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简史
北京垃圾分类简史
作为一场社会实验，北京的垃圾对策先后经过了自然循环、堆放污染、标准化填埋、焚烧+和减量化资源化五个阶段
如果从 2000 年北京被当时的建设部选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算起，这座城市推行垃圾分类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作为一场社会实验，北京的垃圾对策先后经过了自然循环、堆放污染、标准化填埋、焚烧+和减量化资源化五个阶段。但在亲历者眼中，无论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尝试，还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政策，几十年来垃圾分类始终绕不开「高高低低、浮浮沉沉」八个字。
1957 年 7 月 12 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垃圾要分类收集》一文，呼吁北京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这是 1949 年之后第一次提出垃圾分类。当时的大背景是「勤俭建国」，可以理解为一种节约意识，而非环保意识的体现。彼时，北京的废品回收业十分发达，二环路以内有 2000 多个国营废品回收站，几乎每个胡同都有。由于生活水平低，市民会把牙膏皮、废玻璃、旧报纸等分门别类送往国营废品站换钱。
彼时生活垃圾成分也简单。城市里的垃圾会被运到郊区做肥料，利用自然净化来处理垃圾。随着垃圾成分逐渐复杂，塑料、胶皮等难降解的物质越来越多，无法再做农肥。1976 年–1979 年，农民拒绝城市垃圾。这也标志着北京市垃圾对策的第一阶段——「自然循环」阶段的结束，开始进入「堆放污染」阶段。
1983 年，北京市政府曾做过三次遥感航拍，发现围着北京郊区四环路一圈，50 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 4700 个之多。当时，与生活垃圾相关的法律以及垃圾处理的技术均为空白，垃圾在郊区随意堆放造成「垃圾围城」的困局。
1986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传染科医生王维平弃医从研，转到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研究垃圾分类，之后又转到环卫局管理垃圾堆放场。如今已是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回忆，「当时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垃圾也肥了，长期堆着又没人管。」1987 年冬天，两个四川人敲开王维平办公室的门，希望能进垃圾场捡垃圾。王维平给他们批了条子，允许他们带着 500 名家乡兄弟去垃圾场拾荒。
六年后，王维平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环境工程。学成归国时已是 1995 年底。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丐帮进城」后，逐渐击垮了国营废品回收体系，并在北京四环外形成了 82 个废品交易集散地。但这些废品收购群体彼此间常为争夺地盘和生意发生争斗。为减少恶性事件发生，各方划分了业务条线——规模达 5.7 万人的「四川帮」拾荒，1.7 万人的「河南帮」收废品，约 1 万人的「河北帮」在四环路以外接应向外运输再加工，只有 1700 人的「苏北帮」专门回收泔水和地沟油。据说，当年的分工至今仍影响着北京民间废品回收体系。
海归派也在早期的北京垃圾分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1996 年，几个出国留学的大学生看到垃圾分类的经验，回国后也想在北京找小区做实验。恰好西城区大乘巷有位大学老师也是留洋归来，双方一拍即合。大乘巷教师宿舍楼便成为北京第一个自发搞垃圾分类的社区。发起者给居民发了一封信，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居民们把日常废塑料、废报纸、废玻璃瓶拿到楼下，分别放在几个桶里集中起来放在车棚里，再联系废品回收的人卖掉。23 年后的今天，这个只有两栋楼、409 户共 1520 人生活的迷你社区，依然是北京垃圾分类的一个符号。
但在王维平看来，上世纪 90 年代由 NGO 介入、居民自发组织的垃圾分类「走了一段弯路」。「垃圾分类的基本原则是末端决定前端。后端没出口，前端就是摆摆样子。当时，后端垃圾处理手段、垃圾分类方法、相关回收利用产业、居民意识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垃圾处理开始进入第三阶段——「标准化填埋」阶段，长期空白的法律和标准也逐渐形成。1995 年 10 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颁布，同时建立了标准化填埋的标准。全国建设了一批大型垃圾填埋场，包括北京的阿苏卫填埋场、杭州天子岭填埋场、广州新风垃圾填埋场等，有些至今还在运行。标准化填埋场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把垃圾的污染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危害。
2000 年，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在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申办报告中，承诺要在北京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并设置了相应目标——到 2008 年以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 50%，资源化率达到 30%。在长期关注北京垃圾分类进展状况的陈立雯看来，这一时期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同年，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全国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垃圾分类正式进入官方文件中。
「2000 年以后，我们发现垃圾填埋以后地就被毁了，盖房子会往下沉，种树的话堆体里发热会烧根。行话管填埋对土地的破坏叫『零残值』，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此外也存在空气污染，填埋排放以甲烷为主的气体，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于是国家便开始大力发展垃圾焚烧，同时诞生了一堆新技术。」王维平回忆。2008 年，北京市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北京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此后，北京进入第四阶段——「焚烧+」时代，即垃圾处理以焚烧为主、辅以其他方式的时期。
也是在 2008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 52%，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35%，兑现了奥运承诺。「把建筑垃圾、生活源之外的再生资源也定义为生活垃圾，而这些本来资源化就更容易而且也做得很好，因此资源化综合利用率就上去了。」一位专家解释说。
同一时期，公民环保意识开始觉醒。一位年轻的摄影师王久良骑着摩托车，从中国传媒大学的垃圾转运站出发，一路追踪垃圾车，找到垃圾厂的位置，然后标注在谷歌地图上。没多久他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的首都团团实实包围了起来。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王久良按地图上的记号驶入一个个垃圾场。近三年时间，他围绕北京周边行程 1.5 万公里，走访了四五百座露天堆放的垃圾场，拍摄了 1 万多张照片和超过 60 小时的视频素材。最终，一组名为《垃圾围城》的摄影作品问世。据媒体报道，这组作品也倒逼北京市投资 100 亿元对周边近千座垃圾场进行治理。
2009 年 9 月，阿苏卫反焚烧运动暴发。王维平和阿苏卫的居民代表、环保人士黄小山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上见面。王维平回忆，当时他还收到过一个信封，里面是一颗子弹。节目结束后，王维平还带着黄小山去日本参观焚烧厂。回国后，反焚派与主烧派暂且达成一致——焚烧前要搞垃圾分类。
北京的第二波垃圾分类风潮开启自后奥运时代。陈立雯认为，其目的是要为「垃圾围城」找一条解决之道。2009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600 个小区试点垃圾分类。此次确立了垃圾分类按照「大类粗分」的标准，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此后，试点小区数量不断增加。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13 年底，北京市共有 2915 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 500 万人。
此外，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曾招募过万名「绿袖标」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知识，并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监督。据媒体报道，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全北京市「绿袖标」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已经达到 1.44 万余人，分布在全市 1800 个试点小区。
「绿袖标」原本是面向本社区热衷环保公益事业的楼门组长、社区志愿者、生活收入偏低的本市居民招聘，职责是在垃圾投放高峰时段指导居民分类投放，但这支队伍逐渐由物业保洁员、专职垃圾分拣员等代替，「绿袖标」最终变成二次分拣员，一些社区曾经投放的智能垃圾箱也成了一堆堆破铜烂铁。分类指导缺失、混运现象严重、考核导向有误、后端设施不匹配等问题成为垃圾分类的绊脚石，很多试点小区一年半载之后就没能再坚持下去。
「十二五」期间，曾经的焚烧与填埋之争有了明确定论。垃圾焚烧发电获得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广。据国家统计年鉴，2011 年以前，北京市的垃圾焚烧厂数量长期在一到两座之间徘徊，2011 年后开始增多，基本每三年上一个台阶。北京市 2010 年有 2 座垃圾焚烧厂，2013 年为 4 座，2016 年为 7 座，2019 年为 11 座。垃圾焚烧量及其占比也逐年扩大，2010 年，北京市垃圾焚烧处理量为 89.1 万吨，占比仅 14.5%；到 2018 年，垃圾焚烧处理量已经增长为 399.7 万吨，占比超过 40.9%。这一年，北京垃圾焚烧量首次超过填埋量。
按照王维平的总结，2017 年开始，垃圾处理进入第五个阶段——减量化、资源化阶段，「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处理厂，长期背负沉重运营负担，不如少产生垃圾。从原先被动接受垃圾末端治理，逐渐转化为从源头减量」。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以及减量化、资源化措施还有望拟入法律。2019 年 12 月 23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王维平透露，「这次国家《固废法》修订增加大量的减量化、资源化具体措施，例如不剩餐、净菜进城、限制包装、不用少用一次性用品，近期将会表决。」《固废法》修订的变化，说明国家垃圾对策的前移，从过去重点抓无害化进入到减量化、资源化阶段。
2019 年 12 月 18 日，修订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外公布，单位和居民不执行垃圾分类将面临处罚。2020 年 5 月起，北京将实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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