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张力下：新留学一代
全球化张力下：新留学一代
享受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新一代，开启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探索旅程
「Troy Needs Visa」，等待四个月无果后，朱全 (化名) 修改了自己的微信名，并阿 Q 式地配上一张「ISSUED」的图片做头像。朱全是南方科技大学 2019 届机械专业本科毕业生。从小苦于国内应试体系、向往西方教育和国际交流的他，原本就要实现多年的规划——经由教改试验田南科大，去在机器人和控制领域最领先的美国继续追逐儿时的科学梦。不过，逾六个月未批的签证，让这个已伸手可及的梦想岌岌可危，也动摇了他对美国的想象。
至少数百「STEM」专业新生正在遭遇相似的命运，因美国超长的签证行政审查无法按时入学。与此同时，他们在美国的一些师兄师姐们也面临挑战和选择。「STEM」是科学 (Science)、技术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数学 (Mathematics) 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
鉴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等机构对华人科研工作者审查加严，有人开始重新思考毕业后去向，决定留在美国发展的不少学生，却怕签证续签被拒，不敢回国——有同学回国玩一圈就回不去了。
看着自己带队研发的智能假手出现在新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被评为 2019 年 100 个最好的发明，身在国内的乔俊卿五味杂陈。中科大毕业后，他前往美国深造，已在美国学习生活了六年。无论是看到残疾人装上自己团队研发的假手之后的喜悦，还是下班后在波士顿查尔斯河上划船感受生命的徜徉舒展，美国记载了他人生很多难忘的时光。去年，他成功申请到梦寐以求的麻省理工大学 (MIT) 博士，将跟从在假肢神经接口研究领域世界最牛的教授休·赫尔 (Hugh Herr)，继续这项伟大的探索：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假肢并建立动态反馈系统，让假肢真正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然而，4 月回国探望父母并申请签证后，兴奋渐渐转为漫长行政审查的煎熬。他仍相信，自己最终会被放行。除去签证问题，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在 MIT 实验室没有感受到任何有色眼镜。我们做的是造福人类的事，跟贸易战有什么关系？」他非常不解。
时值舆论关切之际，11 月 18 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最新的门户开放报告。2018–2019 学年，中国赴美留学仍继续保持增长，总数约 37 万人，连续十年成为美国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但增幅已持续缩小至 1.7%。签证问题成为美国学校认为影响入学的最主要因素。今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中国改革开放 41 周年。不过，伴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为全球化的前线，中国与世界密切交织的一部分，留学生们面对的世界正变得有些复杂。他们或主动或被动、或多或少地卷入其中。
中国重新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曾经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1978 年 7 月某天凌晨三点，美国总统卡特接到一通历史性电话。电话那头是正在与邓小平会面的时任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 (Frank Press)。他转达来邓小平的询问：能不能派 5000 人来美国留学？「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 10 万人。」卡特回答。1978 年 12 月 26 日，经过严格选拔的 50 名中国留学生总共揣着 50 美元，经由法国，历经 25 小时辗转抵达华盛顿。他们中的一员、后来回国重建清华生物系的赵南明和部分同伴先到乔治城大学学英语。赵南明记得校刊上写着：中国新的一次革命要开始了。「我们『当笑话看』」，后来他们发现，是真的。1979 年 1 月，邓小平访美。他们位列欢迎人群中，见证了中国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历史时刻。这之后，是全面改革开放。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先富起来」的富豪和改革红利制造的庞大中产阶级以购买力令世界瞩目。中国留学生也成美国国际学生最大的来源，不断攀升至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大量衣着光鲜的中国孩子涌入美国校园，他们身上的标签已经从「穷」变成了「Rich (有钱)」。与此同时，从前奉行韬光养晦战略的中国，逐渐成为了西方叙事中的「Rising Power (崛起的大国)」。中美之间乃至全球都正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
不过，美国仍是中国留学生最大的接收国，也依然是许多学生和家长心中的第一留学目的国。而中国留学市场整体一直在保持高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18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 60.8 万人，是十年前的 3 倍多。一些留学业内人士估计，实际出国人数远超教育部门统计。不断壮大的留学大军代表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渴望——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紧密的实质联系，这种渴望比以往更强烈、坚固。然而，这一代留学生也面临许多和前辈们不同的新挑战。作为享受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成果最多的新一代，他们的前辈留学生们口中「比我们更加自信」的一代，身后是新富和中产阶级父母的期待和焦虑，眼前是一个广阔、多元但并非随时向自己敞开大门的复杂世界，在中西持续的交流碰撞中，他们正在踏上新的探索征程和自我建构之旅。
「占领」美国校园
走在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校园里，三两成群、讲着中文的中国学生是引人注目的存在。从校园里繁荣的中餐馆也可一窥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力。熊猫餐馆、麻辣香锅、重庆烤鱼，不大的校园里已经开了几家不同口味的中餐馆。甚至，国内红红火火的新式奶茶店「奉茶」也在校园里开起来了。
雪城大学是一所位于美国东北部纽约州的私立大学，整体排名不高，但建筑、新闻、公共管理等专业名列前茅，受到中国学生欢迎。一些身着名牌、开着豪车的中国本科生，刺激着他们的外国同学对中国财富的想象。而 2005 年，雪城大学中国本科留学生寥寥无几。
这样的场景已经在美国很多校园里司空见惯。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系副教授马颖毅正在出版自己的新书《雄心与焦虑：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成功与挣扎》。在她看来，中国自费本科留学生的剧增是过去十余年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2006 年是一个拐点，背后是中国中产家庭的壮大。美国放松「9·11」事件后的签证管制则为中国需求开了绿灯。2005 年至 2015 年，中国在美本科留学生从 9304 人上升至 13.6 万人，增长逾 13 倍。2014 年，本科留学生超过研究生留学生，低龄留学趋势越发显著。2017–2018 学年，由于签证、美国国内形势等因素，美国新录取国际学生有所下降。中国留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依然分别增长了 4% 和 2%，尽管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今年，雪城大学中国学生已经占据了所有学生总数的 11%，国际学生的一半以上。中西部的一些招生规模大的公立州立大学则是中国学生主要聚集地。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校区，中国本科生从 2009 年的 581 人增长到 2019 年的 3269 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中国本科生数量从 2005 年的 43 人，增至 2014 年的 4000 人。艾奥瓦大学坐落的艾奥瓦城，现在拥有的奶茶店比星巴克更多。」马颖毅写道。
在一些商学院、IT 课程的教室里，中国学生甚至已经占据半壁江山。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一些公立大学经费缩减，扩招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成为应对措施之一。研究发现，在公立大学，10% 的州拨款缩减关系着 12% 的国际学生增长。2005–2006 学年至 2017–2018 学年，美国国际学生增长了 53 万，中国学生增长贡献了其中的 30 万。中国家庭支付的全额学费帮助改善了一些大学的财务状况。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8 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 447 亿美元。
不过，真正驱动这高速增长的是中国需求。「留学正在取代高考，成为不少城市中产家庭的新福音。」马颖毅称。
「现在家长讨论的早已不是要不要出国，而是什么时候出国。」新东方前途出国美国本科部业务总监明磊表示：「反正都要出去一下，完成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国际化人才的转变。家庭只要经济上能承担，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要让孩子出去。」
新东方的调查显示，来自普通家庭和三四线城市的留学需求正在快速增长。2019 年，父母为「一般员工」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29% 上升至 43%。在新东方前途出国的客户中，三四线城市占 38%。
2011 年，顾卉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新闻专业研究生回国，受益于美国新闻教育，她原本想做新闻、讲故事培训，并推动更多人出国念传媒。但她发现，传媒行业有点像「公益」，而急于把孩子送出去又摸不着头脑的家长们「此起彼伏地把钱送给你」，于是创立了自己的机构，专注做低龄留学辅导。在她看来，这些年，留学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2012 年，选择送孩子出国念书的中产家庭多是孩子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但这几年，国际学校数量井喷，并渗入到三四线城市，英国、美国等各种国际背景的机构也都进来了，「劫走了很多原本去清北复交 (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 的生源。」
逃离、寻求、碰撞
自己赴美留学暂时受挫，也失望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学生签证拖入行政审查的黑箱，朱全仍然建议学弟学妹们将美国作为留学第一选择，「毕竟美国的科研是最前沿的」。美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认为，质量优异、多元环境、选择众多、体制灵活、投资回报高等，都是美国留学的竞争力。
一些学生走出去，也带有出逃的意味。
经历了压抑的中考，朱全早已厌倦应试教育。他向往西方更加开放的教育，只是迫于家庭经济压力，才将留学计划放在研究生阶段。在雪城大学就读广告学的彭嘉曼高二就来了。虽然父亲是企业高管，但从成都迁到上海，她无法在上海参加高考，「很早就知道要出来」。解立群刚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社会学硕士学位，正在申请博士。从国内新闻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她发现能提供户口的工作都是她不想做的，于是决定继续留学追求学术理想。
一旦走出去，从学习到生活到价值观，他们就开始了和世界的碰撞之旅。这不是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而是交织着文化冲突、傲慢与偏见、拥抱与拒绝。
在马颖毅看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的很多刻画是标签化的，比如：有钱、爱抱团、上课不爱发言、抄袭问题严重等等。「有次一个兼职食堂主管的美国学生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中国学生想在我们食堂打工吗？他们不都很富有吗？』」马颖毅回答，他们并不都是。中国学生不是同质的。
不过，有时部分中国学生的一些行为，令美国人感到困惑。纽约州立水牛城大学国际招生管理主任约瑟夫·辛普兰 (Joseph Hindrawan) 发现，中国学生对抄袭、作弊的定义和美国不太一样。比如，有的学生会把考试试卷偷偷拍下来，卖给学弟学妹。学校只好在新生培训中针对性地做出强调。但他认为，「中国学生这几年，有不少是富二代，有的学生被宠坏了，适应力比较差一点，被开除的也有。总的来讲，中国学生跟美国学生一样，好得很好，不好的也有。」
外表看起来，沙沙是媒体报道里那类典型的白富美：穿有型有款的名牌，画精致的妆，爱 Shopping (购物)，爱玩，不时在朋友圈展示和闺蜜们「小时代」般的生活。不过，虽然称圈子里的人都不用为生计发愁，但沙沙的生活也并不特别轻松，「钱可以解决很多事，但还有很多事解决不了。你这么小出来，要自己面临很多事」，「你会想，家里人都这么优秀，你读了这么多年书，去了最好的学校，你的价值是什么？」
沙沙是重庆人，父亲开公司。她是被严格管教长大的，18 岁到美国，才开始感受脱离父母的那种兴奋。「但课业特别重，一开始要拿录音笔，压力很大，也没朋友。国外更注重逻辑、写作、思维，这是中国人的劣势。」沙沙说，「原来在国内觉得自己很不错，出来觉得世界很大。大家好优秀」，圈子里也有玩脱的，但不少人是「Play hard，study hard (努力玩，努力学习)」。
随着中国学生增多，由于中美教育模式不同，有时会给中国学生和美国校园都带来挑战。美国大学非常重视课堂讨论，老师和学生一起创造知识。很多习惯「听课」的中国学生往往参与度很低。张殷菡在雪城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她曾经给一个印度裔教授当助教。教授想跟学生互动，但中国学生一片死寂。教授有点不知所措。
马颖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中国学生总是用「Native Speaker (母语使用者)」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英文，影响了交流。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考试系统训练学生提供「惟一正确的答案」，这也导致学生在课堂很难开口。
「刚来的时候，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去插话。后来是感觉参与度很重要，不得不发言。」曾在美国本科阶段学习生物的北京孩子盛玺说。
张殷菡自己没有任何不适应，她小学时就曾随来美国念书的父亲，在美国呆了三年。美国老师非常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东西，「用各种方式鼓励你」。她记得有堂历史课，老师让他们选择一个历史人物，打扮成那个样子，用第一人称介绍，「不管你说得好不好，总是鼓励。不用担心别人不赞同我的观点，只要你有自己的想法，就很不错。」
在她看来，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都有自身特点。欧美比较强调批判性思维，「在某些方面是很成功的。」她注意到，很多国际学校出来的孩子，想法也非常灵活，课堂表现活跃。目前，上海很多国际学校就在采用一套 IB 课程。培养批判性思维贯穿其中，「培养会问 Why (为什么)、而不是只能解决 How (怎么做) 的人。」顾卉妮说。
「美国大学强调学习的主动性。而中国学生还是比较习惯被动式学习。」一名美国东北大学国际招生官员认为。
其实，这种文化冲突从申请阶段就产生了。美国学校的综合评估招生常常令中国家长和学生不知所措。这种综合评估既考察成绩，又不以成绩作为招生标准，还通过个人文书、推荐信、课外活动等考察学生的个性、领导力、创造力、思维能力等多种因素，「在美国这样一个特别需要公民参与的社会，他们会犒赏那些有活动能力的人。」顾卉妮称。中国学生往往进入刷分的丛林竞争，倒逼录取成绩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家长常常将个人文书、推荐信等在中国体系内不熟悉的事务委托给中介机构。这些做法又令美国大学感到困扰。甚至，中介造假一度让美国大学非常头疼。
密歇根州立大学前国际学生和学者部主任布里格斯 (Peter Briggs) 撰写了《美国大学的亚洲留学生》(2017 年出版) 其中的一章。他称，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认为自己准备好教更多中国留学生的教职人员只有 24%。
「比如商学院，如果一个教室里有一半中国学生保持沉默，我觉得老师不知道怎么教，会觉得中国学生怎么这么怪。」马颖毅说，美国大学主流的意识和思维模式，是期待国际学生自己去融入、适应，体现为单向的、美国本位的学习过程。她认为，这种适应应是双向的。美国大学不必改变自己的教育期望，但可以针对学生结构的改变，主动了解中国学生，为教学人员提供更多支持。比如，中国学生不喜欢即兴发言，教授可以给学生一两分钟整理思路；中国学生有时不知道如何与不熟悉的美国学生组团，才抱团在一起。教授可以自上而下分组，促成不同背景学生的合作。招生也是如此，美国大学应帮助中国学生和家长更好地了解综合评估体系，而不是一味指责中国申请者的一些做法。这样，美国大学才能更好地从中国学生收获财务以外更大的贡献。
中产焦虑
不过，这种碰撞本是中国学生和家长选择出国的目的之一。他们希望撷取两种教育体系之长。2019 年 10 月底的北京国际教育展，继续吸引了大量家长。
江南是其中少数带着孩子一起来的。她的孩子刚从一所私立小学升入海淀区一所重点中学实验班。现场面试完一家美国高中后，校方招生人员特别满意，「这孩子非常聪明」。
江南原来打算让孩子大学再出去，但海淀的孩子们把她吓到了，「海淀怎么有那么多孩子？」江南的孩子读小学时，是全校惟一没有在上课外班的，「整个学校都在上。奥数要讲天分，但也要刷题把速度刷出来。很多家长都在拼分，别人上一个，他就上两个。别人上两个，他就上三个。孩子 12 点还在做数学题。我就不喜欢这样。拼分把孩子的天性都拼没了。」然而，在这样白热化的竞争环境里，江南也感到压力很大，「你发现似乎每个孩子都比你的优秀。为了保护孩子，家长会想一些办法。」江南的孩子小学时从不做作业，但成绩依然不错，还得了很多学校的科技奖。到了重点中学，不做作业不可能了，「孩子也感觉妈妈变了，对他有要求在强迫他」。
但决定送孩子出国念高中后，江南依然在纠结。一年好几十万的费用摆在那，既然出去，江南觉得就不是平平庸庸出去，一定要找一个适合他的，「会有更高的期望。不然，不如在国内读。我一定会这样想。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藤校，就要做规划，初中怎么选，高中怎么选。藤校真的不容易考」。
十年来，虽然中国赴美留学总体剧增，但藤校对中国学生的招生并没有增加。「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每所学校每年招的本科生也就三四个。前 30 的学校，都没有太多变化。」明磊说。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新东方前途出国从去年开始调整了自己的美国本科战略。过去，新东方一般从高二介入，重在包装学生，扬长避短，「麻雀变凤凰」。但近年来，这种单纯的包装越来越不起作用。随着赴美留学人群主体从普通高中向国际学校转移，孩子们初三毕业定了去国际学校后，就确定了留学道路，新东方也将规划提前，从初三暑假开始帮孩子们做「背景提升」，实质提升孩子们的能力。
这是一条比考清北甚至更艰难的打怪升级之路。
新东方前途出国的 2019 美国本科规划白皮书，将规划目标分为「冲藤校保前 30」「冲 30 保 50」「冲 50 保 70」三类。
成绩是基础，对于冲藤校的，新东方从初三暑假到高二暑假，规划了四次托福考试，两次 SAT 考试，目标最终达到托福 115 分，SAT1550 分。
美国高校的「综合评估」要求，被中介机构发展为「背景提升」项目，成为一场全方位比拼。若要在工程方向冲藤校，新东方为家长规划了两个 summer school (夏校)，三个国际竞赛，三至五个以创新发明、志愿服务为主的课外活动。
「现在国内高考不太看重奥数了，但美国名校还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国际竞赛能力。丘成桐科学奖、奥林匹克生物化学竞赛等，还有辩论、公开演讲等能力以及课外活动锻炼应用能力。这些我们叫全球胜任力培养。」明磊表示。
新东方这一套背景提升服务，花费在 40 万–50 万元。明磊坦言，从美国本科申请来讲，教育分层很严重，「过去几年教育消费升级，也是挺恐怖的一个事。」
冲藤保前 30 的家庭，被明磊称为学区房家庭。他们通常拥有学区房，孩子从小就享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是购买背景提升项目的主力。三四线城市或者一二线城市的非精英家庭，需求多在考试业务以及一些志愿活动，留学花费在 10 万元左右，最后去的多是美国排名 50–100 的学校。而在马颖毅研究的样本里，九成出来留学的孩子都来自城市。
马颖毅表示，美国大学并不希望中国学生不停去刷 SAT 和托福考试，「很多学生早就达到了标准化考试录取要求。」 很多美国学生和家长为了考藤校也焦虑，但没有那么强的应试心态。而美国大学招生的其他能力要求，早就融入了美国孩子从小的教育体系。美国的家长和学生对这套体系更了解、更适应，焦虑就比中国学生家长少很多。而有的中国孩子「很苦」，最后两年在应付，「中介帮你组装，让你去骑马、射箭，做志愿者」。
不过，中国留学中介行业协会会长桑澎认为，美国藤校招生标准也在倒逼国内教育的改变。一些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在为孩子做准备了。与此同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帕特南 (Robert D. Putnam) 在《我们的孩子》中描绘的美国社会阶级固化、生而不平等，似乎也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对于一个出身不那么好的孩子，跨越阶层、取得生活与职业上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在顾卉妮看来，随着 65 后、70 后家长成为留学市场主体，他们更愿意去为批判性思维、更人本、更个性的教育埋单。但与此同时，这种价值又有悖于日常习惯，「我们习惯秩序，习惯竞争。中国经济发展就是大家拼出来的。特别是有钱支付留学开销的这批人，当时吃了很多苦，有非常强烈地保持中产地位、阶级不下滑的欲望。」她发现，中产阶级成了夹在中间那波，特别有钱的，顶配资源，甚至捐也能捐出来。很穷的，不走这条路或者挣奖学金。「最难受的是中间这波。家里钱刚够，要承受留学的风险，容易患得患失。」
「整个家族中，我们这个孩子是第一个出国留学的，有一定的先行先试效应，而她的爷爷奶奶都是大学教授，我们夫妻俩都是 985、211 的毕业生，很希望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一名家长分享为孩子准备美国大学申请的经验时写道。在经过全家四年细致到每周的备战后，他的孩子终于成功申请上了世界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埃默里大学。
自我建构之旅
江南还在纠结一件事。她认为美国的教育能够帮助孩子实现潜能，发挥他的特长，让他「更像他自己」，而不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千篇一律地被推着往前走，做一些不太真实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她也非常在意，「我孩子是中国孩子，我更希望他流淌中国的血液。」这一度让她犹豫要不要这么早送孩子出去。
不过，马颖毅发现，这些孩子出来后，很多反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新兴趣。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博雅教育，另一方面，「留学生比任何群体都需要归属感」。
「有一句话叫，如果想让你的孩子爱国，就送他/她出国留学吧。」桑澎笑称，「但你的东西好，我照样享受。」
Identity (身份)，曾经困扰张殷菡多年。从 90 年代随留学的父亲来到美国读小学，到 2005 年入学美国本科，再到 2016 年重新回到美国读博士，张殷菡见证了 20 多年来留学生的变化，也不断在这种「出出入入」中反观、找寻自己。
在她看来，相比于上世纪 80 年代刚开放国门后出来的精英群体，90 年代留学之门放得更宽后，她父亲那辈出来的更多是普通人。在美国非常辛苦，到餐馆打黑工，被欺负。那波留学生普遍有一点崇洋媚外，深深自卑，有融入西方社会的强烈愿望。很多人最终在美国留下来，也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甚至去开中餐馆。
到了她自己出来读本科，中国入世后，经济开始腾飞，但家里还是没有那么多钱，要非常刻苦学习去拿奖学金。他们那一代，很多还是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即便是为了把教育投资拿回来」，但通常进入不错的公司，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在美国扎根后，也没有急迫想要忘掉自己是中国人，保留了很多中国生活习惯。随着中国崛起，这些人也把现代中国元素往美国搬。
到了现在这波孩子，「他们太幸福了。没有经济压力，没有想做一件事，因为没钱不能去。」这二三十年，美国没有太大的通货膨胀，而中国人收入翻了很多倍，「有时甚至觉得比国内还便宜。」
张殷菡觉得，这些孩子跟以前的留学生不一样，非常自信、有底气。他们对于去留也更加轻松，「很多人觉得美国大农村，枪支又乱，又无聊，不像在国内吃香的喝辣的。」她觉得，这种自信有好也有不好。妄自菲薄不好，但过度自信有时也会让他们没有欲望了解别人的文化，和外国人交朋友。
最近，雪城大学出现了几起侮辱亚裔等少数群体的恶性涂鸦事件，并有未得到核实的枪击威胁，强烈的不安全感弥漫在一些中国学生中间。「我人生中听过最紧急的声音是小学消防演习的警报声……在我的故乡北京，最大的危机事件就是红色雾霾预警。」一名学生写道：「我的祖国从来没有让我缺少过安全感」，「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是另一片土地。」
「每次回国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变化，像滴滴打车、共享单车这些。」今年 70 周年国庆，盛玺和朋友们一起观看了阅兵式，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受益于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训练，盛玺被逼着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她用这套思维看美国，也看到了美国社会的一些困境，「个人自由了，群体不自由了怎么办？」
沙沙觉得，在国内更有归属感，但她享受在美国的自我，「在美国，因为你自己自我，你对别人的自我包容度也很高。」
来美国五年、刚升大三的彭嘉曼 (Maggie) 最近接任了雪城大学校园杂志《Globalists》的新主编。她操一口流利的英文，烫着波浪卷的头发，小麦色的肤色让她看起来非常健康有活力。她有时会被认作 ABC。她则非常愿意外国人尝试正确发音「Jiaman」，而不是直接喊她 Maggie。
经历过在美国高中阶段和美国人交往的困惑，但在更了解美国文化之后，彭嘉曼开始释然，也在反思自己原先对美国白人的不喜欢是否存在偏见。「很多人觉得美国人有两面性，一开始对你很友好，其实根本不在乎你。但这个就是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问 How are you (你好吗)？只是一个 greeting (招呼)。见了面问你的名字、信息，并不代表他们会记得你，这只是他们 networking (建立人际关系) 的文化，他们的礼仪。」
现在，对不同观点、不同文化的人，彭嘉曼觉得了解他们慢慢成为一个习惯，一个舒服的状态，「舒服到任何一个不同的东西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新的学习机会」。她也劝身边的中国朋友，多和亚洲学生之外的人交往，否则「怎么证明我们和对我们有偏见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于身份的紧张感在逐渐散去。「我有一个朋友说，你也不应该排斥你有一点 American (美国人) 的部分吧。我现在比较自由。」不过，即便看起来已经是个完全融入美国校园的非典型中国学生，有时候她依然怀念在国内的生活，「不仅仅是家，而是一种归属感，一种舒适。」在美国，「你需要很努力证明自己」。
在两种文化不断的切换中，张殷菡有很长一段时间很自卑、孤独。现在她觉得终于能找到自己、表达自己，走出过去的阴影。她特别喜欢同样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日本歌手宇多田光的一段话：双重文化的人不管走在哪里都是异乡，但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去定义你自己是谁。「就像宇多田光的歌，既有日本音乐很强的旋律，又带有美国音乐明快的节奏」，「我既然有幸深入了解这两种文化，让它们在我身上共存，我应该享受它们。」
廖元辛将和他一样在迷茫中探索的 20 多名普通留学生的故事写成《新留学青年》。他从北大元培学院本科毕业后，去美国马里兰大学读公共政策，经历了北大光环褪色后的失落、从大都市到小镇的诸多不适、原子化带来的孤独、中西文化冲突。他觉得，留学生活就像在「旷野中成长」：脱离了熟悉的「人情磁力场」，脱离了父母的注视，在美国这片土地卖力生长。他试图通过写作，为这种迷茫找寻出口，「只有理解了自己，理解了自己身边的人，才能理解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
何去何从
研究生阶段去丹麦交换时独自在欧洲旅行的经历，是解立群人生最美好的记忆之一。那时，她乘火车在欧洲自由穿越，感受着世界在她面前不断展开。如今的国际形势，对她这样的全球主义者，是一个巨大冲击。她感到，自己没有边界的愿望，就像一个乌托邦。自己出国原本是为了逃避户口系统，如今却可能陷入另一个不友好的身份审核系统。
签证受阻的朱全暂时回到了南科大做研究助理。他所在的实验室收了五个「签证拖着」的学生。关心人类福利、也同样关心动物福利的乔俊卿考虑在等签证的时间，去做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他在美国做的神经接口前沿研究暂时没法在国内继续。
盛玺研究生阶段从生物转到公共卫生，毕业后在学校的一家研究机构帮忙。她暂时没有感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同事们会很担心给你这种感觉。」而她的中国同学们，则更担心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 OPT 政策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学生毕业后可继续 1–3 年实习，享有抽取工作签证机会)，但这些事「现在并没有到了需要慌张的地步」。盛玺希望攒一些经验再回国，可以把所学公共卫生知识和经验应用在国内。
沙沙也考虑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最终要回去，有家族生意。」她在美国收获了独立，比以前更懂得如何把控自己的人生。
选择回国的留学生正在快速增长。1978 年至 2017 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共计 519 万人，其中 313 万人完成学业后回国发展。回国人数平均增长率在过去十年达到 28.5%。而这些回国的留学生在就业上表现出与国内毕业生很大的差异，较少去体制内单位，倾向于外企、国际机构。
张殷菡博士期间主攻国际贸易，「太理解美国为什么会有特朗普。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均，美国中下层活得很苦。」但她表示，没有必要被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带着走，美国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在美国做经济学研究的则简直生活在一个「liberal bubble (自由泡泡)」里，教授有三分之二都是外国人。
不过，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FBI 启动对华人学者大规模审查；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在未事先知会情况下，以未完全告知和中国的研究合作关系为由，突然关停终身教授、华裔知名生物学家李晓江教授实验室，包括其妻子李世华在内的十余名华人学者被解雇；美国对中国以 STEM 专业为主的特定专业留学生，加大签证行政审查……这些事件显示，中美关系影响蔓延到了科研领域。
赵南明赴美时，正值中美关系蜜月期，他甚至被允许进入研究核物理的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现在几乎不可能了」。赵南明认为，现在美国加强对华人学者审查，表面上对中国好，有的工作不好做就回来了，但其实不好，「有的部门进去就难了。」
而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留学生们从国外带回最前沿的理念、信息和知识。赵南明原来是研究物理的，正是在美国感受到生物学发展的蓬勃才转向生物物理研究，回国后向清华大学提议重建了生物系并担任系主任，施一公正是第一届学生。「如果我一直在中国，我就不会提出这个建议了。」反过来，中国留学生也为美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做了重大贡献。美国能有今天的实力，正是因为他们把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集中到美国去了。
在一位曾在海外做过科研工作的研究者看来，中国在科研实力和自主创新上跟国外差距仍非常大。「像人工智能，底层的东西都不是自己写的。别人不给你，你就什么都没有。」他表示，「进步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盲目自大。」这也包括为科研工作者创造良好的环境。对大多数科研工作者，「什么地方能做研究，什么地方能把科研做好，就会在什么地方」。
根据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今年 4–8 月，美国向中国签发的学生签证 (F1) 不减反增，总计为 89179 张，比去年同期多出 5869 张。不过，从国际来看，自 2016 年起，美国新录取的国际学生数量已经开始持续下降。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公布的 2019 年秋季国际学生入学调查速报显示，2019–2020 学年，新入学学生继续下降，降幅为 0.9%。45% 的机构报告新入学中国学生出现下降。将下降原因归为签证因素的学校比例从 2016 年的 34% 上升至 2019 年的 89%，归为美国社会政治环境的从 2016 年的 15%，上升至 2019 年的 58%。一些机构曾特别提到，亚洲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学生，遭遇签证困难。
由于亚洲学生占据美国国际学生的七成，且近年增长趋于水平，美国学校普遍表示出对维持亚洲招生的担心。其中，39% 的机构表达了对维持中国招生的强烈担心，高于对印度 (26%)。作为应对，许多机构表示，将加大对亚洲的招生力度。中国依然位于其视野首位，58.0% 的机构表示将优先关注中国招生，但较之去年 (65.4%) 有所下降。
受美国签证政策和中美关系等影响，赴美留学已出现明显向英国、加拿大等地转移的趋势。英国大使馆数据显示，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向中国公民签发了约 10.7 万份第四层级学生签证，同比增长 21%。至 6 月 30 日申请截止日，通过 UCAS (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 系统提交英国本科课程申请的中国学生达 19670 名，同比增加了 30%。
「东方不亮西方亮，出国留学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桑澎认为，国际化教育可以提供一种视野，「不管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世界在干嘛，国外是怎么做的，能不能超过他。同时，培养包容不同文化的胸怀，和各国人民沟通的能力。」
对于眼下中美之间以及全球化的张力，彭嘉曼尚未有切身感受。但 20 岁的她希望通过《Globalists》，从下而上，为不同文化和世界观的人能够相互理解做了一些尝试：通过分享，我们希望还原人跟人之间的理解和共鸣。我们相信，当你把你的故事、观点倾诉给别人，这个观点一部分是来源你的成长过程、文化、经历，可以让从来没有接触这些经历、世界观的人，更好地补充他们对世界、对他人的理解。全球主义者是非常谦虚的人，不怕犯错的人，「一定要理解世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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