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多幸福，你就多幸福

一本新书探讨为何中国人不像国家经济成功所预示的那么开心

美国的《独立宣言》花了 125 年的时间才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知，而到了这里，文中一些崇高的词汇丢失了。已知最早的中文译本是 1901 年由急于推翻清王朝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印行的，是一篇急躁而好斗的文字。重新发现了这个版本的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道揆，他注意到文章的标题变成了《美国独立檄文》。文中认为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变成了更索然无味的东西：「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

幸福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棘手的话题。联合国自 2012 年以来主办了《世界幸福感报告》，询问约 150 个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中国在最新一期报告中排名第 86 位，低于俄罗斯，甚至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利比亚。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相对悲观的情绪很容易解释。他们看到了一个建立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无情交易之上的制度。公民可以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但不可抗议其代价，无论是污染还是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说他们极为重视把提升公众的幸福度作为中国梦 (习近平主席的「让中国再次伟大」的运动) 的一部分，这些专家对此嗤之以鼻。在这些愤世嫉俗者的想象中，习近平领导层真正的头等大事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他们觉得唯一能让长期受苦的公众乖乖听话的东西就是物质利益了。

这种愤世嫉俗的理论很受欢迎，却是错的。由英国两位汉学家葛维兰 (Gerda Wielander) 和德雷克·赫德 (Derek Hird) 编辑的新文集《中国幸福论丛》(Chinese Discourses on Happiness) 正逢其时。它探讨了中国的宣传机器如何花大力气传播「中国人民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享受着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这一认知，而这恰恰是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并没有带来足够的幸福。

早在 1974 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 (Richard Easterlin) 发现了一个谜团。虽然富裕国家通常都更为满足，但物质愈加丰富并不一定会让自我报告的幸福水平更高。《中国幸福论丛》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伊斯特林悖论。在 1990 年至 2015 年间，中国实际人均 GDP 增长了五倍多。然而，中国人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却并未与经济同步攀升，反而从 1990 年开始大幅下降，在 2000 至 2005 年间 (GDP 飞速增长的时期) 达到最低点，然后才开始反弹，但可能至今都没有恢复到 1990 年的水平。

在伊斯特林参与撰写的《2017 年世界幸福感报告》中，有一章挖掘了中国近 25 年的数据，发现在幸福感与几种通常被认为会导致悲观的趋势之间呈弱相关性。比如收入不平等——中国在 1980 年至 2010 年左右呈上升趋势，而在同一时期，自我报告的幸福水平先降后升，呈 U 形。这一章还研究了幸福感的其他「预测因子」，包括煤炭消耗量 (污染指标)、房价、人均 GDP、预期健康寿命、自我报告的做重大决策的自由，以及腐败 (用询问贿赂是否可接受来衡量)。在中国，这些指标都没能密切贴合幸福感。另外两个指标则吻合很好：失业率和获得社会安全网的机会。在 2000 至 2005 年，随着国有企业的重组，失业率飙升，安全网崩溃，低收入中国人感受到的困苦尤其加重了。而随着就业的反弹，幸福感也随之回升。

即使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明显受益于中国经济开放的人——过去 30 年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数亿农民工——总体上也并没有变得更开心。最新的《2018 年世界幸福感报告》发现，平均而言，中国移民迁移到城市可获得更高的收入，但一旦进了城，他们说自己不如原本就扎根在此的城里人幸福。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移民也不如他们留在乡下的亲戚幸福。深入研究数字后会发现，最不幸福的移民所做的工作非常不稳定、条件恶劣且报酬微薄，被推到社会底层，而户口法限制其子女就学和获得其他公共服务，更是雪上加霜。经济状况的改善无法弥补被社会排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