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新货币主义
中央银行：新货币主义
如何让经济政策适应低通胀的世界
货币政策史就是一部时断时续的革命史。在整个 19 世纪，在金本位制的约束下，美国的物价仅上涨了 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又可以兑换成黄金。1971 年，这一体系被美国放弃而崩溃。它的崩盘迎来了法定货币时代，随即出现了 1970 年代的通货膨胀。这一灾难以及同时期经济学家的思想发展——他们意识到了可靠的制度的重要性——带来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致力于「灵活地」制定通胀目标，这意味着在出现危机时，它们可以优先解决失业问题。
今天，通货膨胀不足加上极低的利率正在引发另一种反思。美联储将在 2020 年汇报对自身目标和工具的评议。欧洲央行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对抗欧元区的低通胀。同时，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质疑米尔顿·弗里德曼在 1963 年提出的「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名言。十年来低于目标的通货膨胀表明「以前被视为公理的东西实际上是错误的，」哈佛大学的拉里·萨默斯和安娜·斯坦斯伯里 (Anna Stansbury) 表示，「央行并不总能通过货币政策来设定通胀率。」
央行也已经变得更加政治化。能让特朗普总统与左翼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统一战线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想法之一，就是美联储应该停止担心通胀并力图经济增长。特朗普称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为「敌人」，因为在美国对华贸易战期间，鲍威尔未能按照他的意思大幅降息。而在欧洲，欧洲央行因其负利率政策而面临德国民众强烈的敌对情绪。
在左翼阵营里，像「现代货币理论」(MMT) 之类的古怪的思想流派影响了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一些人。这种理论大致是说，只要通胀得到控制，政府就可以随意借贷，而财政政策应该控制经济周期。
这种环境带来了风险。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份对通货膨胀历史的研究，警告说高通胀时期往往伴随货币政策体制间的过渡而出现，比如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没有人应该欢迎由民粹主义者领导的央行改革。假设对低通胀的预期会永恒不变或者可以利用将是一个错误，无论是为了刺激增长还是支持更多的政府开支。过度刺激终将导致经济过热。低通胀的环境并不能像在阿根廷和土耳其发生的那样，成为破除防止货币贬值的制度的理由。
然而，需要实施改革以实现三个目标。首先，央行必须改善它们应对衰退的方式。其次，尽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平坦而不确定，它们必须找到引导经济的方法。第三，如果经济疲软、通胀下降而利率无法进一步下调，则财政政策必须用作最后的刺激手段。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需求，但是目前纳入考量的改革大多缺乏野心。
实际一点
我们逐一来看这些目标。首先，应对衰退。几十年来，当名义利率无法再下降时，经济学家有一个针对货币政策的处方：通过承诺将来会出现更多通胀来降低实际利率。至少不应让通胀预期下滑。为此，美联储可能会很快致力于将目标通胀率定为在整个经济周期内平均 (而不是在任何时间点上) 2%。在繁荣时期，通胀率将被允许略高过 2%。在低迷时期，这应该会提振经济前景。
一种更有效的改革是为价格水平制定长远路径，而不是设定同比通胀目标。如果价格偏离正常轨道，决策者就得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在整个 2010 年代里在决策上持续的怯懦绝不能重演。经过长期的低迷和通货紧缩，央行将不得不努力寻找经济能力的极限。
但这对第二个目标没有任何帮助：使央行免于考虑通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为了确定价格目标，它们仍然必须判断通胀变化的源头到底是劳动力市场还是供应方因素，如技术变革或在跨境供应链中回荡的全球冲击。更糟糕的是，它们将失去忽略暂时性扭曲的灵活性。诸如关税或油价上涨等导致通胀上升、增长下降的现象可能会迫使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来让价格恢复正常，即使经济遭受重创。
它们最好对自己无法理解的经济关系置之不理，并把目标设定为一个更简单的单一变量——名义 GDP 水平，粗略来说就是产出加通胀。这样的目标同时涵盖了央行两大根本目标：稳定的通胀和健康的经济。这会用一个更好的、隐含的检验来代替它们对菲利普斯曲线的错误判断：只有当增长和通胀同时上升——表示国内经济过热而不是出现供应冲击——才需要变得鹰派。再不用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微调了。
第三个目标是财政政策改革，这是最难实现的。一种想法是加强所谓的自动稳定器，例如失业救济金，以确保在经济低迷时期能够实施小小的财政刺激。当失业率充分上升时，政府可以提前立法，比如削减工资税。这没什么坏处。但完全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火力，采用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并不足以弥补。如果不知道身处何种经济环境，要调校出足够的适用的财政刺激措施太难了。
除了加强自动稳定器外，政府还应该找到一种方法，给予央行一定的余地来自主采取财政行动。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 (Blackrock) 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作者包括美联储前副主席斯坦利·菲舍尔 (Stanley Fischer) 等人。论文称央行应该拥有「常设的紧急财政便利」。其想法是，在严重的低迷时期，央行将被授权创造货币来为新的支出或减税筹集资金。
技术官僚们无法轻易地监督财政刺激措施。货币政策与修建桥梁或设定所得税无关。有些人说，低利率的再分配效应通过提高资产价格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哪怕央行并不决定社会资源该如何使用，这一点引发的争议已经够多了。因此，政客们需要事先就央行采用的财政工具的结构达成共识。一个简单的选择是向公众统一派钱，每个成年人都会获得等额的新创货币。央行的角色将一如既往：调整刺激计划的规模，并可靠承诺刺激不会过度。
认为这些改革会迅速发生是一厢情愿，尤其因为它们需要将更多权力交给技术官僚。货币政策的角色受到法律限制是有其充分的原因的。它在欧洲是由条约规定的。为变革创造政治动力可能需要一轮衰退。但是，经济政策迟早都要适应当今低通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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