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是人，这个人是虫」
「这个人是人，这个人是虫」
82年生的金智英：「身为女人而活」
赵南柱微微驼背，瘦小而安静，抿一口茶后双手小心翼翼地把瓷杯放回托盘，不发出一点声音。她的小说在韩国引发了巨大声量。成为作家前，她是母亲和家庭主妇，相信「写文章的女人力气大」。
2019 年 11 月 16 日早上 6 点，赵南柱自首尔家中出发，乘飞机前往北京。出版三年后，她的小说《82 年生的金智英》(注：下称《金智英》) 推出简体中文版。小说以纪实风格记录金智英的前半生。1982 年出生后，她按部就班地上学、恋爱、步入职场，生孩子后成为全职主妇。
金智英的故事仿如众多韩国女性生命历程的缩影。她遭遇的性别歧视和社会结构性不公，她们也正经历。在文学图书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金智英》成为韩国近十年最畅销的书籍，销量突破 100 万册，大体相当于每 50 个韩国人中就有一个人购买。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影近期上映，由郑有美、孔刘主演的影片同样引起热潮，连续十五天位居韩国电影票房首位。
这本小说的意义已经远超文学或影视。「不知道什么时候作品就被符号化和象征化了。」赵南柱在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上说。2018 年初，女检察官徐志贤撰文揭露自己遭遇的性骚扰，就引用了《金智英》。令人意外的是，多位女明星却因阅读《金智英》引来争议。
2018 年 1 月，女团少女时代成员秀英在真人秀里谈起，阅读《金智英》仿如当头棒喝。「发现一直以来都觉得没什么的事，其实是因身为女性而一直受到不平等对待。」金智英在学校被男孩子们欺负，老师却说：「是因为喜欢你才打你的。」秀英有一模一样的遭遇：「为什么当时会想着『原来他是喜欢我才这样啊』就过去了呢？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老说『因为你是女孩子』嘛。」
「其实我在电视上从未讲过这么认真的话。因为艺人上电视讲严肃的话题，看起来非常不好。」秀英谨慎地补充。她的担忧很快就应验了。
两个月后，在回答粉丝提问时，女团 Red Velvet 的成员裴珠泫提到最近读了《金智英》。网上当天就出现很多宣布「脱粉」的帖子，有粉丝公开剪碎她的照片。还有人愤怒地写道：「希望 Irene(注：裴珠泫的艺名) 能记住相当一部分粉丝是男性。男粉丝在你身上花钱,用这种方式让大家都很难做就不对了。」
再过半年，郑有美将在电影中饰演金智英的消息公布。她的社交媒体涌入数千条评论，有些网友表达遗憾和失望，希望她回避有争议的作品。
但男性政治家和艺人推荐《金智英》就没有引起多少争议。譬如，国会议员琴泰燮购买 300 本赠给同事，男团防弹少年团成员金南俊在直播中提及读过《金智英》。眼尖的网友还在一段节目视频中发现，「国民主持人」刘在石的书桌上也放着这本小说。
在交流现场，一位中国女性读者表达出好奇：为什么韩国舆论对两性明星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对于年轻、漂亮的女性，很多人会把她们看成只能接受别人评价的人偶，不应该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标准，比较排斥她们表达自己的主见。」赵南柱回答。
「整天到处闲逛……『妈虫』还真好命」
对关乎性别的刻板印象，赵南柱当然深有感触。
2015 年秋天动手写《金智英》时，赵南柱是在家带孩子的全职主妇。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她当过近十年时事节目编剧。2007 年，在她提议下，时事调查节目《PD 手册》报道了李明博涉嫌的「BBK 股价操纵案」。时值韩国总统大选投票前夕，李明博优势明显，她与同事们讨论很久是否要播出这期节目。
跟许多韩国女性一样，赵南柱结婚生子后隐于家庭。依韩国统计厅 2015 年的数据，韩国每五位已婚女性中就有一人因结婚、生子和育儿辞去工作。她多次与丈夫讨论重新工作，丈夫并不反对：做你想做的事情，把孩子交给幼儿园就好了。即便如此，找幼儿园的问题还是落在她身上。
女儿入园后，赵南柱开始在咖啡馆或家中餐桌上写作。她时常听到闲言碎语：「明明天天都在玩，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既然在玩，为什么还喊累？」她没有作品也没有名气，难以反驳。「有时连插话的空隙都没有，有时不想破坏聚会的气氛，就那样放过了。好像一直堆积在内心深处。」
大概就在 2015 年，韩国出现新造词「妈虫」，最初指没有管教好孩子而打扰到别人的年轻母亲，后来也用于讽刺看上去无所事事、靠丈夫养活的母亲。一些咖啡厅居然挂出「No kids. No pets. No smoking.」(注：意为小孩免入，宠物免入，吸烟者免入) 的告示。赵南柱担心被骂，扔掉了平时贴在车窗上的「内有小孩」的标志。
那一年，韩国发生很多有厌女倾向的事件，色情网站出现很多非法拍摄的和包含性暴力内容的视频，一位专栏作家发表题为《无脑女权主义比 IS 危险》的文章。「韩国全体女性因此都受到抨击，但这些并不是事实。」赵南柱说。
「媒体、电影、文学作品以及网络中展现的女性形象极具消费导向，感情扭曲，看起来毫无意义。我想，这会不会被记录为 21 世纪初期的女性形象呢？」赵南柱希望写一本能成为资料的小说，记录韩国女性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怎样的苦恼。
做家务、带孩子之余，赵南柱花两个多月就写出了《金智英》。1982 年出生的女婴中，「金智英」是最受欢迎的名字。她将女主人公的出生年份设定到那一年，因为那是「能够体验所有桎梏岁月的一代」。这就是金智英的命运。
1980 年代，韩国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不均衡。新的医学技术能提前确认胎儿性别时，韩国对堕胎手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说中，母亲接连生下姐姐与金智英后，第三胎仍怀上女孩。在婆婆对孙子的急切盼望下，母亲默默去医院堕胎，几年后终于生下男孩。
1997 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金智英的公务员父亲被迫提前退休。上高三的姐姐只好放弃梦想，报考学费低廉且好找工作的师范大学。
金智英的女儿出生时，韩国已经开始实行无偿保育政策，孩子可以免费上幼儿园。然而，母亲把孩子送入幼儿园被指为推卸责任。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金智英从幼儿园接回女儿，带她去公园晒太阳。女儿在推车里熟睡，金智英坐在长椅上喝咖啡。同在一旁小憩的几位男性上班族窃窃私语：「我也好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逛……『妈虫』还真好命……」
写到这里，赵南柱哭了。「『这个人是人，这个人是虫』，任何人都无权这样判定别人。」
「妈虫」事件成为压垮金智英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不得不去看精神科医生。这是小说的起点，也是终点。赵南柱把这一关键节点设定在 2015 年秋天，那时「妈虫」一词正流行，而她开始奋笔疾书。小说生成于现实，又与现实重叠起来。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2016 年 10 月，《金智英》出版。那年 5 月 17 日凌晨，首尔江南地铁站附近 KTV 卫生间发生随机杀人事件，一位 23 岁女性遇害。杀人者为 34 岁男性，与被害者素不相识，他声称自己长期受女性忽视与伤害。鉴于其精神疾病史，警方和检察机关判定其犯罪动机并非厌女。但网上出现针对被害女性的恶评，指责其夜不归宿，韩国由此掀起反对「女嫌」的运动。
「女嫌」是韩语词汇「女性嫌恶」的简称，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 1999 年。当时，针对梨花女子大学毕业生和延世大学残疾男性的宪法诉愿，韩国宪法法院判决相关法条违宪。该条款给予服过兵役的人录用加分的优待，这次变动又使一些男性将矛头指向女性。
那一年，金智英的姐姐 20 岁。金智英 20 岁时，韩国政府已经有女性部负责制定女性政策。2008 年，违反两性平等的户主制被废除。80 后韩国女性的处境正逐步改善。相比之下，金智英的母亲小学毕业就不得不赚钱供弟弟们读书，而「金智英」们被鼓励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由选择职业。但是，「制度壁垒消失的同时，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看不见的墙阻碍女性实现她们的梦想」。
金智英念了大学，但社会对她的期待还是贤妻良母，求职、薪水和晋升方面仍因性别受到歧视。「女性的自我认知反而出现了混乱：制度壁垒没有了，但我却没有获得机会，是我自己的问题吗？」
赵南柱希望通过小说揭示旧观念顽强的惯性，以及人们对性别问题的习焉不察。
小说中，金智英姐妹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米饭要按父亲、弟弟、祖母的顺序盛，形状完整的饺子、煎饼要先给弟弟吃；如果只有两条棉被，一定是弟弟单独盖一条，两姐妹合盖一条。对于琐碎而微妙的差别待遇，她们早已习惯，没有不满，也不会羡慕。
赵南柱也是这样长大的。她生于 1978 年，与金智英的姐姐年龄相仿。进入电视台工作后，她突然意识到总是女职员负责布置餐桌、摆放餐具。有一次她帮同事们点外卖，一位男同事偏不喜欢大家都点的餐厅，要点其他餐厅的三明治。她在那一刻突然想到：「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经常思索『身为女人而活』这件事，经常对大家所说的无可奈何、没什么大不了、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产生怀疑。」后来，赵南柱在短篇小说《致贤南哥》的笔记里写道。
在北京，一位中国读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最近半年花大量精力了解和进入女权主义这个领域，但我母亲说，知道得多了，就不太容易过得幸福。」
「一部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吃了红色药丸就能看到新的世界。你现在所研究的是否也是一颗红色的药丸呢？吃下之后，你可能看到新的世界，就不愿意再看到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了，甚至会和周围的人产生矛盾。」赵南柱形容，是否吃下药丸是个人选择，只是一旦吃下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堂堂正正地说『我是受害者』」
相对于歧视，暴力给女性带来的伤害更为直接。做编剧时，赵南柱接触过遭受家暴的女性，她们往往「无法认知到自身的被害状况，或者虽然认识到但无法轻易摆脱」。她很想说：这不是你的错。
小说里，金智英念高中时在夜班车上被陌生男子尾随。她吓坏了，父亲却严厉地批评：「为什么偏要去那么远的补习班补习，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我们是夹在中间的一代。」在韩国文化院播放的采访短片中，一位 1985 年出生的韩国书店店员讲起，更年轻的一代对性骚扰非常警惕与敏感。她成长的年代，即便遭遇性骚扰也不会说出来，慑于人们不友善的议论和目光，她们只祈求事情快点过去。「但现在我们也可以都说出来了，应该是最早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是受害者』的时代了。」
「自觉之前，女性意识不到的情况很多。」赵南柱说，「但某一瞬间眼睛一下子睁开，就会感到委屈和郁闷。」小说中本来有比较严重的约会暴力和家庭暴力描写，她在修改时删掉了。她担心，如果男性角色太坏，或许会让男性读者立即划清界限：我不是这样的，这跟我没关系。
国会议员鲁会灿长期关注性别平等议题，比一般男性更加了解女性的处境，「但是投入到这本书中，感受了当事人的心情，发现不是当事人的话，很多事情是无法知道的」。2017 年 5 月，他在青瓦台午餐会上将《金智英》送给了文在寅夫妇，并寄语：「请拥抱这片土地上无数的『82 年生的金智英』。」小说销量随即突破 10 万册。
受小说影响，2017 年 11 月，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发布报告《82 年生女性的劳动市场实态分析》。女议员金秀敏发起两项别名「金智英法」的法律修正案提案，旨在完善男女同工同酬制度，并提倡男性申请产假和育儿假。
「男性也可能是长期父权制的受害者。希望不要把歧视和逆向歧视看作是男女的问题，这是韩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金秀敏在提案时表示。
「我仍必须承认：这辈子已经完蛋了……」
北京的读者见面会气氛热烈，有读者购买五本《金智英》请赵南柱签名，准备送给母亲、表姐和同事。「我妈妈就是离我最近的『金智英』。」一位韩国留学生说。
赵南柱给读者申春兰上一年级的女儿签下了寄语——「Fighting！」(注：意为加油) 申春兰是韩国高丽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韩国文学界有声音质疑这本小说对现实的批判不够深入，并且有加剧性别对立之嫌。但同为母亲，她对金智英育儿时的无力感同身受，「能理解她每次泪水背后的难过」。
「理性判断是一方面，但是感情上，你自己身上也有金智英的样子，这一点似乎就足以抵消所有批判的声音。」申春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因为《金智英》采用编年体，纳入很多新闻报道和统计数据，许多人批评它「不像小说」。亦有人质疑：金智英更像普通女性的符号，而不像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人。「我觉得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要说些什么。」赵南柱回应道。
《金智英》出版前半年，赵南柱出版了女性成长小说《献给柯曼妮奇》。这部包含许多个人经验的小说写得相当细腻，与《金智英》社会学报告式的平淡语调大相径庭。她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形容，无法想象用《献给柯曼妮奇》的风格写金智英的故事。
一开始，赵南柱就决定这样写《金智英》，她不想让小说的虚构性和人物的强烈个性削弱其普遍性和现实感。她相信，金智英不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她凝结了韩国女性的共同经验，也就是那些「啊，我也是这样」和「听说过很多次」的事情。
赵南柱小时候读的课外书不多，上大学才得以流连于韩国小说所在的书架。她从未接受文学训练，想过参加写作培训班，但因带孩子耽搁了。「也许因为电视节目台本写惯了吧。」她半开玩笑地说。
投稿遭拒后，赵南柱也怀疑自己写下的句子文学性不足，就去模仿辞藻优美的作品。不过，她最终决定：「去寻找能用我的句子写的故事。」
2011 年凭获奖小说《倾听》出道后，赵南柱五年里一直是所谓「一本书作家」。事实上，她写的第一部小说是《献给柯曼妮奇》，故事发生地首尔 S 洞以她从小生活的社区为原型。她在小说中形容，那里是青少年「逃家」率最高、高中升学率最低，晚餐饭桌上的小菜种类、每人拥有的鞋子数量和居民洗澡次数显然最少的首尔代表性「月亮村」(注：指位于山坡等高地的贫困社区)。
因为城市建设，赵南柱生活了几十年的小区被划定为再开发区域。她的父母无力负担增加的分摊金额，不得不卖掉房子搬到附近的公寓。在家带孩子的赵南柱开始写小说，「在没有抓住主题、结构、人物的情况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从第一句开始写」。
《献给柯曼妮奇》写了两年，没有获得文学奖、没有修改方向，在笔记本电脑里搁置三年。「我一直没有发表其他小说，对育儿和维持家计也依然生疏。尽管我费力地安抚自己做得很好、一切都会顺遂，但我仍必须承认：这辈子已经完蛋了……」在前言中，赵南柱回忆起那段茫然又孤单的空白期。
2015 年是赵南柱人生的分岔点。在女儿即将就读小学时，她告诉自己：到时如果写作仍无成效，就另谋生路。那一年，她在街上接到一张儿时社区的售楼传单，搁置的小说就此获得修改灵感。丈夫和女儿入睡后，她开始对着电脑屏幕敲键盘。同年秋冬，《金智英》迅速完成并投稿成功。
赵南柱的前三本小说都是投稿作品，这意味着写作期间无法预知是否有发表机会和收入。《金智英》刚出版时，她仍然坚持宣称自己是全职主妇。她还没有底气把写作当成职业。
现在，赵南柱的自我介绍改为「作家兼家庭主妇」。她希望，未来能花更多时间在写作上。
「前几年的社会氛围是觉得小说没什么用。但《金智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让我觉得写小说不再是自说自话。」赵南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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