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群管制武器产业链
全球人群管制武器产业链
非致命武器吊诡的地方是，它既是武器，又是消费产品，它既不是武器，又不是消费产品
Tear gas is fired during a protest in Admiralty.
Photograph by Paul Yeung/Bloomberg
2019 年，世界各地爆发示威游行。智利、伊拉克、香港、印度、加泰罗尼亚等地的街头，出现了大量催泪弹、橡胶子弹、布袋弹等人群管制武器，造成不少伤亡。随之浮现的，是一连串牵涉企业与政府、错综复杂、且缺泛有效规管的防暴武器全球产业链。
一颗橡胶子弹正以每秒 75 米的速度朝家豪的方向飞来。
11 月 18 日晚上，家豪在弥敦道上与防暴警察对峙。这是香港警察包围位于城市中心的香港理工大学的第二天，整晚，油麻地、佐敦、尖沙咀一带均有示威者聚集，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我们想从外面打通一条路，接困在理工里的人出来，」家豪说。
警察很快开始清场。混乱中，家豪踩到了身旁的记者。他转身、伸出手，想拍拍记者的肩膊道歉时，突然感觉身上一阵剧痛。黑色的橡胶子弹擦过他的右手拇指，然后反弹至他的左肩，留下一个五元硬币大小的紫红色瘀青。
根据生产商指引，在家豪肩膊上留下伤痕的三发式橡胶子弹，应避免直接对人体射击，若近距离击中要害，可能引致严重伤亡。想起那晚，家豪总是一身冷汗：「如果当时我没有刚好举起手，子弹没有改变路径，受伤的就是我的眼睛。」
打中家豪的橡胶子弹，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荷马市 (Homer) 郊区的一间工厂。这个 46 英亩的厂区建在州际公路旁，由一排排破旧的货柜屋组成，属于生产防暴与人群管制装备的公司 NonLethal Technologies。该公司于 1994 年由前 Federal Laboratories 的化学家成立 (Federal Laboratories 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催泪弹生产商之一)，过去以研发为主轴，2002 年时发展成为完整的制造工厂。在过去的 17 年中，NonLethal Technologies 逐渐扩充产品线，除了供应商品予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国务院外，也向多个国家输出人群管制装备。
根据英国市场研究公司 Visiongain 的报告，NonLethal Technologies 2017 年的年销售额逾 800 万美元，是世界前十大非致命武器生产商。它依靠动乱与抗议获利。阿拉伯之春的高峰期，NonLethal Technologies 的商品大量销往土耳其、巴林和埃及。销售报告显示，抗议频繁的 2011 年，光是催泪弹的购买量便增长了三倍。
过去六个月，NonLethal Technologies 标志性的银色弹壳，则落在距离其工厂约 1.3 万公里外的香港街头。警察使用 NonLethal Technologies 供应的枪发式催泪弹与橡胶子弹，驱赶在狭窄的巷弄中聚集的人群，尝试平息已动摇香港半年的民主抗议活动。
在社会动荡且专制政权立场越来越强硬的时代，像 NonLethal Technologies 这样的公司前景一片光明。市场调查机构 MarketsandMarkets 的报告预计，非致命武器市场将从 2015 年的 56.5 亿美元，以复合年增长率 8.2% 的速度，成长至 2020 年的 83.7 亿美元，其中，国际政治纠纷、内乱加剧与执法机构的军事化是主要推动原因。
而随着这个不断膨胀的产业浮现的，是一个牵涉科学家、专利律师、供应商、销售人员、军事买家、国防杂志编辑、警察部门与各国政府的跨国利益网络。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政府和企业在公众视野范围外达成一单又一单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且由于对非致命武器模糊的定义、宽松的出口法规，以及国际法与贸易政策的缺席，在警方滥用防暴武器、侵害人权时，几乎没有任何方法能追究政府、警察部门或制造商的责任。
缺乏问责机制让各国能在不经过公众审查或人权监督的情况下，继续获得大量防暴武器，以维持社会和政治控制。在某些极权国家，防暴武器更被军事化、武器化，用来报复异议份子。许多人因为非致命武器重伤、死亡。
这个缺乏透明度且错综复杂的买卖体系，一天一天成长。
非致命武器 (Non-lethal Weapons)，又称低致命武器 (Less-lethal Weapons)、防暴武器、人群管制武器，是与常规武器如刀、枪支相比，杀伤目标的可能性较少的武器，通常用于防暴、囚犯控制、人群控制、难民控制和自卫。按照作用形式划分，非致命性武器的类型包括电击类、催泪刺激类、动能类等类型，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捕捉网、染色、声光等新型的非致命性武器也有突破性发展。
长期研究催泪弹及非致命武器历史的英国伯恩茅斯大学 (Bournemouth University) 教授费根鲍姆 (Anna Feigenbaum) 指出，非致命武器的发明与商业化的历史，均和战争与殖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某些参与战争的人希望能创建一个和平时期的市场，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将战争时使用的化学武器出售给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方法，」费根鲍姆说。
在商用催泪弹历史中，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弗里斯 (Amos Fries)。弗里斯在一战期间效力于美国陆军化学部队的前身美国化学武器部门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战后，面临公众对化武的质疑和裁撤压力，他与一群政客、律师和战时好友，以「和平时代使用的战时气体」(War gases for peace time use) 为口号，将催泪弹从战时使用的有毒化学武器，包装成镇压示威的「无害」工具。
1920 年代美国涌现的劳工运动，意外成为商用催泪弹的试验场。当时两大制造商 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 和 Federal Laboratories 的推销人员预测可能出现罢工的行业，再向工厂兜售，说服他们购买催泪弹以「有备无患」。汹涌的罢工潮刺激了企业大量购买催泪弹，根据美国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统计，1933 年至 1937 年间，用于镇压劳工运动的催泪气体订单便高达 12.5 亿美元。
催泪弹在美国的成功传到了英国。「当时，许多英国占领的殖民地处于群众运动时期，人们想要更好的劳工权利，想要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费根鲍姆解释。当时，国际社会已经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催泪弹，英国认为在平民身上使用化学气体更是不人道的作法，但殖民地发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迫使他们重新选择。「过去，殖民国家经常向没有武装的抗争者开枪，这是一个公关灾难。他们迫切地需要另一种看起来更和平，但可以让他们继续殖民统治、维持控制权的选项。催泪弹就成为这种完美武器。」
至今，催泪弹的出口网络仍反映了殖民时代的遗产。「具有殖民帝国主义历史的国家，仍是人群管制装备的主要供应国，且出口路线看起来与殖民关系相似，」费根鲍姆说，「我们看到法国产品更可能出现在过去的法国殖民地，例如黎巴嫩警察使用的催泪弹往往产自法国。而香港雨伞运动和《逃犯条例》修订时警方使用的催泪弹，部份则源自英国公司 Chemring Defence (现 PW Defence)。」
发射性的动能武器发展也与香港的殖民历史密不可分。「香港在其殖民历史中一直是英国防暴武器的试验场，」费根鲍姆解释，「世界上最早的动能武器最初由英国人在香港使用。
他们研发了一种木制子弹，用来镇压香港 1967 年的暴动。」这种木制子弹后来成为动能武器，如橡胶子弹、海绵弹、布袋弹等武器的样板，然后输往全世界。
在过去半年，香港警察使用的非致命武器主要来自英、美两国。由于公开文档有限，且交易过程不透明，记者查找海关数据、货运提单、政府招标纪录与立法会数据等后，到目前，香港政府究竟花了多少钱购买防暴装备仍无法完全得知。记者也向所有目前已知运用在香港的非致命生产商查找相关数据，截稿前均未获回复。香港警务处则以公布相关细节会影响警方部署为由，拒绝提供相关数据。
在对峙前线，示威者继续向警方防线投掷砖头、汽油弹，香港警察则使用胡椒喷雾、催泪弹、橡胶子弹、布袋弹、水砲车与实弹等武器攻击、驱散人群。综合香港警方公布数字，截至 11 月 18 日，全港各区已发射超过 1.5 万枚催泪弹、约 1 万枚橡胶子弹，因清场行动受伤人数也持续攀升。六个月以来，已有超过 2600 人前往公营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有示威者、记者与医护人员因警方发射的弹药击中眼睛而视力受损，甚至失明，也有示威者被催泪弹击中头部，流血昏迷。
类似的场景不只发生在香港。2019 年，示威浪潮席卷全球。在智利，地铁票价调涨在近年贫富不均加剧的背景下成为抗争的导火线；在伊拉克，反对政府腐败的抗议活动延烧为对政治和宗教阶层的全面不满；在加泰罗尼亚，西班牙最高法院判决独立运动领袖及社运人士 9 至 13 年监禁，引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在黎巴嫩，政府对 WhatsApp 通话课税的决定引爆了激烈抗争。
尽管引发抗议的原因各不相同，这些大规模街头抗争经常导致冲突与伤亡，其中不少事例更构成了严重的人权侵犯。自 10 月初示威爆发以来，伊拉克已有 354 人死亡，超过 8000 人受伤，其中，多名示威者因被手掷式催泪榴弹射穿头颅而死亡。智利陷入严重抗争一个多月后，至少有 220 人的眼睛因当局使用橡胶子弹镇压而失明或受伤。在哥伦比亚，一名 18 岁示威者被警方的催泪弹击中后伤重不治。
国际特赦组织武装与军事行动资深危机顾问卡斯特纳 (Brian Castner) 过去一年曾到香港、伊拉克等地观察示威情况，他说：「任何设计用来维护治安的非致命性武器如果不当使用，都可能致命。」他指出，在经过充份培训且负责任的执法人员使用下，非致命性武器可以减少示威者、犯罪嫌疑人或被拘留者的伤害，并能保护警察和监狱人员，但是如果不依照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标准使用这些装备，可能会造成致命后果。非致命武器也可能对老年人、儿童和孕妇，或是健康状态不佳的人，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根据国际指引，催泪弹不应该被执法机构作为报复示威者的工具。它是用来移动人群的，所以在施放时，应确保示威者有离开的路径，不应在室内或密闭空间施放，也不应直接朝人体射击或是向空中发射，」卡斯特纳解释，「但我在香港观察到的是，警察违反了所有指引，例如他们在地铁站中，或是在狭窄的、有很多铁栏杆的街道上施放催泪弹。」
「非致命武器吊诡的地方是，它既是武器，又是消费产品，它既不是武器，又不是消费产品，」卡斯特纳说，「国际通用的非致命武器指引也十分模糊，而且时不时便有新产品出现，但指引却来不及更新。」
目前，非致命武器的使用仅受联合国 1979 年《执法人员行为守则》、1990 年《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基本原则》、2018 年《执法人员使用非致命武器基本原则》指导。《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基本原则》规定，执法人员应「仔细评估非致命武器的开发和部署，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危险」，并应「谨慎控制此类武器的使用」。当不可避免地需合法使用武力和枪支时，执法人员应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称地采取行动，尽量减少损害和伤害、尊重和保护人类生命，并确保尽早向任何受伤或受影响的人提供帮助和医疗援助。
英国民间组织欧米茄研究基金会 (Omega Research Foundation) 由 1990 年代开始研究非致命武器市场与使用，一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表示：「尽管许多制造商在市场营销材料中都采用了这些准则，但实际上，在执法人员应用这些准则时，制造商通常不会在现场进行观察。而且由于这些基本原则没有法律约束力，限制防暴武器生产和使用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
另外，与其他警务设备一样，非致命武器不受军售限制，甚至与制药行业相比，受到的贸易管制更少。尽管国际层面围绕非致命武器贸易制定了一些指引，但各国如何实施却有所不同，单看个别执法机构。例如，美国对在海外销售催泪弹的公司并没有太多限制，它们在没有特定合约或确定订单的情况下，便可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证，且一张许可证可以涵盖多批货物。根据联邦法规，除非有证据表明使用国家可能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否则美国政府通常会授予这些许可证。
「非致命武器已经造成了数不清的伤亡，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法律条文规定要统计造成伤害的数据，」欧米茄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说，「同样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法律义务记录非致命武器的部署、出口、购买纪录或长期的环境破坏。一切都是一片空白。」
这令追溯非致命武器的使用、警察滥权与人权侵害十分困难。费根鲍姆补充，非致命武器的「无法追溯性」很大程度导致了执法机构在示威者受伤或丧生时能轻易摆脱责任。「非致命武器不像手枪有能让人追踪的序号，而这并非偶然。当初人们希望警察在执法时能降低武力门槛，能更快地使用武器，例如催泪弹被设计为重夺空间的武器，它不是用来针对个人，所以当发射催泪弹的警察滥用武力或造成伤亡时，我们很难追溯到谁该为他的行为负责。这不是偶然的，是武器原始设计的一部份。」
目前，国际舆论是少数的制裁施力点。6 月份，英国政府宣布停止批出向香港输出人群管制装备的出口牌照。时任外相侯俊伟 (Jeremy Hunt) 表示，此禁令将一直生效至香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伸张为止。英国的主要供应商 PW Defence 香港出口牌照将会在 2020 年过期。
7 月，欧洲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会员国实施适当的出口禁令，拒绝香港政府取得一些足可用来违反基本人权的科技。11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签署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及《保护香港法案》，后者将禁止美国出售非致命武器予香港。
在香港主要的防暴武器供应国─英、美两国前后颁布禁令，禁止防暴武器出口至香港后，香港政府开始转向中国大陆，进口类似的装备及武器。「这是我们近几年在国际上看见的趋势，」费根鲍姆说，「在像埃及这样的民主抗议活动中，国际舆论说服了英、美停止防暴武器的出口，因为他们希望能站在示威者的那边；在因侵害人权而遭西方国家禁运的国家如委内瑞拉，中国大陆的企业加入，填补了这些空隙。」
近年来，中国大陆逐渐巩固了其作为主要武器制造商和出口商的地位。欧米茄研究基金会在 2014 年出版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一直在全球积极推广其设备，并在贸易展览会上不断扩大其占有率。目前，有 130 多家中国大陆公司参与这些产品的开发、制造和贸易，在 2003 年，参与的公司数量只有 28 间。
中国大陆的防暴武器制造以大型国有企业主导。向香港供应手掷式催泪弹的中国京安进出口公司 (China Jing An Import & Export Corp.)，原先为中国大陆公安部的贸易部门，目前，其公司的官方网页介绍自己为国务院及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下成立的国有企业，出口多至发展中国大陆家，如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日尔利亚、老挝等。供应枪发式催泪弹予香港的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China North Industries Corp.，简称 NORINCO) 则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China North Industries Group Corporation) 的对外代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隶属于国务院，研究、开发和制造一系列包含包括装甲车、人群控制手榴弹、发射器、催泪弹等，并拥有大约 100 个附属机构和 35 个研究机构。
在香港街头，北方工业制造的枪发式催泪弹壳融化了柏油路，甚至在发射后仍继续燃烧。费根鲍姆说，这样的情况令她担忧。
费根鲍姆解释：「对于防暴武器公司，他们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推出，他们希望展示这些产品，而最好的展示场便是在街上。」她说，她参与防暴武器展时，常常接到制造商吹嘘自己的商品用以成功阻止多少示威的广告传单。「这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证据。」
「北方工业坐拥一系列未知的技术。在委内瑞拉，我们已经看见北方工业新防暴技术的早期版本在示威中被使用，还有一些其他的新产品，尚未在国际间使用。我想香港未来需要关注的是，香港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成为中国大陆防暴武器的试验场？而香港又能采取哪些措施制止它们？」费根鲍姆补充说。
在香港，长期的示威游行也让人开始担心，催泪弹的残留物长期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
委内瑞拉化学教授克劳特尔 (Mónica Kräuter) 研究委内瑞拉示威中使用的催泪弹长达四年，她说：「催泪气体是有毒性的，其中，过期的催泪气体更危险，它们的成份邻氯芐叉基丙二腈 (ortho-chlorobenzylidene malonitrile) 会随着时间，热量和湿度而分解成毒性更大的乙炔、一氧化二氮、一氧化碳、氯，甚至是致命的氰化物 (俗称山埃)。长时间或在封闭地点接触，会深远地影响肺、肝和心脏功能。」
克劳特尔表示，国际上关于催泪弹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正式研究很少，对催泪弹的不当使用的研究更少。「一旦这种超细粉尘释放到大气中，就会发生许多反应，这些反应取决于许多环境因素，例如气候、风、物理空间等。此外，每个人对催泪弹都表现出不同的症状，」她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若直接向示威者发射，在密闭空间使用，或是接触到婴儿、儿童、老人、孕妇，或过敏、哮喘与或患有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则可能致命。」
颖琪 23 岁，反修例运动期间，她是在前线用水淋熄冒着烟的催泪弹的灭烟小队。「从 9 月开始，我的月经没有再来过了，」颖琪说，「之前来的几次，周期缩短到只有 2、3 日，量非常少，只有一、两滴，而且经血还是深色的。」
50 岁、家住观塘的惠仪表示，她有严重的湿疹，担心接触到催泪烟会加剧皮肤状况，所以她只去获批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游行。「但警察现在施放的频密程度，走到哪里都有可能接触到。」
惠仪说，有一次她在游行刚完结的时候，和友人一起经过旺角弥敦道。不久前，警察才在附近拉开防线，并施放多轮催泪弹驱赶群众。空气中刺鼻的味道一直没有消散。「你知道，放完催泪弹之后，街上的空气真的不同的。平常在山中、在乡下，你深呼吸一口气，空气是很清新的，」惠仪用力吸了一口气，「但是那天旺角的空气却像是被污染了一样，一闻就流眼泪、流鼻涕。」
她不知道怎么应对，也对催泪弹会不会残余毒性感到紧张。「但没办法，烟来的时候，只能跑快点啰！」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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