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复养背后的金融难题

2019-12-02 原文 #Nei.st 的其它文章

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分担风险的模式有待完善,生猪保险产品亟待创新,补贴及贷款优惠等金融支持政策尚难惠及中小养猪场及散户

家住山东临沂市临沭县的养猪户陈烈 (化名),从今年 6 月开始,日子变得难过了起来。压垮他的,并不是去年遭遇非洲猪瘟后猪场在三天内被清空,而是在随后复产过程中资金链的断裂。

养了 20 多年猪的陈烈,去年 8 月手里有 350 头能繁母猪,年出栏在 7000 头以上,是临沭县排名前五的养猪户。直到去年 9 月,非洲猪瘟蔓延,陈烈发现自己的猪开始「中奖」,意识到情况紧急,他在三天内将部分活猪低价清空给了收猪人。

对于剩下卖不掉的猪,陈烈将情况汇报给了当地畜牧局,希望能被确认非洲猪瘟后获得政府的扑杀补贴。 但是,畜牧局来人采集病料病样之后,40 多天后姗姗来迟的答复却说,猪的死因是另一种常见的生猪传染病蓝耳病,而不是非洲猪瘟。同时,陈烈没有拿到正式的检测证明,仅被口头告知,这就意味着没有对应的政府扑杀补贴。

陈烈只好找保险公司要赔付。 他给猪买了死亡保险,即最普遍、最传统的中央政策性能繁母猪保险和育肥猪保险。理论上,一头能繁母猪的保额为 1000 元–1200 元,一头育肥猪的保额则在 500 元–600 元。但是 1400 头猪陈烈最终只拿到了 4 万多元的保险赔偿金。相比之下,陈烈当初为 350 头能繁母猪加上等比例出栏肥猪缴纳的保费就花了 3.7 万元。最初,保险公司为了鼓励养殖户投保,曾承诺赔偿金额将是保费的 2 倍。但这一切,都在非洲猪瘟面前落空了。

压倒陈烈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随后的银行断贷。

在将死猪清理干净之后,陈烈在去年 12 月开始养鹅,以寻找新的出路弥补损失。今年 5 月,他又开始了生猪复养,希望能够东山再起。 结果到了 6 月,陈烈在某国有银行的 35 万元贷款到期。该银行表示可以续贷,但需要把钱先还上。他便借了 20 万元的高利贷作为过桥资金,再加上卖鹅的 15 万元凑齐还给了银行。一个月过去后,银行却传来消息,称养猪的行业风险太高,无法续贷。

断贷之后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陈烈因为违约已被一家村镇银行起诉,还有另一家村镇银行和饲料厂也在追着要钱。更苦不堪言的是高利贷天天上门催债,直到 10 月 21 日「两高两部」发布新规称违法放贷及高利贷要判刑,他的日子才安静了一些。

陈烈的故事并非孤例,在全国中小养殖户中颇为典型。 跟动辄年出栏量上万头的大户相比,年出栏量只有几百上千头甚至更小的家庭养猪场,一直是中国养猪行业的主力,产量曾占到行业五成以上。但随着仔猪、种猪价格持续攀升,复产及扩产主要出现在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如陈烈这样的普通养殖户多数因缺少资金而难以回归养猪行业,行业集中度正迅速提升。

据陈烈介绍, 如今临沭县排名前十的养猪户,已经有六名被列入了失信人名单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现在养猪户面临着三大困难——疫苗、猪苗 (即刚出生的仔猪) 和资金。有效疫苗短期内难以研发出来,猪苗又特别紧缺,剩下来保障手段就是银行信贷和保险了。」一位来自广东肇庆、对当地生猪养殖情况颇为了解的退休官员表示。

今年 8 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四次聚焦支持恢复生猪生产、稳定猪肉价格,其中保险和贷款等金融政策也是举措之一。9 月 6 日,银保监会联合农业农村部下发《关于支持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在保险方面,要求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政策,提高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保额,暂时将能繁母猪保险保额从 1000 元–1200 元增加至 1500 元、育肥猪保险保额从 500 元–600 元增加至 800 元;在银行方面,提出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要银行机构对符合条件但暂时遇到困难的种猪场 (地方猪保种场)、生猪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不得盲目限贷、抽贷、断贷,并拓宽抵质押品范围、开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

随着近期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养殖户复养的积极性和热情均有所提高;但生猪补栏困难重重,猪农、猪场在复养和扩大生产的过程中缺乏资金,也担心风险。在种种问题和挑战下,金融机构如何支持生猪复养?前述金融支持政策的落地进展及效果如何?

养猪户投保不易

在非洲猪瘟风险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一些养猪户的感受是,保险公司的承保积极性并不高。

「保险公司看到养殖风险那么大,非常担心,普遍不敢给养猪场保险,可以说是顾虑重重。」前述广东肇庆退休官员称。

目前,国内农险经营主体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养殖险尤其是生猪保险业务,规模较大的险企包括人保财险、中华联合、黑龙江阳光农险、安徽国元、吉林安华、太保财险、国寿财险等。

险种方面,关于生猪的中央和地方政策性保险主要是能繁母猪保险和育肥猪保险,用于保障生猪生产过程中遭受疫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自然风险导致生猪死亡给养殖户带来的生产损失,养猪户一般将其称为死亡保险。此外,还有少量的商业性保险。

政策性保险的保费有政府补贴,理论上保险公司不能拒保;但在现实操作中,有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变相拒保的现象,尤其是对中小养殖户。

财新记者发现,在养猪行业交流平台「猪易论坛」上, 近期有全国各地的养殖户反映,保险公司有拒绝承保或要求退保的现象

比如一位江苏徐州的养殖户「迷克牛仔」发帖提到:「今天去防疫员的兽药店拿口蹄疫疫苗,通知我明天去退保。今年我地 7 月份疫情严重,死亡率 90% 以上……保险公司亏大了……如果保险公司不给办理母猪和育肥猪的保险,以后发病了,还是农户自己承担所有损失,以后更没人敢复养了。」

前述广东肇庆退休官员向财新记者指出,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承保,主要原因有:一是养殖场证照不全,主要指防疫合格证和排污证,由于这两年大搞环保,许多地方基本停发了这两类证件;二是复养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畜牧站、环保局等的许可;三是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四是规模不够。

保险公司的这些理由是否成立?一定程度上是的。一位对生猪保险颇有研究的精算师对此向财新记者表示,保险公司拒保存在多种原因,比如养殖户没有达到承保条件、没有对所有的生猪进行承保、存在骗保嫌疑等;部分地区鼓励规模养殖,因此对散户提出门槛,需要一定规模才能承保;对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的养殖场不予承保,也是保险公司落实风控的一种手段。

前述广东肇庆退休官员指出,在非洲猪瘟没有暴发之前,保险公司都在积极鼓励养殖户投保。「非洲猪瘟之前,地方养猪协会和兽医站都会主动帮保险公司揽业务;现在反过来了,都很不欢迎养殖户去投保。」

一个更为直接的表现在于保险公司的生猪保险保费收入的变化。据了解,这一数字在 2018 年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有生猪的数量不断下降、无猪可保的客观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保险公司在面临猪瘟疫情风险时的谨慎态度。

商业保险公司在开展生猪政策性保险业务时,如何平衡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这一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政策性农险产品的承保方案和费率定价由地方财政、农委等政府部门每年年初发文确定。人保财险农险部相关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各省级分公司正积极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沟通汇报,力争进一步优化完善现行生猪保险承保条件。

险企赔付压力攀升

变相拒保的背后,是保险公司在赔付方面承受着的巨大压力。

前述人保财险农险部相关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受信息不对称、养殖产业风险高、承保理赔到户工作量大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人保财险在养殖业保险尤其是生猪保险业务方面赔付压力大,赔付成本加上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高于保费收入,该险种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业务亏损状态;而再保险市场的排分难度较大,也未达到理想的分出比例。

在非洲猪瘟影响下,险企的生猪保险经营面临着更大挑战。据财新记者了解,此前生猪保险的赔付率在不同地区、不同养殖场有所区别,大概范围在 50%–60%。 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非洲猪瘟出现后,生猪保险的赔付率绝大多数已超过 100%;此外,保险成本还要再加上 20%–30%的费用率,因此做多亏多。

根据中国人保披露的 2019 年中期业绩,其农险的赔付率截至上半年末已增至 75.9%,较去年同期上升 13.1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受风雹、暴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但非洲猪瘟对赔付率的具体影响程度较难评估。

保险公司在生猪赔付上,还涉及另一个关键因素——地方政府的态度及其财政补贴力度,这使得生猪保险的赔付情况更为复杂。

「我 6 月死了一头母猪,全部按要求上传资料,至今不见保险赔付金到账。我给保险经理电话好多回,他说资料整理忙不过来,说今年全县不知死了多少头母猪,又不『报非』。」一名湖南怀化的养猪户表示。

这名养猪户提到的「报非」,是指地方政府是否将猪死亡的原因归结于非洲猪瘟。据人保财险农险部相关人士介绍,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针对非洲猪瘟疫情,政府和保险公司分别通过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来为农户分担风险,原则上政府扑杀补贴先于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在后。

但据财新记者了解,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分摊、保险公司提供补贴差额的方式,属于较为理想的情况。

现实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的补贴能力有限,同时出于稳定的考虑,不少地方存在瞒报疫情的现象,许多感染病死猪并不会被认定为非洲猪瘟,即如果地方政府不「报非」,养殖户就无法拿到扑杀补贴。

一位华东地区的农险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政策性保险只保死猪,不保活猪。理论上活猪被扑杀是由政府给养猪户提供扑杀补贴,但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一是不出检测结果;二是让已经感染上疫病的活猪等死,并不及时扑杀,等活猪变成死猪后,就让保险公司的政策性保险来赔付。

一般来说,政策性保险对死猪的赔付都能落实,只不过赔付比例有所区别,主要看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的沟通。但部分地方政府的这类行为,不仅将赔付压力转嫁给保险公司,也不利于防范疫情进一步扩散。

此外,农险领域一直存在的骗保进一步加大了赔付压力。 此前,部分养殖户抓住风控漏洞骗保,比如将砖头塞在死猪肚子里或给猪喂食安定类药物「装死」。在非洲猪瘟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更加危险的骗保,即以 100 元–200 元的低价购买疑似猪瘟的活猪——如果猪能活下去就卖猪赚钱,如果死了就赚保险赔付。

人保财险相关人士表示,受信息不对称、标的分散等因素影响,中国农业保险尤其是养殖业保险长期以来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展业难题。

目前保险公司已推广使用畜禽耳标来实现承保标的的一一对应,但传统防疫耳标在养殖过程中有一定掉标率,在复杂的养殖环境中易被污渍沾染甚至破损,导致耳标号或二维码识读困难。此外,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猪脸识别」的准确率并不高,特别是在出险后,死猪的脸会膨胀挪位,更加难以确认。目前比较有效的方式包括在猪场安装摄像头,或往猪身上打芯片,但皆因成本太高,难以普及。

针对生猪保险中存在的骗保行为,部分保险公司会选择通过一些违规手段在赔付方面进行事后风控,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正常养殖户的赔付权益。

比如, 监管部门曾经三令五申禁止农业保险封顶赔付,但陈烈就向财新记者反映,其保险公司约定的赔付上限即为保费的 3 倍,超过这一范围不予赔付 。「山东莒南县曾经发现有几个养殖户收死猪骗保,保险公司发现这个问题后也被骗怕了,又没有证据,只能列入黑名单;后来就提出一个赔付上限,不能超过保费的 3 倍,超过部分就不予赔偿。」

前述精算师对此表示,恶意骗保行为应当纳入个人征信,但目前缺少有效制约,保险公司只能在发现骗保行为之后拒保。

相关险种如何创新

从更加宏观的层面看,前述精算师认为,生猪保险本身的设计就存在漏洞。「生猪的自然死亡并不属于风险,但生猪保险却是死一头、保一头,因此投保人的骗保动机更强。」他认为,对于非洲猪瘟这类大面积死亡风险,可如同巨灾保险作为一次事故承保,生猪保险应从改变产品形态入手。银保监会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通知》,就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服务模式,保险方面主要是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把握时间窗口,持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已有不少保险公司开发了创新险种,为养殖户提供多元化风险保障。

比如,人保财险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生猪收入/收益保险等价格类保险,进一步降低了养殖户在生产过程中因为猪肉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遭遇的市场风险和生产不确定性。再如,太保财险浙江分公司联合浙商期货基于玉米和豆粕期货,创新编制了猪料期货价格指数,形成生猪饲料原料「价格保险+期货」的商业模式。只要保险期限内,成本指数出现上涨,就视为保险事故发生,可以进行赔付。

太保财险浙江分公司农险部相关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生猪饲料成本价格保险主要是运用「保险+期货」模式,向玉米、豆粕期货要效益,抵御猪周期下行「剪刀差」,帮助生猪养殖企业化解生猪饲料原料过快上涨带来的财务风险。

此外,针对生猪复养,中原农险则提出了「观察猪」保险。在生猪复养时,养殖场出于生物安全防控要求,会放置「观察猪」来检测养殖场区消毒效果,如果「观察猪」养殖失败,就意味着不仅猪没了,前期的消毒投入也付诸东流。针对这种风险,「观察猪」保险在生猪死亡出险后,将赔付养猪户前期的消毒费用,提高生猪养殖企业复养信心。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加快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为满足生猪生产所需的融资保险服务提供便利的条件和良好环境。

养猪融资探路

曾小规模尝试过的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近期悄然回归。

《通知》提出,支持具备生猪活体抵押登记、流转等条件的地区按照市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积极稳妥开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

由于一般养猪户场房用地是租借的,或为自有农业用地,不可抵押,因此目前对养猪户的银行贷款以担保贷款为主,由当地农业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单是用活猪作为抵押,风险太高,银行没办法做。如果有保险公司参与可以做,但这提高了农户的融资成本,所以最好是政府付保费的方式,政府和保险公司都参与,银行就会考虑。」一位山东当地农商行人士表示,他们和全国大部分银行一样,未敢涉足这个贷款品种。

一位股份制银行负责动产融资的人士说,一般是做可处置、可保价的动产;对于活物的动产融资,一般银行很难做到,比如生猪作为抵押的资产去哪儿登记、如何识别重复抵押,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据财新记者了解, 目前生猪活体抵押贷款基本上采用「政府补贴保费+保险公司承保+银行授信」模式,抵押物以能繁母猪和种猪为主,这两类猪属于生物性资产,经济价值比育肥猪更高,且饲养周期较长

一位全国性城商行人士介绍,该行目前正在山东做首笔活猪抵押贷款,贷款对象是一家龙头企业的一个直营种猪场,养殖规模 2 万多头;每头种猪抵押价值以 1000 元计算,保额大概是每头 1500 元;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 10 个百分点,另外享受财政贴息。

一位陕西大型养猪企业的财务主管表示,该企业最近跟一家当地农商行做的活猪抵押贷款试点,是总额 6000 万元的半年期循环贷款。与大部分活猪抵押贷款不同,该企业的抵押品是育肥猪,保额为每头 800 元,但银行对抵押猪的价值以目前每头约 4000 元的市价计算,抵押率 70%,当地市场管理局办理抵押证明,贴息后企业实付利率为 3.9%。

猪瘟当前,银行如何控制风险?前述全国性城商行人士表示:一方面抵押活猪一定要有保险;另一方面,要求养猪场有稳定的上下游供货、销货渠道,且防疫、环保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而前述陕西养猪企业财务主管则表示,银行还在养猪场装了摄像头,可远程监控。

但保险公司为生猪抵押提供保险保障的动力并不足,尤其在涉及保证保险业务时。前述华东地区农险人士表示,保险公司与银行在做抵押贷款风险共担时,银行最多承担坏账风险的 30%,其余 70% 由保险公司承担;而且由于银行首先进行风险评估,因此存在较强的逆向选择,银行拿出来的项目都是风险大的。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大上市养猪企业大刀阔斧收购养猪场、扩大规模之时,受猪瘟影响损失惨重的中小规模养猪场,却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去复养。

「贷不了款,资金没有办法落实,想复养也做不了。」广西融水县金福缘生猪饲养专业合作社的贾恒心对财新记者表示。他以前经营的养猪场年出栏量约 3000 头,是该县第二大养猪场,但猪瘟之后,4000 多平方米的猪舍已经空置。现在猪瘟有所控制后,他准备将猪舍全面消毒,并进行防疫改装再重新开始养殖,然而却发现没有银行愿意贷款了。

「说到养猪,哪个银行都怕。」贾恒心称,农业担保公司拒绝给他们担保,银行也不愿意贷款。 跟前面两家获得活猪抵押贷款的猪场不同,贾恒心的猪场主要供应本地市场,没有大企业做下游。

他表示,当地本来对养猪场有补贴政策,但要求满足母猪 100 头、出栏猪 5000 头的条件。「猪瘟之后,我去哪里养几千头猪?这些政策对我就像空中楼阁。」贾恒心称,他现在依靠民间借贷,东拼西凑了 40 多万元,另外找了一块面积较小的地,养了 30 多头种猪。

猪易数据分析师张月静表示, 目前针对生猪养殖的金融支持政策,包括补贴以及贷款优惠,主要是针对大规模猪场甚至大型养猪企业,还未听说家庭式猪场享受到优惠

荷兰合作银行高级分析师潘晨军对财新记者表示, 目前国家鼓励银行支持生猪养殖行业,但是银行也需以资金安全为前提。相对大规模农场,小规模农户因为经营风险较高而缺乏信贷资源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她认为,这些小户可以通过形成组织或合作社,或者跟大企业形成契约关系,来增信以获得贷款。

「我们判断贷款风险跟养殖规模本身没有关系,但是一般小户的防疫难达标,如果他们自己去市场卖猪,销货渠道也不稳定,所以难以满足贷款要求。」前述城商行人士表示。

「未来养猪一定是有钱人玩的行业。」前述陕西养猪企业财务主管认为,猪瘟提高了养猪行业的防疫和环保门槛,对资金的要求更高了,这可能会挤出部分散户、小户,但对大型养猪企业而言是巨大的机会。

潘晨军也认为,中国养猪行业的主要模式将变成大企业和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或合作社合作,散户因环保、生物防疫方面的短板,逐渐退出或是必然趋势。

前述陕西养猪企业财务主管介绍,该企业跟农户的合作中,企业负责提供猪苗、饲料跟畜药,农户提供水电、人工和猪舍,不用承担猪价波动的市场风险,但要给企业支付每头 200 元的保证金,最后企业按照协议价支付费用,发生生猪死亡农户不用赔偿,但存活率会影响工人绩效。

「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也是缺钱的。如果要养 1000 头猪,他们就要支付 20 万元的保证金,另外他们租借土地也需要资金。」该财务主管介绍,由于农业担保公司效率低,跟很多大型养猪企业一样,他们也设立了自己的担保公司,给产业链上的农户做担保。

供应链金融正可以在此起作用。新希望六和财务资金中心副总经理孙庆河介绍,该公司 2018 年与青岛农行合作了基于新希望供应链的数据网贷业务,其上下游小微企业,包括养猪企业,可以新希望六和的应收应付款为质押,直接在网上向银行申请平均账期 15 天的流动性资金。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累计为 121 户上游客户发放贷款共计 6.5 亿元,笔均 23 万元。

「但中小户也有存在的必要,它们是支持本地市场非常重要的供给主体。全国这么大的市场,总有大企业没覆盖到的区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表示,中小养猪户目前面临的融资问题,类似于整个实体经济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小微企业,需要银行、保险和担保「三条腿」合作,来满足中小养猪户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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