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气候大会：令人失望，明年再谈
马德里气候大会：令人失望，明年再谈
「拖堂」40 多个小时后，参加马德里气候大会的各缔约方最终未能就《巴黎协定》的「市场机制」规则达成实质决定
12 月 6 日傍晚，马德里市中心的万人气候游行活动中，抗议者手举「有钱国家污染多」的牌子行走在游行队伍中。当地媒体报道，游行活动共获得 850 个社会和环境团体的支持。
摄：张子竹/财新
欧洲中部时间 2019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1 点 55 分，西班牙马德里，原定于 12 月 13 日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UNFCCC) 第 25 次缔约方大会 (COP25，下称气候大会) 在创纪录的「拖堂」40 多个小时后，终于落下帷幕。
由于闭幕大会超长加时，各国谈判代表们面露疲态，场上甚至多次出现大会主席口误、缔约方代表找不到对应的决议文本之类的插曲。即便这样辛苦，大会仍未获得可喜成果——各缔约方最终未能就《巴黎协定》第六条规则达成实质决定，该议题将留至 2020 年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继续审议。此外，各缔约方在增强减排雄心、资金等关键问题上仍缺乏共识。
一年前，各缔约方在波兰卡托维茨通过了《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今年气候大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完成《巴黎协定》规则手册遗留部分的谈判，即对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规则 (下称「第六条」) 的讨论；落实 2020 年前的资金和气候承诺，同时为 2020 年各国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NDC) 打下基础。
拥有 10 万多名科学家会员的「忧思科学家联盟」政策和战略总监奥尔登·迈耶 (Alden Meyer) 在会后表示：「我从 1991 年起就开始参加气候谈判。但我从来没有见过马德里气候大会这样的场景：科学所要求的方案和气候谈判传递的有效行动完全脱节。」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随后也在推特上表示了对本届大会结果的失望。「国际社会失去了一次在减缓、适应和财政上提升雄心以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机会。」他写道，「但我们一定不能放弃，我也不会放弃。」
从地铁票涨价到大规模游行示威，气候大会原主办地智利不得不放弃承办会议，今年的气候大会还未开场就显得很不寻常。好在西班牙伸出援手帮忙承办，会议在马德里时间 12 月 2 日顺利开幕，主席国仍由智利担当。仅用了 20 多天的准备时间，会议现场安排得有条不紊，许多展览、边会活动都如常举行。
相比 2015 年签署《巴黎协定》、2018 年通过《巴黎协定》规则手册，马德里气候大会议题的政治性和复杂程度相对较弱，但结果仍不如人意。
绿色和平组织资深政策顾问李硕说：「本次大会的主席国智利对进程把控不力，导致会议整体进展缓慢；大会收官阶段的程序性安排不妥，导致关键问题难产。COP25 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公关』反倒演变为一场『公关危机』。」
美国能源领域著名智库落基山研究所常务董事、奥巴马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能源和气候变化事务高级主任保罗·博德纳尔 (Paul Bodnar) 对财新记者表示，在经历了近 30 年的试错后，各国终于签署了代表全球气候合作长期框架的《巴黎协定》，在 2018 年又通过了该协定的规则手册。「大家希望世界有朝一日能把注意力从谈判上移开，更专注于行动。现在最重要的并不是谈判，重要的是各国是否有政治意愿将低碳转型作为国内政策的首要事项。」博德纳尔说，「这里我们有一个好坏参半的结果——一些地区如欧盟和中国在达成目标上进展不错，但另一些国家如美国和巴西则正在后撤。」
「《巴黎协定》的心脏仍在跳动，但已很微弱。」在一场有关「气候紧急」的高级别会议上，绿色和平组织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 (Jennifer Morgan) 无奈地表示。
敏感的资金问题
2015 年年底，全球 190 多个国家达成了历史性的《巴黎协定》，并建立了基于「国家自主贡献」的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框架。但最新的科学报告显示，当前《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减排承诺距离达成 1.5℃的温控目标仍有很大距离，如果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未来十年不能以每年 7.6% 的水平下降，世界将失去达成 1.5℃温控目标的机会。
根据《巴黎协定》，各国同意在 2020 年底前对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行更新。尽管《巴黎协定》的文本没有明确要求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要比此前提交的更高，但新的目标理论上应当代表一种进步，并反映一国最大可能的雄心，这也是《巴黎协定》中「螺旋上升式」减排机制的核心所在。
在今年大会开始前，主席国智利就明确今年大会将是一届有关「雄心」的大会。2019 年 9 月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由智利领导的「气候雄心联盟」获得了 59 个国家在 2020 年提升气候行动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承诺。
但在本届大会上，提升雄心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凸显。会议第二周，智利环境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 (Carolina Schmidt) 宣布「气候雄心联盟」中已有 73 个国家宣布将提交增强的气候行动计划；14 个地区、398 座城市、786 家企业和 16 个投资方表示会努力到 2050 年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但该联盟中缺乏一些主要排放国，如中国、印度、日本的身影。根据「气候观察」的「2020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追踪器」显示，目前全世界一共只有 80 个国家表示了在 2020 年底前提升减排目标的意愿，这些国家仅代表全球排放总量的 10.5%。
气候谈判的另一个痛点是技术与资金。与往年一样，今年一些气候脆弱国家和小岛屿国家领导人积极发声，强调气候变化对气候脆弱国家和海平面上升的威胁。2019 年 9 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的《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指出，21 世纪内，由于气温上升导致上层海洋层化变强、海水酸化加剧、海水中氧气减少，海洋预计将向着前所未有的形态转变，极端海平面事件发生频率也会大幅升高。
在大会开幕日的「气候脆弱」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古特雷斯表示：「在气候变化中，最大的不正义就是它将影响那些对全球升温负责最少的国家。」他举例指出，在莫桑比克和加勒比地区，暴风夺走了很多生命，令经济瘫痪；在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之角，严重的干旱也正在发生。
今年在马德里，针对「气候资金」的讨论进展不大。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曾承诺到 2020 年每年提供和动员 1000 亿美元的长期气候援助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减缓和适应行动。但一直以来，这一承诺在 2020 年前如何具体落实并没有明确说法。「气候资金」的定义也是一笔糊涂账。
李硕表示，今年大会在长期气候资金上只达成过程性决议，明年才是资金讨论的「大年」。「一方面明年是评审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兑现程度的节点年，另一方面明年要开启一个新的谈判进程，确立一个自 2025 年起的集体资金目标。」他说，「很多今年的谈判是为明年做铺垫。」
马德里气候大会还审议了 2013 年建立的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与损害华沙国际机制 (WIM)，这一机制旨在为受气候灾害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本次大会中，有关「损失与损害」的一份较早前案文仅「敦促发达国家提升资金力度」，比一些小岛屿国家和气候脆弱国家所要求的「新的及额外的资金」这一诉求要弱。最后的案文更是进一步删除了有关资金提供方 (即发达国家缔约方) 的文字表述，引发了发展中国家顾虑。
发达国家一向对资金问题非常敏感。在 2015 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各国同意「损失与损害」机制不涉及也不为任何责任和赔偿提供基础。本届大会上，明年 11 月即将退约的美国要求将这一豁免性条款扩大到公约范围内，而不仅适用于《巴黎协定》缔约方。这一态度被认为是美国希望避免在「损失与损害」上承担义务。
「我们正处于政治上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一位重要的世界领导者否认气候变化。」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代表伊恩·弗莱 (Ian Fry) 对美国批评道，「在一个重要国家扮演破坏性角色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很难向前迈进。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世界。」
尽管气候世界正不断突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隔膜，既有的政治叙事还是搅动着各国神经。大会第二周，包括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发布了部长级联合声明，强调发达国家在 2020 年之前所做的承诺需要被遵守，「前 2020 年」议程的完结对于构建「后 2020 年」时期的共同信任和雄心具有重要意义。
四国部长在声明中指出，马德里大会应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完成「第六条」实施细则谈判；授权在公约附属履行机构 (SBI) 下开展一项为期两年的工作计划，评估 2020 年前行动的进展和差距，并为填补差距做出必要安排；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开发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以全面和忠实的态度诠释和落实《巴黎协定》条款。
但在最终案文的敲定中，各缔约方仅同意在明年的气候大会上邀请缔约方和非缔约方代表举办有关 2020 年前行动力度和执行的「圆桌会议」，会议报告将作为公约第二轮周期性审评的参考材料。
「2020 年是一个包含重要政治意义的时间分水岭。」李硕分析说，「2020 年以前是《京都议定书》的时代，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分法』的时代。2020 年以后，在《巴黎协定》下，绝对两分的政治原则就不再适用了。」他认为，将发达国家对「前 2020 年」的承诺兑现赤字带到「后 2020 年」讨论，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承诺的政治态度，「存在很多政治博弈」。
「市场机制」悬而未决
去年，在波兰卡托维茨召开的第 24 届气候大会上，各国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一致并通过了《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但就市场机制的规则，部分国家仍存在分歧。此次马德里气候大会即是要解决细则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使得《巴黎协定》中有关「市场机制」的第六条成为讨论焦点。但在「拖堂」40 多个小时后，各国最终未能达成实质决定，该议题将留至明年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继续审议。
科学报告已经指出，目前全球自主减排力度离实现控制升温「1.5℃」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根据《巴黎协定》，各缔约方承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以内，并为 1.5℃温控目标而努力。良好运转的排放交易机制和国际合作可以作为一项额外机制，降低减排成本，促进各国提升自主排放目标。《巴黎协定》第六条即允许各国通过碳市场等市场机制，部分实现国内减排目标，主要包含三项机制，其中两个为市场机制，即条款 6.2 和条款 6.4，前者允许国家之间进行减排成果的国际转让，后者则意在建立一个由联合国机构监督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以取代此前《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 (CDM)。
国际排放交易协会 (IETA) 2019 年 6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通过模型估算，「第六条」有潜力减少超过 50% 执行「国家自主排放」目标的成本，到 2030 年一年就可节省 2500 亿美元。
但更多政策人士担心，如果「市场机制」的规则设置存在明显漏洞，「第六条」很有可能产生「弊大于利」的后果。来自非营利机构「碳市场观察」的政策研究员吉勒斯·达夫拉森 (Gilles Dufrasne) 告诉财新记者，IETA 的报告结果是基于拥有完美市场的假设，且人们会将从市场省下的钱投入到减排行动中。「这是一个理论的想法，理想中我们希望有一个市场可以帮助减少排放并且提升减排雄心，但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首先需要回避那些会令《巴黎协定》折损的机制。」
达夫拉森所指的不良机制中，首当其冲的是「双重计算」。双重计算是指一国将其产生的减排当量计入自主贡献减排目标的同时，将同一减排成果转让给他国并纳入他国自主贡献减排目标，导致一个减排成果被计算两次。「第六条」中有明确要求避免双重计算的表述，协定的规则手册也明确一种名为「对应调整」的核算机制，即在一个账户的入账必须对应另一个账户的出账，以避免双重计算。
2018 年卡托维茨气候大会期间，拥有大量热带雨林的巴西就坚持新的市场机制不应限制双重计算，即同一份减排量可以拿来卖，同时还能计入本国的自主减排量。巴西在本届大会上坚持类似立场，遭到缔约国的普遍反对。「巴西在这件事上比较孤立。」美国环保协会多边气候战略总监兼首席顾问埃里克斯·哈纳菲 (Alex Hanafi) 对财新记者表示。
多名关注「第六条」谈判的机构代表向财新记者表示，巴西在双重计算上的态度，是为了在「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证减排量」 (CER) 过渡问题上赢得筹码。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的灵活履约机制，允许缔约国通过资金支持或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项目，取得减排额度，其交易单位被称作核证减排量。
由于《京都议定书》仅对缔约方 (主要为发达国家) 有减排约束，清洁发展机制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许多观点认为，在一些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没有清洁发展机制，大量风电和水电设施仍然会被修建，清洁发展机制对减少碳排放的「额外性」遭到质疑。此外，由于清洁发展机制缺少有关社会和环境影响的防御性措施，一些项目对环境和原住民群体造成的伤害也遭到环境保护群体的不满。「这里的担忧是，如果允许这些旧的、很可能质量不好的核证减排量被用来实现国家自主减排目标，当前的国家自主减排力度很可能被稀释。」哈纳菲说。
根据经合组织和国际能源署 2019 年 6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全球大约有 8.19 亿可用的核证减排量，其中中国持有的数量最多，约达到 4.53 亿。印度、韩国、巴西和墨西哥在数量上紧随其后。根据「碳市场观察」在谈判期间的发布的一份材料，中国、巴西、印度等持有全球 60% 现有核证减排量的国家，正试图推动这些额度被过渡到 2020 年后。
此外，澳大利亚希望继续保留其在《京都议定书》下通过排放交易机制获得的相当于 4.11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分配数量单位」 (AAU)，以达成其在《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京都议定书》下，弱减排目标和经济崩盘使得一些缔约国拥有较多剩余分配数量单位。澳大利亚的立场也招致多国反对。
为了确保「第六条」达成稳健的成果，哥斯达黎加、西班牙、哥伦比亚等 31 个国家在马德里大会进行到第二周时达成了「圣何塞原则」倡议 (San Jose Principles)，提出「第六条」的规则手册应至少满足杜绝双重计算、禁止过渡 2020 年前《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量、确保市场机制促进实现全球减排等多个原则。哥斯达黎加环境和能源部长卡洛斯·罗德里格斯 (Carlos Manuel Rodriguez) 表示：「支持这些原则的国家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结果来使得 1.5℃目标可以被达成。」
在回应中国是否希望清洁发展机制下遗留的「核证减排量」在新机制下被继续使用时，多次代表中国参加气候谈判的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段茂盛向财新记者表示，考虑到此前清洁发展机制已经产生很多投资，如果国际规则要改变，一个过渡机制应该被允许。「至于一些国家的现有指标非常多，可以从技术层面进行限制。但是我们先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是可以过渡，至于过渡条件可以后续再讨论。」他说。
国际排放交易协会传播顾问亚历山德罗·维特利 (Alessandro Vitelli) 向财新记者分析，中国和巴西在核证减排量过渡问题上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中国目前有许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但随着中国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很多减排量可能不倾向继续留在由联合国监督的体系里，而是转而在国内的排放交易市场消化。
此次马德里气候大会上，有关「第六条」的讨论进展非常缓慢。达夫拉森直言：「双重计算排放减少，或使用旧的额度而非真正通过削减污染来达成气候目标，是一种欺骗行为。」
李硕在会议第二周伊始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在第一周见证这些辩论本身是滑稽可笑的。」在会场各处，「达不成协议要比达成一个坏协议强」，成为与会者在讨论「第六条」谈判时最常提到的一句话。
直至大会最后一刻，各国仍未能在「第六条」议题上达成一致。国际排放交易协会 CEO 德尔克·弗里斯特 (Dirk Forrister) 在一份声明中称，本届大会上有关「市场机制」的规则没能达成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他认为，各国是否能够达成与碳中和决心一致的强减排目标，取决于它们能否参与国际层面的市场合作。
但弗里斯特表示，马德里的失败不会阻止各国继续建立具有高度一体性的未来市场，一些双边和区域市场中的「试验系统」正在自主形成，「这些双边和区域市场可以为明年的格拉斯哥会议传达信息，同时我们敦促英国作为明年气候大会主席国将『第六条』设为最优先要处理的事项」。
美国「仍在」，欧盟的雄心
作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特朗普上任后的美国于 2017 年 6 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在 2019 年 11 月 4 日启动退出程序，其正式退出将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生效。
马德里气候大会上，美国政府只派出一支由负责海洋、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柏尼卡特 (Marcia Bernicat) 带队的代表团。同时到会的还有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带领的一支 15 人国会代表团。佩洛西在开幕日表态：「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我们仍在 (巴黎) 协定之中。」
在「We』re still in」的口号下，美国州级政府和商界代表在马德里的边会会场活跃地表达着减排决心。纽约市前市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迈克尔·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 在大会第二周也来到会场，做出支持《巴黎协定》和坚持减排的承诺，在「美国气候行动中心」的展馆附近掀起一阵人潮。
但美国环保协会监管战略高级总监帕姆·凯利 (Pam Kiely) 坦陈，目前无论是美国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层面，都没有政策能够保证美国会达成其自主减排目标。「我们确实需要联邦政府回到《巴黎协定》中来。我们不仅需要努力达成自主减排目标，同时要朝着 2030 年展望。」凯利对财新记者说。
在种种不利的氛围中，欧盟高调减排的决心似乎成了一股清流。大会开幕当天，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就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在 2050 年以前成为第一个气候中和的大陆。我们必须从现在起行动。」12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绿色协议》，提出欧洲争取到 2030 年将碳排放在相对于 1990 年的水平上减少 50%–55%，在 2050 年前建成全球首个「碳中和」 (即碳净排放量降为零) 的大洲，并承诺将在 2020 年 3 月出台首部欧洲气候法，把 2050 年碳中和的目标纳入其中，同时落地「可持续欧洲投资计划」，在下一个十年支持 1 万亿欧元的可持续投资。
与欧盟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到 2030 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 40% 相比，上述气候目标有大幅提升。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数据，1990 年–2018 年，欧盟减少了 23% 的温室气体排放，而经济增长了 61%，不过如果继续之前的政策，到 2050 年只会减少 60% 的温室气体排放。
本届气候大会期间，冯德莱恩公布了「绿色新政」的提案细节，但提到针对 2030 年减排目标的计划到 2020 年夏天前才会出台。此外，尽管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了 2050 年达成碳中和的长期减排目标，波兰仍表示「无法承诺执行这一目标」。波兰目前 80% 的能源消耗来自煤炭，该国总理莫拉维茨基 (Mateusz Morawiecki) 表示，波兰会用自己的速度达成气候中和，甚至提出要将达成碳中和的时间线延至 2070 年。
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告诉媒体，一些欧洲国家对于碳中和目标的适应会更加困难，欧盟会继续尝试说服波兰接受这一计划。波兰将在 2020 年 6 月就是否执行 2050 年碳中和目标做出决定。
作为服务欧盟的多边借贷机构，欧洲投资银行 (EIB) 是欧盟新气候目标的支持者。欧洲投资银行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通过了新的能源贷款政策，要求在 2021 年底前停止为没有排放减缓措施的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融资。尽管在最终通过的政策中，「2021 年底」这一停止融资的「死线」相较此前提案的「2020 年底」延迟了一年，该举措还是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反响。此前，由于该限制性政策将在化石能源中排放相对较少的天然气项目也纳入其中，一些煤炭消费量较大的欧盟国家如德国、波兰表示过反对。
为了促进一些煤炭国的转型意愿，冯德莱恩的「绿色新政」还包括利用「过渡基金」来确保在低碳转型中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国家得到支持。欧洲投资银行负责能源融资的副总裁安德鲁·麦克道尔 (Andrew McDowell) 向财新记者介绍，过渡基金会识别 50 个在能源转型中尤其脆弱的欧洲地区，成员国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准备相关的转型和投资计划。基金中的一部分资金将来自欧洲投资银行，另外有一部分来自欧盟预算。
但麦克道尔承认，如何确保这些地区有能力筹划可执行的项目计划，如何建立好的项目池，会非常关键。「很多获得投融资的地区会非常小，他们的行政能力目前仍不清楚，他们是否有发展这类项目和运作大笔资金的经验也不清楚，因此这会是一个挑战。」
尽管欧盟到 2030 年减少 50%–55% 碳排放的目标相较欧盟此前设立的 40% 目标已有不小提升，但詹妮弗·摩根认为，欧盟目前的减排野心还不够。「我们需要欧洲提出 65% 而不是 50%–55% 的减排目标。」她说，「尤其在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信任的层面。」
在美国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大背景下，欧洲和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受人关注。2019 年 6 月举办的 20 国集团峰会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及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 (Jean-Yves Le Drian)，三方就气候变化发表了联合声明。中法在声明中承诺，将更新其国家自主减排目标，并在 2020 年前公布各自到本世纪中期的减排战略。2020 年 9 月，中欧领导人还将齐聚德国莱比锡参加中欧峰会，届时气候变化预计会成为讨论重点之一。
博德纳尔曾深度参与 2014 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谈判。这一声明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在气候变化合作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中美的携手在当时激励了全球各缔约方共同签订《巴黎协定》。
「问题是，现在是否有其他国家能像当时的美国一样激励中国来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博德纳尔对财新记者说，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展示其在世界多边关系中越发重要的角色，不仅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开始思考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目前看，中国最有可能的『舞伴』会是欧盟」。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马德里气候大会上的「安静」态度时，曾参与制定《巴黎协定》的法国前气候变化谈判大使、现任欧洲气候基金会 (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 CEO 劳伦斯·图比娅娜表示，也许目前中国正在贸易战的环境下思考自己的经济未来，包括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但我们需要中国，这是很明显的」。
图比娅娜认为，如何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确保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参与，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欧洲领导人共同努力带来的联合对华政策会产生好的结果。「我期待看到中国和欧盟能在莱比锡达成类似习近平和奥巴马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马德里的失意，把更多的重担留给了下一届气候大会承办国英国。本届气候大会期间，英国保守党在议会大选中胜出，「脱欧」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大增。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在胜选后的演讲中称：「如果你在这次选举中投票给了碳中和，也就是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那么我们将完成它。」
欧洲企业领导人集团高级顾问马丁·波特 (Martin Porter) 表示，目前欧洲与英国在气候上的政策目标是基本一致的，英国已有自己的气候立法，并且在 2019 年 6 月给出了 2050 年达成碳中和的承诺，「但当英国不再是欧洲单一市场的一部分，如何确保英国和欧盟发展出合作而非竞争性的贸易关系是关键。我们希望这不会放慢气候政策的推进。」
来自民间的不满
气候大会是一个舞台，各国领导人在这个舞台上「打太极」的同时，年轻群体中的不满声音却逐渐高涨。在大会第一周的星期五，为气候罢课的瑞典少女格蕾塔·通贝里 (Greta Thunberg) 乘船航行三周并转乘火车后到达马德里，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
通贝里今年 16 岁，因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积极活动而出名。2018 年 8 月开始，通贝里手持「为气候罢课」的标语，每周五坐在瑞典国会大厦前，抗议政府对气候危机的无动于衷。她的行为带动了全球多地青少年以罢课游行的形式为气候变化发声。
12 月 6 日，近百名年轻的「星期五为未来」 (Fridays for Future) 倡导者在会场以静坐方式表达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星期五为未来」即是受通贝里在周五罢课行为启发形成的全球范围内的青少年气候抗议运动。
通贝里表示，她真诚希望本届气候大会能够带来「一些实质的东西」，同时能「带来人们意识的普遍提升」。「我们的罢课至今已持续一年多，但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通贝里说，「气候危机仍然被那些掌握权势的人们忽略，我们不能继续如此。孩子们不去上学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当天傍晚，通贝里参加了在马德里市中心举行的游行活动。游行活动于当地时间傍晚 6 点从阿托查车站开始，全程五公里，晚上 10 点多，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才到达位于政府大楼附近的游行终点。在终点处，西班牙国宝级男演员哈维尔·巴登 (Javier Bardem) 和通贝里现身并讲话，现场还伴随乐队表演。
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各地的游行者们高举「否认即是自杀」「有钱国家污染多」「这里没有第二个地球」等标语为气候变化发声。据西班牙主流媒体《国家报》报道，游行活动共获得 850 个社会和环境团体的支持。通贝里和民间运动团体「星期五为未来」随后在推特上发布了 50 万人的游行人数统计，但马德里市政当局称当晚游行人数只有 1.5 万人。
这次游行不只是年轻人的聚会。财新记者在游行队伍看到许多上了年纪的游行者，也有父母带着孩子一起高举标语。
随着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关注增多，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西班牙等国家，均有以「父母」「祖父母」为参与主体的民间气候倡议团体发声。
「这里有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前来参加游行，因为他们为孩子的未来担忧。年长的一代开始思考，我们要把什么样的未来留给我们的孩子。」来自非营利鸟类保护组织 SEO/BirdLife 的气候和能源顾问大卫·豪厄尔 (David Howell) 说。
12 月 11 日，会场还出现一个不太和平的插曲。当天下午，几百名社会组织成员、原住民群体在大会会场内施压，要求与会各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气候行动，但随后抗议者与会场安保人员产生肢体冲突。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约 200 多名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参会者被拿走了准入证，无法再进入会议现场，其中包括一些媒体记者和国际组织高层人员，如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
大会随后发布声明称该事件是一场「不幸的安全事故」，已致有必要采取手段确保气候大会与会者的安全并令会议的程序得以进行。环境倡导组织 350.org 则在 11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今天我们上百人在马德里 COP25 的场馆内示威，不是为了阻碍进程，而是推动其前进……然而，气候大会将这些人而非那些制造污染者踢出了场馆。他们试图不让我们发声，而非倾听我们。」
在马德里气候大会结束后，气候倡议者们也在社交媒体表达失望。「我们的领导人们还在等待什么样的警告，什么样的科学证据？你们还需要几百万人走上街头才能开始行动？请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很想知道。」来自德国的青年气候倡导者路易莎·纽鲍尔 (Luisa Neubauer) 写道。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多边主义正在退潮，各国都有各自的重要事项要处理，一些需要多边解决方案的事情可能会靠边站。」但博德纳尔认为，低潮期不会是永恒的旋律，而且谈判不顺利可能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会让我们更关注行动而非谈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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