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的梯子
垮掉的梯子
过去的美国不像现在这般不平等，将来还可能更不平等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比欧洲更平等，至少不算罪恶的奴隶制时期的话是这样。来到新世界的白人移民发现，这里比旧世界的阶级束缚更少。财富继承的影响更小。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说法，在 1810 年，美国最富有的前 10% 的人群控制着不到 60% 的国民财富，而在欧洲则是 80% 以上。当工业化可能促使美国出现欧洲那样的贵族阶层时，社会迅速而果决地展开了反对行动。改革让妇女获得了投票权，保护了工人的权利，打破了强大的垄断机构，并开征了所得税。罗斯福新政完成了始于 19 世纪后期的改革。到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也再次成为了平等主义的堡垒。
因此，自那以后的不平等的演进明显背离了美国的历史。富人的收入增长远快过穷人。1979 年到 2016 年间，美国最富有的 1% 人群的收入累计增长了 225%，而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 41%。财富不平等也在加剧。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 0.1% 人群控制的财富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 20%。而在欧洲大陆，贫富差距仅略有扩大。过去 40 年中，欧洲最富有的 1% 人群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在美国则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
想要对此采取措施的政治势头在增强。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承诺推出新的财产税。但即使到现在，人们对美国财富差距扩大的病根仍知之甚少。分析往往集中在全球化或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影响等近因上。这些因素诚然重要，但其他富裕国家同样受其影响。美国的问题有着更深的根源。
部分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加剧了经济压力的影响。在他们的新著《不公正的胜利》中，伊曼纽尔·塞斯 (Emmanuel Saez) 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Gabriel Zucman) 明确地将不平等加剧归咎于美国的税收制度。这两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税收制度在过去 40 年中已经变得没有那么进步了。上世纪 70 年代，富人纳税占收入的比重是贫穷劳动人口的两倍 (算上包括州和地方的所有税项)。而到了 2018 年特朗普实施税改后，极富美国人纳税占收入的比重却比收入排在后 50% 的众多美国人小。作者估计，2018 年，美国最富有的 400 人纳税占收入的平均比重约为 23%，而低收入美国人的这一比重约为 25%，虽然这没有计入对最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一忽略不计具误导性。个税政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两位作者草草地提到了这一点。但即便如此，在极富人群收入呈现非凡增长的同时，他们税负的下降还是令人吃惊。
只有小人物纳税
这番分析呈现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税改如此不顾及不平等问题？塞斯和祖克曼给出了一种解释。经济不公正 (他们的提法) 是一个简单周期循环的结果。富人试图避税，然后赢得了政客的让步；这些政客辩称，要从富人那里收更多的税注定失败。两位作者说，这种说法过去站不住脚，因为人们对于国家资助的集体行为的价值有着共同的信念，而这种信念遭到侵蚀后，人们就会在财富和权力的鸿沟日益扩大之时回避问题并接受现状，且对此并无不满。两位作者没有再做进一步分析。塞斯说，经济学家在应对价值观问题方面「手段欠缺」，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很重要。
其他人愿意一试。耶鲁大学的法学家丹尼尔·马科维茨 (Daniel Markovits) 在《精英主义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 一书中将社会凝聚力的丧失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归咎于美国精英主义的缓慢腐化——它已经僵化成了强大而森严的等级制度。他解释说，随着教育的经济溢价不断上升，争夺精英高等学府席位的竞争也日渐激烈。这种竞争已经成为除智识精英以外的所有人成功的障碍。马科维茨指出，如今贫富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学业成就差距已经超过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
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希瑟·鲍什伊 (Heather Boushey) 的新书《解脱束缚》(Unbound) 明确了这一点。鲍什伊是左倾智库华盛顿公平发展中心 (Washington Centre for Equitable Growth) 的主任。她在书中详述了未来要在美国实现平等的种种障碍。马科维茨描述的社会鸿沟在书中反复出现。鲍什伊指出，孩子的家境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成年后的经济前途——是可能锒铛入狱还是成为发明家或企业家。
但是这些影响是可以被消减的。例如，已证明一个人出生时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其未来的学业表现和就业前景，这表明普及产前和产后保健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样，普及早期儿童教育也能抵消一定的负面影响。对高质量的幼儿园前教育课程的研究发现，家境较差的孩子可因此持久受益。与较贫穷的父母相比，高收入父母亲子阅读的时间更多，在益智活动上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也更多。提升底层劳动人口的工资及让工作时间更规律可能会缩小这一差距。研究发现，某些地方的向上流动性比其他地方高；鼓励居民迁往繁荣地区的区划改革或补贴可能会令美国的阶层固化有所松动。
鲍什伊提出的建议希望在减少不平等的同时有助经济增长。例如，由于高度不平等的经济体似乎更多地依靠信贷繁荣来推动增长，因此通过财富再分配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将降低经济体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将美国学生的考试成绩提高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能在未来 35 年中让美国的经济产出增加 2.5 万亿美元，相当于 2017 年 GDP 的 12%。
这种两面兼顾的观点具有说服力，但也承认实施变革的力量掌握在赢家的手中。正如鲍什伊所指出的那样，在立法机构中，富人关心的问题能比穷人的获得更多关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同时，富人在政治方面的投入也在增加，政治也变得更加两极分化。考虑到实现再分配的税收和支出措施的受欢迎程度，这种政治失灵对富人有利。
要纠正这种情况，可能必须得说服富裕阶层相信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所能带来的益处。也许，鲍什伊这样的思想者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宣传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并提醒富人在这一点上所有美国人利益一致，由此重建美国社会失去的凝聚力。
理所应得
但如果马科维茨是对的，这一前景将遥不可及。他认为，微妙但具腐蚀性地，精英主义的思想认可了不平等的存在，因为富人和穷人的地位都是自己「挣来的」。成功有赖于许多人无法企及的教育成就，但胜者认为自己配得上胜利的果实，而败者则被要求认命。恢复底层劳动者的尊严可能需要一个世纪前曾改变过他们命运的那种组织和积极行动。对一些美国人而言，那种巨变可能会让他们不安。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