他国家，」关注人权问题的研究组织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的委内瑞拉问题专家拉姆齐 (Geoff Ramsey) 表示。
与委内瑞拉有大约 2253 公里共同边界线的哥伦比亚在这场难民危机中遭受最大的冲击，该国共接收 160 万名委内瑞拉移民，其数量占哥伦比亚总人口的 3% 左右，而 5 年前哥伦比亚几乎没有委内瑞拉移民。
哥伦比亚政府估计，为照顾这些移民，已支付了 15 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5%。由世界银行 (World Bank)、联合国和伊斯兰开发银行 (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共同创建的难民救助基金 4 月份通过了给哥伦比亚 3150 万美元拨款。同时，国际救助机构已经承诺提供 3.4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为哥伦比亚和其他地区的委内瑞拉移民解决燃眉之急。不过，这些救助与国际社会承诺提供给叙利亚难民的救助比较起来，就显得相形见绌。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在叙利亚难民危机的首 5 年，各国和国际多边组织承诺提供逾 230 亿美元援助，以帮助那些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
大约 60 万名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获得政府许可，可以在当地工作并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但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的分析师博 尔特 (Jessica Bolter) 表示，哥伦比亚政府去年 12 月基本停止发放许可。所以，大部份住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都是没有身份证。
许多人去当临时工。过千人为 Rappi 公司当速递员。该公司是一间开发一款物流应用程序 (app) 的初创企业，其总部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Bogota)。互联企信集团 (Teleperformance) 的哥伦比亚业务负责人辛卡皮 (Juan Carlos Hincapie) 称，该公司在哥伦比亚雇用大约 1000 名委内瑞拉合约工人。互联企信集团的总部位于巴黎，主要经营客户服务中心和其他客户关系服务业务。辛卡皮称，在哥伦比亚，从来没有人反对与带有委内瑞拉口音的人打交道。「我们一直都是兄弟国家。」
委内瑞拉人传统上将哥伦比亚视为一个贫穷、充满暴力的国家，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有工作技能和足够财富的难民仍试图逃到别的地方去。但对其他人而言，这里如今就是他们的家。
苏亚雷斯 (Nohemí Suárez) 逃离委内瑞拉，现居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苏亚雷斯是来自委内瑞拉莫纳加斯州 (Monagas) 的移民，她从 2017 年开始就一直住在哥伦比亚。她在石油行业工作。
在波哥大，29 岁的她在餐厅当侍应并为 Rappi 公司送速递。她最近刚更新了她的许可证，以便在哥伦比亚住至 2021 年。
Suárez
Photograph by Andrea Hernández Briceño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我从早上 7 点至下午 4 点一直在餐厅当侍应，然后到罗萨莱斯区工作，直到晚上 10 点才离开。餐厅的工作是周一到周六，周日则是隔一个星期上班。我每天都为 Rappi 公司工作，我认为在罗萨莱斯区的大部份 Rappi 员工都是委内瑞拉人。
当我看到我们一家人吃不起早餐、午餐和晚餐时，我决定离开委内瑞拉。我把钱寄回家给我妈妈。我移民的目标是要寄钱帮助在委内瑞拉的家人——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吃得好，反而是担心家人正在挨饿。
在委内瑞拉时，大约是在 2013 年或 2014 年，我就开始觉得局势不再正常。没有大米，商店的货架越来越空。后来现金开始短缺——你去银行提款，银行却没有现金。
我的朋友大部份都走了。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通过 WhatsApp 联系。每个人都说一旦委内瑞拉局势稳定了，就会回国。没人想留在这儿，即使他们过得不错。每个人都思念祖国。
我是在委内瑞拉已故前总统查韦斯 (Hugo Chávez) 的统治下长大的。妈妈是查韦斯主义的坚定追随者。当我开始对政治有了不同观点时，她很生气。但我想说，在查韦斯领导下，情况不会像现在这样。也许这是我无知的说法，但我相信如果查韦斯还活着，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当他死的时候，一切就开始崩溃。
我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失去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随着时间的洗礼，我也失去了我的青春。我很想继续在我的专业领域上工作，有自己的居所和家人，在我的祖国过着稳定的生活。
我不再是过去的苏亚雷斯——那个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和同事出去聚会的苏亚雷斯。我在这里的生活已经变得枯燥单调。我没有任何的社交生活，因为放假时我只想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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