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现在有更多可失去的东西

据估计，毛泽东时代有 100 万人为了躲避大陆的共产党统治而逃到香港，陈克志 (音) 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所谓的「自由泳者」，游了近六个小时才抵达香港。

Photograph by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只有政治能解决政治问题，」王乐驹说，他在当地市场摆一个手机配件摊。「我们普通人靠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在中国庆祝共产党统治 70 年之际，其南部边境的香港这个半自治领土被夹在了两个世界之间。王乐驹的很多同代人曾在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中逃离大陆，在香港找到了稳定和摆脱贫困的道路。对政治动荡的记忆，以及近几十年来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惊人崛起提醒人们，学会与日益强大和坚韧的共产党相处是生存的关键所在。

但另一些人看来——比如他的儿子肯尼——中共近年来对香港事务的侵犯，威胁到了大陆所没有的宝贵政治自由。他们也排斥香港由官僚和富商组成的政治精英，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对北京更加感恩戴德。

在很多人看来，抗议活动是他们为了下一代捍卫香港，并以前辈人所一直不愿意的方式挑战这个党的最后的机会。抗议活动的暴力程度已经升级，并日益以北京为目标：10 月 1 日国庆这一天，抗议者发起游行，纪念他们所称的共产党「侵略中国」这一「民族悲剧」70 周年。

这场骚乱已成为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政治敏锐度的真切考验。挑战的关键在于，党如何重新定义对这片领土的主权，以争取到那些担心或排斥其威权倾向的人。

为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可以从他的父亲身上汲取教训——一位几十年前在中国南方面临过类似挑战的共产党革命者。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会发现，他父亲所做的经济发展承诺，在当前的危机中可能影响有限。

上个月，王乐驹给儿子发了一条手机视频，是一群抗议者和亲政府的支持者的混战，他劝儿子待在家里。

肯尼回复道：「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为什么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来香港。」

今时不同往日，父亲解释道；他当年很穷。「但你身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说。「你有自己的家，有个孩子。认真想想。」他的信息很明确：他们现在有更多可失去的东西。

对他的儿子来说，这不足以成为后退的理由。

「你这样做是为了你的母亲和将来，」肯尼说。「我也一样。我在考虑我的儿子和将来。」

「自由泳者」

1973 年，王乐驹迫切地想逃离中国。

他的父亲是米商，五年前在一个劳改营去世，他是在被共产党打成资本家后送进那里的。被称为「红卫兵」的学生武装分子洗劫了他们在南方城市广州的家，没收了他们的贵重物品，包括他母亲藏在米缸里的一只玉镯。

王乐驹那年 19 岁，他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五，需要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他准备逃往香港。表哥教他下河游泳，每次他伸手到岸边，就用竹竿打他。有一天，他们准备好了。

在 15 天的时间里，为了不被边境巡逻队发现，王乐驹和表哥在夜幕掩护下，在山间跋涉。他靠五个月饼和一袋葡萄糖活了下来。

8 月 18 日凌晨 2 点左右，两人脱掉衬衫——这是他们仅有的财产——跳进黑暗的水中。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王乐驹也能看到香港建筑的灯光在漆黑的夜空下闪亮。香港——还有自由——似乎近在咫尺。

他用最快的速度游泳。许多逃亡者都是在同一个过境点被边防人员开枪打死的，他们的尸体被冲到香港海岸上。他强迫自己集中精力游向目标。大约五小时后，王乐驹爬上了泥泞的堤岸。他成功了。

学者估计，在毛泽东时代，多达 100 万人从中国逃到香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有的越过陆地边界，有的造船，还有很多所谓的「自由泳者」，勇敢地迎着海浪游向那里。

中国南方的村庄空空荡荡，农田被遗弃。中共认为这种人员外流是个问题，并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从政治流放中拉回来。他得到一项新任务：保卫中国的「南大门」。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在广东增加宣传。党号召居民唱爱国歌曲，学习毛泽东思想。它传播的信息将香港描绘成邪恶资本家的家园。不过，人们还是逃到那里去。

习仲勋在整个广东省视察，发现在一个边境村庄，居民收入只有香港居民的五十分之一。在其他地方，差距甚至更大。根据党内的官方说法，就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经济发展——而不是意识形态教育——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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