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研究中

2019-12-23 原文 #Nei.st 的其它文章

诺贝尔经济学奖促使人们反省经济学为何缺乏抱负

诺贝尔奖表彰的通常都是多多少少已经可以确信会成为人类遗产的成就。但个别时候,它在带来如潮赞美之时也会引起同样热烈的争议。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有些不同寻常,三位得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 (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 和迈克尔·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相对都比较年轻,研究成果提出的时间也不长。不管有心还是无意,这引发了对经济学发展方向的争论。

本年的经济学奖于 10 月中颁发,表彰几位获奖者运用随机对照实验 (以下简称 RCT) 解答社会科学问题的努力。在评估某项政策干预效果的 RCT 中,研究人员会把受试者分组,其中只有部分小组会接受到政策干预。今年的获奖者运用 RCT 来探究发展中经济体推行的减贫项目的效果。举例来说,克雷默怀疑学生健康状况不佳可能导致上课出勤率低,影响学习成效。通过随机设定不同学校的学生接受肠道蠕虫治疗的时间表,克雷默和论文的另一位作者爱德华·米格尔 (Edward Miguel) 发现,驱虫治疗能够改善健康状况及出勤率,但不能提高考试成绩。他们的研究在获诺贝尔奖之前和之后都广受赞誉。但令人诧异的是,尽管取得了实际的成就,其研究也一直备受批评。

RCT 的推崇者有时主张这是「黄金标准」,比其他分析方法更能弄清问题的成因。但另一些经济学家不以为然。也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安格斯·迪顿 (Angus Deaton) 在 10 月发表文章,认为不值得对 RCT 另眼相看,而应该只在有需要时才使用它。前世界银行官员马丁·拉瓦雷 (Martin Ravallion) 指出,一味运用 RCT 会带偏研究方向,因为并非所有经济问题都适合套用这一方法。结果取决于各种背景因素,其中的关联影响难以分辨。在肯尼亚的一项研究获得的发现对危地马拉的政策可能并没有太多启示。

此外还有伦理方面的难题。在医学领域,RCT 曾因不让一部分受试者接受可能有效的治疗而受到批评。但后来,由于证明了 RCT 可以有效剔除被误以为有助于改善健康的疗法,而筛选出真正有效的疗法,这样的担忧已基本消散。然而在经济学领域,这类担忧更难消除。RCT 可能被用于测试某项能明显改善人们福祉的干预措施 (如驱虫药) 的经济效益,这就意味着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部分受试者被剥夺了享用该项措施的机会。权力失衡也是一个问题。在富裕国家的医学实验中,参与者通常是本国公民,而且是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同意受试的。但迪顿指出,在发展经济学相关研究中,实验人员往往比研究对象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肤色更「白」。另外,在社会科学 RCT 实验中,如果告知受试者实验的性质,可能就会改变其行为,造成偏向性结果。发展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里 (William Easterly) 提醒人们警惕「技术治理幻觉」,也就是以为富裕国家的能人智士用技术性方案就能解决穷国的问题,而绕过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混乱复杂。

如果说 RCT 要慎用才是一种宝贵工具,这并不有损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就。其他批评则更直捣根本。在贫困国家,能减少疾病和改善教育的政策是值得欢迎的,这一点无人质疑。但有经济学家怀疑这类干预措施治标不治本,并不是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迈出的步伐。发达经济体当初能致富是一种广泛变革的结果,这种变革影响了从劳动者的抱负到政府的职能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并不是通过连串的小范围技术性政策转变成就的,无论有多么充分的证据支撑这些举措的效果。过去 20 年全球贫困率显著下降更多是源于全球贸易的变化和中国的根本性改革,而非对教育的小幅调整。正如伊斯特里所言,我们无法运用 RCT 来回答那个最重大的问题: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经济学家不能随机给某个国家设定一套体制,给另一国设定另一套。

试错

确实,一些经济学家私下怀疑 RCT 的兴起显示经济学不仅关注的问题变小,抱负也变小了。过去 20 年,经济学无疑已经变得越来越倾向实证。当今的明星经济学家扬名立万靠的是发现有关经济的新的事实;过去的巨匠的成名之路是空降某一经济领域,以几个简洁的公式总结其中的运作方式 (经常是错的)。研究人员仍然由理论引导,理论决定了他们会问出怎样的实证问题,以及研究结果是否会被诠释为抓住了一个经济体更深层次的特性。但如果经济学家大多一心只求微调政策——用迪弗洛的说法就是充当「水管工」——这可不是许多经济学家曾经向往的世界。

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希望通过经济学成为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笔下的系列科幻小说《基地》(Foundation) 里的主角。在这部小说描绘的世界中,社会可以用数学完全解析,因而也能确凿地预测出几千年后将发生的危机。相比之下,今年获奖者的成就确实算不上伟大。但批评者似乎没有认识到,更大胆的研究也许并不可能发生。这些诺贝尔获奖者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开展,正是因为经济学家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仍不知道如何将穷国变富。如果已经有了答案,也就不会有贫穷的村庄供他们开展实验了。对 RCT 的批评有一些是合理的,另一些似乎只是在表达一份惶恐:这实际上已经是经济学能做到的最好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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