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泄露文件揭示新疆拘禁营运作管理模式
第二波泄露文件揭示新疆拘禁营运作管理模式
「完全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内外勾结杜撰的，一派胡言、谎话连篇、用心险恶」
官员们带着记者和外交官参观了中国新疆的这个教化营。
Photograph by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随着政府加速对中国西北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拘留，一名高级官员下达了秘令，就如何管理迅速扩大的再教育营给出详细指示。
安保人员应实施全覆盖全天候视频监控，以防止逃跑。在押人员应与外部世界隔离，并严格依照积分体系来决定何时释放。这些设施应保密，甚至连工作人员也禁止携带手机。
一份两年前的《意见》写道，「要强化工作人员保密意识，严肃政治纪律和保密纪律」。
如今，秘密已被这份《意见》本身的公开打破。这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获得的六份内部文件之一，进一步曝光了中国在新疆地区的镇压行动。过去三年里，新疆地区有 100 万甚至更多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拘留。
这批遭到披露的总计 24 页的文件，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第二次与镇压相关的重大泄密。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名政界人士向《纽约时报》提供了另外 403 页的内部文件。此人表示，希望文件的披露能防止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逃脱他们对大规模拘禁应受的责备。
尽管这些新文件的来源不明——它们是由维吾尔族海外网络提供的，但它们的披露可能是党内对这一镇压行动存在不同意见的又一迹象。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独立非盈利机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牵头对这些文件进行了调查，它汇聚了该联盟的至少 75 名记者，以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 14 个国家的 17 家合作机构。外部专家也审查了这些文件，并得出结论，认为它们是真实的。
「就文献证据而言，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披露层面，」曾研究过这些拘禁营的调查员、华盛顿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郑国恩 (Adrian Zenz) 说。 「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非常全面、非常完整。对北京来说，掩盖真相、否认事实和欲盖弥彰的游戏已经结束了。」
新文件中份量最重的，是关于如何管理拘禁营的秘密指示，这是两次泄露的文件中唯一描述这些设施内部运作的文件。这份 9 页的《意见》由主管司法的中共新疆党委政法委于 2017 年 11 月下发。
这批文件还包括地区党委另一部门的四份《每日要情通报》，提供了那些遭到调查和拘留在拘禁营中的人的信息；以及一份法庭判决书，它以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这一含糊其辞的罪名，将一名维吾尔居民判处 10 年监禁。
北京一直不接受对拘禁营的批评，将它们说成职业培训中心，是用人道的方式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在内部，政府常使用与这一立场一致的措辞。比如，泄露的《意见》将拘禁营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将被拘禁者称为「学员」。
「防止逃跑」
但这也暴露了这些设施的惩戒本质，其中关于防止逃跑及其他事件的一些措辞，与监狱及其他拘留场所的指导方针所使用的措辞如出一辙。
《意见》要求守卫严格学员活动管控。「防止在上课、就餐、如厕、洗澡、就医、亲情会见等过程中发生逃跑事件。」
还有指示要求在拘禁营内设警卫值班室和内部分隔，防止在押人员自由走动；严格进出人员、车辆、物品安检制度，严控车辆进入，并布建秘密力量，发挥信息员作用，防止人员勾连滋事。
「掌握学员思想动态，有效化解思想矛盾、疏导不良情绪，」《意见》说。
文件包括「宿舍教室视频监控必须全覆盖、无死角」的命令，并禁止被拘禁者与外界联系，除非是参加规定活动。
政府说，通过教授国语、就业技能以及如何成为守法公民，这些地方有助于防止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被宗教极端主义所吸引。在对早前泄露的文件进行回应时，政府辩称，它的方法有效遏制了新疆的极端主义暴力。
不过，之前的在押人员却称这些课程是麻木、严酷、最终徒劳无功的洗脑尝试。 居民也因为在别处司空见惯的行为被送进拘禁营：出国旅行、表现出定时祈祷或留长胡须等宗教虔诚的迹象，或安装某些手机应用，如加密通讯工具。
看过拘禁营运作相关文件及其他材料的郑国恩表示，他还从政府部门获得了一批超过 2.5 万份的文件，它们提供了拘禁的规模及其对家人影响的新细节。
他发现， 在新疆西南部莎车县 6 个几乎所有居民都是维吾尔人的村子里，大约六分之一的成年居民被拘禁或关进监狱。在该县的两个村子，近 60% 的家庭至少有一人被拘押 。
他在一篇新论文中写道， 被拘禁者中 30 多岁、40 多岁和 50 多岁的比例相当高 。这给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郑国恩记录了 5 名年龄在 3 岁到 14 岁之间的儿童，他们在父亲被关进监狱、母亲被送进拘禁营后，实际上变成了孤儿。
「与北京方面的说法相反，这场再教育和拘禁行动显然针对的是权威人士，而不只是据称需要『培训』的年轻一代，」郑国恩写道。
在泄露的每日要情通报中，其中一份下令对新疆取得外国公民身份或在中国驻外使馆申请过签证或其他文件的人进行调查。
另一份描述了在 2017 年 6 月 19 日的那一周，15683 名「可疑人员」如何被送进南疆的中心。政府一再拒绝透露这些拘禁营里关押了多少人。
其他要情通报还揭示了当局如何利用收集、整理新疆居民，特别是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信息的数据库，来确定拘禁目标。
这些每日要情通报及拘禁营运作方面的文件，由时任新疆最高安全官员的朱海仑签署。今年年初，他调任新疆人大另任他职。
61 岁的朱海仑似乎是拘禁行动的主要执行者，将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命令变成具体的计划。朱海仑一直在新疆为官，在 2009 年一场导致近 200 人死亡 (其中大多是汉人) 的血腥民族骚乱后，他接替被解职的官员担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市长。
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朱海仑对思想可以通过密集的灌输和宣传来重塑的观点并不陌生：他成长于这种手法得到普遍应用的毛泽东时代。在一本官方传记中，朱海仑将他少年时期在农村公社工作的两年描述为「再教育」时期。
40 多年后，作为陈全国在安全方面的得力助手，朱海仑的表现十分强硬。 在泄露给时报的文件中，有一份 2017 年朱海仑签署的内部文件，将伦敦和曼彻斯特的袭击事件部分归咎于「人权高于安全」。
「促进学员悔过自新」
营地行动指令要求官员对被拘禁者做大量记录，并描述了一个评分系统，用来衡量他们的行为，以决定他们的命运。
该文件称，根据囚犯的危险程度，应该将他们分为三个区域——普管区、严管区、强管区。 但是被拘禁者可以根据其分数在不同的控制等级之间移动。
该文件称：「根据学员思想转化、学习培训、遵规守纪等方面情况，实行分项考核评估、分项积分管理。」
官员们被告知要把在押人员分配到固定的宿舍、班级、队列和车间，并对营内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全面控制，包括起床、吃饭、学习和洗澡。
该指令还说，被拘禁者必须满足「纪律要求」，否则将面临惩罚。
「加强学员生活卫生管束，」文件写道。「保证及时理发剃须、换洗衣物，每周安排 1-2 次洗澡，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指令中列出的要求与之前曾被拘禁的奥伦贝克·科克斯贝克 (Orynbek Koksebek) 等人的说法相符。科克斯贝克是一名哈萨克族男子，2017 年 12 月被中国当局拘禁后，在新疆的一个教化营待了四个月。
「怎么走，怎么站，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军事纪律，你不服从，他们就打你耳光，」今年早些时候，他在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接受采访时说。
在泄露的指令中，一个关键的披露事项是对被拘禁者需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得到释放的官方描述。文件说，除了在积分制中取得好成绩外，被拘禁者还需被归为威胁程度最低的一类，被拘禁满一年，不过对前在押人员的采访显示，有时拘禁营会提前放人。
该指示还强调了表示悔恨的重要性。与被拘禁者的讨论应该「促进学员悔过自新和检举揭发，深刻认识以往行为的违法性、犯罪性、危险性，」文件说。
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分享了另一份文件，其中描述了拘禁营外的家庭成员如何被告知，他们的行为也会影响被拘禁者的释放——这是一种隐含的威胁，目的是压制不满。
曾被关押的人说，释放依据的似乎是主观的标准，对于人们何时以及为什么可以离开几乎没有明确的规定。
「你进入营地时有 1000 分。你不能获得分数。就连打呵欠或者微笑都会丢分，」拉希马·森巴伊 (Rahima Senbai) 回忆，他于 2017 年 10 月被关在一个营地，一年后才被允许回到哈萨克斯坦的家。「如果分数被扣到 500 分以下，你还得再待一年。」
扎尔肯别克·奥坦 (Zharqynbek Otan) 在 2017 年 1 月被捕后被关押了 7 个月，后来逃离了中国。他说，拘禁的目的是强迫人们忠于中国政府。
「主要目的是给你洗脑，」他说，「这样你就会忘记自己的根，忘记一切关于伊斯兰教和民族认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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