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主任换将背后，到底有何种考量？
中联办主任换将背后，到底有何种考量？
骆惠宁的首要使命，是整治北京在香港的治港系统，不折不扣地贯彻和落实习近平的治港决策和部署，建立一个信息上情下达的畅通机制，向北京反映香港的真实情状
2020年1月6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履新，于早上10时半现身会见传媒。
图：端传媒
将一位毫无港澳工作背景、已经退居二线的前省委书记重新擢拔重用，北京的这一举措，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好奇。
舆论对中联办换将其实早有预期，人们关注的不是习近平会不会换将，而是让谁坐在这个火山口的位子。但不管如何大胆的想像，直到人选公布之时，人们都不会想到是骆惠宁——他刚刚被任命为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不到一周，既不属于浙江系或福建帮，之前的工作也和港澳事务没有交集，且也不是来自和香港说同一语言的临省广东。
除了财经、法院和一些技术性比较强的行业和领域，北京选拔官员会要求相应的专业或工作背景，而对省委书记和省长等封疆大吏的任命，一般不讲究专业和工作背景，而是唯忠诚和可靠。不过，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眼下又处于非常时期，过去的中联办主任及其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基本是由港澳系统或者出身广东、和香港有关联的官员出任，只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许家屯例外，后者在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前，是江苏省委书记。
有种看法据此认为，骆的任命，走的是许家屯的路子。两者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许能够履职香港，跟当年姬鹏飞的推荐分不开，后者主管港澳事务，是许战争年代的老同事。另一关键区别，则是两者背景和时代的不同，许做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时，香港尚未回归中国，因此，其工作更多带有统战性。但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2年，北京正在收紧对港管治权，中联办正是代表北京在香港行使管治权的机构。因此，在「西环治港」的趋势下，中联办主任会比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更不受港人欢迎。
外界正是基于香港当下时刻的特殊性，普遍认为北京如要换将，即使不从港澳系统找，也应该会任命一位熟悉香港事务的官员主持中联办工作。但现在习近平剑走偏锋，打破常规，将这位看似不可能的人选派驻在如此重要位置，让外界不得不猜测，此举有何用意？
北京公布消息后，我在推特上做了个小调查：习近平启用骆惠宁，意味着对香港是更严厉，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退却，为2020年的双普选做铺垫，抑或有第三个选项？推友的回复主要有五种意见，一是认为对香港只会更严；二是认为骆是个过渡性人物；三是认为北京目前最想要的是信息的准确性和命令的可达性，任命骆是要把香港真实民意传达给决策层；四是认为在此非常时期，对港管治需要的是政治家，而非办事员；五是认为习近平无人可堪重用，只好在退居二线的官员中挑选一位。上述五种意见基本囊括了外界对这次中联办换将的看法。
有两点很清楚，如果说，在经历香港半年抗争后，北京考虑将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换下，那么可以肯定，骆惠宁最初不在习的人选考察范围内，换上他是临时的决定。有消息说，习身边人向其推荐了骆，而骆主政山西时查处当地官场腐败以及对经济的发展也让北京满意。故习用骆，看重的正是后者主政中西部两个落后省份的经历，及所体现出的能够贯彻北京意图的政治素质，而是否有港澳工作的背景并非重点和必要。
假如这个说法准确，习对中联办应对香港最近半年抗议运动的表现应该很不满，而非像官媒报导的那样，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动，北京对王志民的工作是认可的。北京对王的公开批评固然可能不会有，但在此关键时刻换马本身说明中联办和王的工作没有得到北京特别是习近平的满意。事实上，就香港抗议对北京造成的后果而言，王作为处于第一线的指挥者，应该是严重失职。不管是外界传言的中联办一再误导北京决策，还是王缺乏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不能临危处乱，都表明他下台是迟早之事。
时至今日，面对香港这种局面，如果习认为治港系统需要政治家而不是办事员，中联办主任应该有政治家的胆识和行动能力，这确实意味着北京治港思路的一大转变。从该角度看，是否具有相关专业和工作背景，不是关键，有当然好，没有也不会受太大影响。因为政治人物的主要职责不是去搜集信息，而是根据信息做出决断，同时制定行动方案。
中联办的职能当然主要是提供信息和建议给北京，让后者决策，但中联办主任同时要兼有政治家素质，就不能只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而是在向北京提供信息和建议的过程中，让高层感觉信息是可靠的，建议是踏实可行的，能够着眼大局提出和解决问题，领会北京意图，贯彻北京决策，临危不乱，行动果断。
骆惠宁是否像习近平希望的具有此种政治素质，他以往治理青海和山西的经历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这点。但对习而言，中联办对信息的谎报和扭曲，可能与该机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有很大关系。理论上，任何权力体系运行久了，都容易形成封闭体系，治港系统尤其如此，因为它是从地下系统演变而来，至今还带有这个特点，而且还赋予了某种情报治理色彩，这就使得它在获取和传递信息时容易扭曲和失真，不能提供真实的民情和民意。
骆的局外人身份可以让他少受或不受利益的羁绊，尽可能广泛地同香港各界交往，避免从治港系统的特定角度筛选信息，从而有可能使他和治港系统的既有势力产生矛盾或冲突。虽有可能受到后者排斥，但他带着尚方宝剑，在强调政令统一的政治生态下，作为习近平改造治港系统代表，他会忠实贯彻习的旨意，加速中联办的改造，至少这会是习选择骆的一个出发点。
因此，骆的首要使命，是整治北京在香港的治港系统，不折不扣地贯彻和落实习的治港决策和部署，建立一个信息上情下达的畅通机制，向北京反映香港的真实情状，尽快稳定香港局势。习近平暂时应该不会对现有的治港政策作大的调整和变动，而是待香港情形变化再相机抉择行事。
尽管北京对香港的管治在「一国两制」的后半段会进一步收紧，但这不意味着下一步会对香港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尤其结合习在新年祝词表达对香港的「祝福」来看，我倾向认为，习派骆任治港系统最高长官，有可能是要给港人营造一种「善意」，前任王志民作为北京强硬路线的代表，已经在香港失去民心，若继任者继续其强硬态度或者更强硬，只会持续刺激港人的反叛之心，让香港更不得安宁，这不符合习近平现阶段的治港意图。
他需要一个「安静」的香港，以便腾出手解决其他棘手问题，包括国内不断下行的经济。当然，习也不会在香港反对派的压力下表示退让，这样有损其权威，即使他原本想退让。所以，中联办主任的位子需要一个政治家式的官员而非办事员，不代表治港方式和政策一定会强硬，所谓「政治家」，在此表示的应该是处事果断，方式灵活，敢下决心，敢负责任，既有原则，又懂得折衷权变，而不是单纯的威严。在此非常时期，习启用骆，要的是后者治理两个省的经验，能稳定香港局势，不使它进一步失控和恶化。
若上述分析合乎逻辑，比起王志民，骆惠宁的到任可能有助于化解京港矛盾和对抗。骆今后在执行北京的治港旨意过程中，或会展现和突出其怀柔的一面，而模糊或减少强硬色彩。不过，香港的管治权归根到底掌握在北京手上，中联办的权力终究有限，假使北京无意满足香港反对派的双普选诉求，纵使骆惠宁长袖善舞，使出浑身解数，最多也只能延缓最终决战的来临。
就此而言，选择谁做中联办主任，并不改变香港长期博弈的走向。把香港带向和平、稳定和繁荣，此乃骆惠宁注定完成不了的任务，如果北京赋予了他这个使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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