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父亲：拎着 120 斤的箱子，奔走 14 年
吴英父亲：拎着 120 斤的箱子，奔走 14 年
吴英案，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民间金融案例，至今仍出现在大学法学院的课堂上
一只 120 斤重、装满了诉讼材料的箱子，是吴英父亲吴永正进京的标配。拎着这样的箱子，他几乎每个月就要跑北京一次，已经跑了 14 年。
吴英是浙江东阳人，做美容生意起家，2006 年成立了本色控股集团，涵盖广告、洗业、酒店、电脑、婚庆、装饰、物流 7 家子公司，注册资本 1 个亿，因此有了「亿万富姐」的称呼。这一年吴英只有 26 岁。
但从一夜暴富到身陷囹圄只用了短短 10 个月，2007 年，吴英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捕，此后两次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
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非法集资人民币 7.7 亿余元，实际骗取 3.8 亿余元。
吴英案因为有着民间借贷的普遍性，死刑判决甚至在法院内部都有争议。2012 年 4 月，最高法院认为量刑不当。5 月，浙江省高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4 年，吴英在狱中获得第一次减刑，死缓改为无期徒刑。2018 年，又被减刑至 25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10 年。
目前，吴英与父亲仍在争取案件重审。
重燃希望
入狱至今，吴英一直在自学法律、反复写申诉材料。刑事申诉是吴英案最核心的部分。
在她亲手写于 2019 年 10 月 27 日的刑事申诉状中，她先写出集资诈骗罪的定罪条件之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解释，然后详细罗列了法院判决的集资诈骗 3.84 亿元中，有 1.91 亿元不属于此目的，由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刑事申诉。
从 2013 年起，吴永正就向浙江省高院提出吴英的刑事申诉，但递交材料 6 年来至今没有回音。2019 年 5 月，吴永正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条短信，让他补充相关材料，他又燃起希望，重新辗转于东阳、杭州和北京之间递材料。
除了刑事申诉以外，吴永正还在进行一项行政申诉，即吴英诉东阳政府案。由于各方争议较多，吴英名下资产至今未能完成处置。
吴英一方一直希望搞清楚吴英究竟有多少资产。其代理人蔺文财曾向媒体表示：「先通过行政诉讼推动资产评估和处置，如得出资产大于债务的结论，再申请重新审判吴英案。」
东阳市政府曾对吴英名下部分资产进行过处置，但吴英一方对此并不满意，认为导致其资产缩水。
在吴永正随身携带的厚厚材料中，有吴英这些年的亲笔信、明信片，还有一份由吴英妹妹整理的、东阳方面发布在淘宝的吴英房产拍卖信息：2019 年 8—12 月，吴英共有 28 套面积在 150—250 平米之间的房子和一栋面积 768 平米的别墅被拍卖，评估价共 8000 万，成交价 5300 万。
《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书的作者万茵曾公开评价，吴英案之所以波澜起伏，是因为吴英背后有一个精明而倔强的父亲。
吴永正每个月 14 号，都雷打不动去监狱看吴英。「我们什么都不聊，就聊案子的事情，她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解释完我就走了。」吴永正在北京的酒店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离开后，同去的妈妈和妹妹会跟吴英聊聊日常。
在被问到为什么不多跟女儿说两句时，吴永正说，「再多说她就会挨骂了！谁叫她这样子搞我。」
有一篇吴英在狱中发表的文章叫《父爱无言》，是这样描写的：「那天会见，父女隔窗相视，沉默良久。……『爸，好想您！身体好吗？』听筒传来冷冷声音：『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我冷不丁噎住，呆了半晌，只好没话找话：『我现在挺好的，您放心。』老爸不屑地回应：『你在里面好个屁！』这下子，我手足无措，彻底语塞……」
为吴英奔走的人
目前，为吴英奔走的几乎都是「老头们」。吴永正 65 岁，律师田文昌 73 岁，代理人蔺文财 67 岁。
律师田文昌曾经是吴英案一审进行无罪辩护的律师，关注吴英案十年。此次吴永正赴京，又去京都律师事务所拜访了他，因为拜会多次，在会客厅等待时，他甚至听得出田律师的脚步声。
除了吴英案本身，让田文昌始终关注此案的另一个原因是吴英的父亲，「他非常执着，执着得不能再执着。为了女儿，他把命都搭进去了，所有的一切他都不顾了」。
蔺文财也曾是企业家，蒙冤入狱四百多天后出狱，之后就一直在为企业家的案件做代理人。他也主张吴英无罪。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到浙江，为吴英行政申诉的案子做了一次听证，一位熟悉吴永正的记者说，「当时搞得老头们都很高兴，以为会有大的进展，结果被驳回了，一下子又很泄气」。
这些年，吴英的两位律师往返北京、杭州、东阳 189 趟，他们没要律师费，但路费吴永正坚持要出，花了数百万。仅仅是打印资料的钱，吴永正估摸也有 30 万了，每次都打两千多元的材料。这些钱，刚开始是家底，后来问朋友借。
从东阳到北京的这条路，吴永正已经非常熟悉。14 年来跑了上百次。来北京，不仅为了申诉，也联系学者和记者。
在北京，与他相熟的记者都叫他「老吴」。每次来，都有几位记者采访他，没有报道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喝酒。这些年来，他说接触了数百位记者，还记得早年间采访他的记者的名字和样貌。
万茵是媒体人，也是最接近吴家的人。他在 10 年前认识吴永正，此后一直密切联系。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吴来北京这么多次，没有一次出去玩过，即使拉着他去看演出，也是看了一半就兴味索然地出去抽烟了。每次相聚，也只谈吴英案，除此之外便是沉默、吸烟。
司法机关有工作人员与吴永正联系多了，也成了他的朋友。采访期间，他给浙江省高院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接起来说，「老吴你好」。他笑笑回，「是小吴」。
万茵说，这些年下来很多人都觉得没意义了，「但老吴给我一个启示，死胡同不走，怎么知道是死胡同？说不定还能把胡同给走通了」。
「钱多了，保不准是坏事」
这些年，吴永正一直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家，近几年老楼房二三楼的长廊才加上了护栏。他骑一辆电动车出行，爱干净，每天把车擦得锃亮。
案发后的最初几年，四处奔忙的他会接到威胁电话，也有很多朋友劝他晚上不要出去走，但他照走不误。「我脾气暴起来，谁都拦不住我。人总有一死的，我怕你什么？」
不在外面跑的时候，吴永正就在家里看看电视新闻，在电脑上打打牌。关于吴英案的文章，他都会读。最近的一篇，下面三千多条评论他都逐一看过，「大概有十几个说话比较过分的，但我也没必要生气，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你」。
在东阳，人们反而开始来找老吴帮忙，为了家里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希望通过他联系媒体、找律师，他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对方什么是合理合法的途径。
靠在酒店的墙上，吴永正一根根地抽着烟说，案发时吴英已经结婚了，农村人讲「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人家的人了，但别人不管，作为父亲能不管吗？「她妈妈没文化，不会在外面跑着打官司，其实我也没文化，但碰到有什么办法？自己的命嘛。」
吴英还有三个妹妹，其中两个有了孩子。吴英妈妈此前帮忙看外孙，现在孩子大了，她在外面做点活。生气的时候，她会劝老吴不要管了，他回嘴，「口是心非，有本事你不要哭，不要抹眼泪」。
原来吴英公司的高管们，现在都去当老板了。他回想在本色集团之前，吴英开美容院一个月多时也能赚 50 万，要是安安稳稳经营下去多好，「人一生之中离不开钱，但钱多了，保不准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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