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业巨头到国际逃犯

202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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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巨头到国际逃犯

事实证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们对他并不忠诚，就像戈恩对他们一样

戈恩 (Carlos Ghosn) 陷入日本的法律泥潭已经耗时超过一年。漫长的诉讼追逐引起了汽车世界的震荡，也让戈恩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现在，他从日本大胆逃往黎巴嫩，把自己变成了国际逃犯。

这位日产汽车公司和雷诺汽车公司的前领导人以某种方式逃避了几乎全天候的跟踪和监控以及对行动自由的严格限制。他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从黎巴嫩发布了一封电子邮件，谴责日本司法系统的「不公正和政治迫害」，并且否认了对于其财务不当行为和搜集公司资源以谋取私利的指控。

黎巴嫩官方媒体在 2020 年 1 月 2 日援引黎巴嫩看守政府司法部长赛尔汗的话称，黎方已经收到国际刑警组织针对戈恩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在他逃跑后不久，网络上出现了有关戈恩如何成为一名好莱坞惊悚片中国际逃犯的未经证实的报道——这让日本当局有些难堪，问题仍然多于答案。

黎巴嫩 MTV 电视台在一个没有透露消息来源的报道中说，戈恩在一个圣诞节表演乐队访问了他在东京的住所后，被装进一个大型乐器箱中偷运出来，混过机场海关之后，乘坐私人飞机经土耳其进入了黎巴嫩。在此之前，针对财务不端行为和掠夺公司资源为个人谋利的指控 (检方和戈恩的日产前同事称这些行为已成为一种普遍模式)，戈恩将接受两次审讯。虽然他否认有不法行为，称自己是日产高管和日本政府为了防止日产与雷诺进一步集成而策划的阴谋的受害者。但是无论在哪次审讯中被定罪，都将使 65 岁的戈恩在日本监狱服刑十年。

就在一年多以前，还无法想象戈恩会跌得这么惨。

作为年产逾 1000 万辆汽车的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董事长，他是无比耀眼的管理精英。这些年来，他创建起了强大的个人品牌，通过挽救一家日本最著名的汽车公司以及振兴一家知名的法国汽车公司，他以汽车行业韦尔奇 (Jack Welch) 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准备向电动汽车时代过渡。他定期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会面，在四大洲的商学院被广为赞颂，至少领三份薪水，2017 年的总薪酬几乎达到 1700 万美元。在全球化经济拥护者的终极聚会——也就是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上，没有人比他更如鱼得水。

但自从戈恩在 2018 年 11 月被捕以来，他的权力被证明是极其短暂的。尽管他人脉甚广，但几乎没有大型企业或政治人物站出来为他说话。他拥有包括法国在内的三重国籍，但法国政府基本上对他甩手不管了。雷诺的领导层对他的命运似乎漠不关心，而日产的管理人员则想努力把他送进监狱。

在这个赢家通吃的资本主义时代，达到顶峰的人物突然急剧跌落，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上一次和他同等量级的行政总裁锒铛入狱还是乔治布殊 (George W. Bush) 入主白宫期间，在安然公司 (Enron) 破产后出现了一轮白领诉讼浪潮。戈恩的垮台可能表明这种豁免权正在减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正把矛头指向他这样的全球化者。这种广泛的潮流不能充分说明他陷入困境的理由。相反，他的经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故事，从默默无闻之辈爬到全球商业界的顶峰，然后突然间跌落。

有二十多位人士和《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谈到了戈恩的职业生涯以及为它画上句号的相关事件。许多人要求不披露身份，这样就可以更加畅所欲言。他们讲述了一个有才华但冷酷无情的管理者形象，在克服巨大困难创建企业帝国的过程中，他很少获得真正的朋友。对他的下属来说，每天都没有安全感：潜在的继任者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自己的进步遇到阻碍或者通往权力的道路突然中断。与此同时，戈恩却势不可挡地获得更多职责、头衔和薪水。在他被捕的时候，他是三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行政总裁，或兼任二职。不仅如此，他还在策画着让自己成为可以控制所有这些公司的一个更强大实体的核心。

对戈恩来说，接下来的日子将比他在商业领域面临的任何挑战都要艰巨。他准备捍卫的不仅仅是他的自由。他还要试图证明，在执掌大权的近 20 年时间里，他所享受的特权是他这样一位远见卓识之人应得的回报，很多时候，他做到了别人没法做到的事情。他要证明，他确实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不可或缺的人。

戈恩职业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作为局外人存在。他出生于巴西波多韦柳 (亚马孙深处的一个矿业枢纽) 的一个黎巴嫩家庭。他们最终回到了贝鲁特，随着戈恩到了上大学的年纪，他的「亲法派」母亲要求他到巴黎继续深造。作为一个拥有敏锐数学头脑的勤奋学生，他在 1970 年代中期被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École Poly technique) 录取。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法国雇主眼中非常抢手，后来戈恩进入轮胎制造公司米芝莲 (Michelin)，担任高端职务，最终加入了雷诺。

尽管他的资历无可挑剔，他却从未真正融入巴黎商界精英圈。直到 1998 年他才成为法国公民，他和当时的妻子、同为黎巴嫩后裔的丽塔 (Rita)，经常接到晚宴和慈善晚会的邀请，却很少出席。他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桥牌。他在雷诺的老板，一位名叫的路易·施魏策尔 (Louis Schweitzer) 的法国贵族，资助他加入了一个名叫 Le Siècle 的政客和商人高端俱乐部，但他几乎从不参加活动。在公司方略层面，戈恩也没有多少参与记录。他的专长是营运，也就是车间效率的精髓所在。

当雷诺在 1999 年收购了日产的三分之一股权后，戈恩被派往东京，担任这家日本公司的营运总监。刚开始，这像是一项自杀式任务。揹负着超过 350 亿美元的债务，日产汽车在同意雷诺的救助计划时已经濒临破产。很多业内专家都认为它没救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成了商学院案例研究的重要内容。当时，日产汽车生产 40 多种车型，受到消费者青睐的寥寥无几，公司还要维持一个庞大低效的供应商网络。

戈恩大幅削减成本，引入新设计，改革制造流程，亲临生产线以确认他的决策得到了运行，让习惯了冷漠管理层的工人感到震惊。谁都没想到，日产汽车这么快就从濒死境地扭亏为盈，在戈恩进入日产的前四个完整年度——他于 2001 年成为行政总裁——该公司的销量创下历史新高。因为超长的工作时间，戈恩获得了「711」(营业时间从早 7 点到晚 11 点的便利店) 的绰号，他很骄傲自己投入工作的时间比周围任何人都要多，他是如此细致地钻研公司营运，以至于他甚至能不假思索地回忆起晦涩难懂的生产指针。再小的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有一次，他主张去除汽车后座上的点烟器，使车辆的组装成本节约了 1 美元。渐渐地，他变得不再那么事必躬亲了，尤其是在 2005 年之后，他又被任命为雷诺的行政总裁。这项任命引起了怀疑，不仅仅是因为戈恩将得到两份薪水。

雷诺和日产合作关系的发起者施魏策尔从未想过让一个人同时执掌这两家公司。他说：「要同时应付相隔一万公里的两家不同公司的事务是很难办到的。你必须成天飞来飞去，牺牲很多任务作时间。」戈恩的另一位同事，长期担任雷诺高层的佩拉塔 (Patrick Pélata)，也不同意这项决定；据知情人士透露，后来，他和戈恩就是否可以同时有效完成两份工作展开了激烈讨论。(戈恩的发言人表示，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讨论，这种说法「完全失实」。) 戈恩开始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到东京、巴黎和这些公司遍布全球的业务当中，每时每刻都有一群助手为他安排时间。他很少与人创建密切关系。

即使是认识了很多年的同事都称呼他为「戈恩先生」，并且避免讨论除了生意之外的事情。和戈恩一起工作了十多年的一位高层说，他们之间从来就不会发生闲聊这种事。每次单独会面，这名高层都要准备一份讲稿或报告，并遵循详细的议程。

戈恩在公司专机里度过的时间不比其他地方少，他通常都是一个人飞行，只有机组人员陪伴他。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们获得的答案大同小异。这架飞机是戈恩的私人空间——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是他的家。另一个被戈恩当成家的地方就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举行的达沃斯论坛。每年 1 月，政客、银行家和首席执行官们都会聚集于此，互相拉关系、做交易。到了本世纪最初几年，他成了这个论坛的常客，后来加入了它的管理委员会，这是全球商业领域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随着这个论坛对戈恩的形象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些同事担心，他会过于依赖这个论坛的对话来产生战略想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发生在 2007 年，当时，他和以色列一家软件公司的高层夏嘉曦 (Shai Agassi) 会面，后者试图转行进入电动汽车领域。

在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 (Shimon Peres) 的陪同下，夏嘉曦提出了一项为以色列普及电动汽车的计划。他的初创公司 Better Place 想要采用一项未经验证的技术，在电池需要充电的时候，利用机械臂更换新电池，而不是让驾车者等待。该公司将在本国市场证明这个概念，然后推广到全球。夏嘉曦只有一份介绍该系统基本情况的白皮书，还没有真正展开工程设计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来自大型汽车制造商的技术和支持。当天早些时候，日产汽车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已经拒绝了夏嘉曦，然而戈恩当场同意合作——在其他时候，他总是要求进行大量细致的分析，才会转入新的方向，尤其是一个有可能代价高昂的项目。夏嘉曦回忆道：「他说，『我已经看过这份白皮书了，我加入。』」

根据他和戈恩后来达成的交易条款，日产将提供电池，雷诺将提供汽车，Better Place 将建造充电基础设施。戈恩在日产的下属反对将资源从现有的电动汽车计划转移到没有汽车业经验的公司设计的奇异技术上。因此，联盟中的日方没有参加这个项目，雷诺单独持有和以色列合作的这家公司的权益，并制定计划从其他地方采购电池。

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Better Place 未能成功将其技术实现商业化，短短几年时间，它就陷入了螺旋式下降局面，最终破产倒闭。这件事令人尴尬，但并没有威胁到戈恩的上升轨迹，直到他犯下一个更严重的错误。2011 年 1 月，他在法国收视率最高的晚间新闻节目上爆料称，雷诺的三名高管一直在泄露该公司电动汽车计划的保密信息。密切关注工业间谍活动、恰好又是雷诺最大股东的法国政府之前并没有被告知该公司的调查结果，部长们对此感到震怒。戈恩的说法很快得到了澄清。这些受指控的高管以诽谤为由提起诉讼，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否认声明。

戈恩在电视上露面后不到两个月，巴黎的检察官公开表示，对这些高层将不予起诉，称这些证据根本不存在。雷诺不得不承认，这些间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它们似乎是为了愚弄戈恩而精心策划的骗局——后来又向被解雇的员工支付了和解赔偿金。一些官员把矛头指向戈恩，其中包括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她说，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责任人「必须走人」。戈恩同意放弃奖金作为惩罚，但在谁应该走人的问题上，他另有想法。2011 年 4 月，他接受了营运总监、他的副手佩拉塔的辞呈。

这个离职事件平息了要求戈恩离开的呼声；还除掉了一个潜在的继任者，也是和他关系最亲密的一个同事。他们俩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时候是同班同学，1999 年，佩拉塔陪戈恩一起来到日产，后来接手了雷诺的营运工作。一位前高层说，佩拉塔是他听到过的两家公司当中唯一称呼老板为「卡洛斯」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戈恩不断壮大自己，看起来有可能接替他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当佩拉塔的继任者塔瓦雷斯 (Carlos Tavares) 于 2013 年离开并接掌雷诺长期的法国竞争对手标致雪铁龙 (PSA Peugeot Citroën) 时，戈恩做出的反应是先后取消了雷诺和日产汽车的营运总监职位，传统上，这个职位被认为是掌门人的候补人选。

第二年，日产汽车的另一位重量级高层、计划总监帕尔默 (Andy Palmer) 离开该公司，出任 Aston Martin 的行政总裁。当这一切发生时，雷诺-日产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戈恩扩大了这个联盟，把中国和俄罗斯的主要业务纳入其中，他还积极进军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领域。但是，随着一些最有经验、最有能力的高层离开这家汽车公司，它越来越依赖于坐在最高位置上的这个人——这似乎正是戈恩乐见的局面。伴随巨大权力而来的是丰厚的报酬。

2010 年，日本监管机构提出了一项新要求，即公司必须披露年薪超过 1 亿日元的高层的薪酬数据。日产汽车反对此举，部分原因是戈恩被证明是日本迄今为止收入最高的行政总裁。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获得了 9.87 亿日元，另外还从雷诺获得大约 440 万欧元——按照美国最高可达 2000 万美元量级的顶级薪资来看，这并不算特别巨大的数额，但在日本确实令人震惊。正如当地批评人士有时候指出的那样，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比日产更加成功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 (Toyota Motor Corp.)，其社长丰田章男 (Akio Toyoda) 的收入才略高于 1 亿日元的门槛。

对这些披露信息进行管理很快成为日产汽车的一项主要工作。该公司会在每年 6 月份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正式公布戈恩的薪酬数据，还会和汽车行业其他行政总裁的收入做比较。这可能是日产汽车全年公布的文件中审查最仔细的一份；一位前管理人士回忆道，它要经过多达 15 次审稿。数据一般会显示戈恩的收入低于他的同行，但这些数据并没有平息批评之声。据这位前管理人士和另一位曾在戈恩身边工作过的人士称，这种不认同令戈恩感到沮丧。

戈恩深信，相对于他创造的价值——以及多年来试图挖走他的汽车制造商可能付给他的薪水——股东们赚了大便宜。而且，他越来越愿意享受他的成功所带来的果实。

戈恩目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这个新的信息披露规则。他和执法官员都认同，从大约 2010 年开始，他让下属把他从日产获得的薪酬计算成两个数字：一个是实际支付的薪酬，另一个是未支付的更高金额。戈恩的律师辩称，第二个数字代表的是：如果日本舆论允许他按照其真实价值获得报酬，「戈恩先生本来可以正当获得的薪酬金额」。他们认为，这两个数字的差额正是「戈恩先生为日产牺牲的薪酬」，称这只是为了今后与该公司或其他汽车制造商谈判时作为参考之用。这种计算方式构成了针对戈恩的四项刑事指控中的两项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出的一项民事起诉的基础。

日本检方和 SEC 都声称，他完全是蓄意要拿到这笔额外现金——据 SEC 称，这笔钱从每年 200 万到 1500 万美元不等，总计超过 1.4 亿美元——而且他试图对股东隐瞒这些收入。SEC 在诉状中写道，戈恩考虑「通过与日产有关的实体在无需公开披露的情况下以多种方式来支付部分薪酬」，还考虑过在他最终退休后以「顾问费」的形式向他支付这些薪酬。据该委员会称，他还试图往前篡改信件日期，从而使他可以通过一项针对高管的长期激励计划获得额外报酬，但其实他以前还没有参加这个计划。

戈恩于 2019 年 9 月与 SEC 达成和解，同意支付 100 万美元罚金而不承认有不法行为。正如他的律师很快指出的那样，「未支付薪酬」的概念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即使戈恩对于自身行为的描述是准确的，也显示出了一种极度的自我欣赏。尽管他是这个星球上薪酬最高的人之一，他还是确保了让他自认为的实际价值有据可查。2017 年，在他的声望还如日中天的时候，戈恩放弃了日产汽车的首席执行官一职，将日常营运移交给了原先的采购主管西川广人 (Hiroto Saikawa)。

戈恩作为日产的董事长继续把握整体战略，同时在三菱汽车 (Mitsubishi Motors) 担任同样的职务，三菱于前一年加入了这个联盟。在雷诺，他仍然兼任董事长和行政总裁，作为继续支持他担任公司领导人的条件，法国政府告诉他，希望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巴黎这边。由于他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其他地方旅游，戈恩每个月只能在东京待上一周。通常他会在周一到达，迅速赶到日产为他提供的公寓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展开忙碌无比的日程，包括各种会议、演讲和产品发布。到了周五晚上或周六早上，他就走了。一位前高管将这一连串的活动比作一场席卷而来的飓风。但是，另一位高管说，当戈恩离开后，做事的节奏往往就明显放慢了，决策被推迟，时间线被拉长。毫无疑问，戈恩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到了其他地方。2018 年，他开始深入研究一项计划，要创建一家控股公司来掌控雷诺和日产。他以前也考虑过类似的结构，但据一位知情人士称，这一次他想到的是引入一个有吸引力的附加成分：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该公司的总部位於伦敦，长期以来都像是很有希望能与之成功合并，它在美国市场有很强的地位，还拥有 Maserati 和吉普 (Jeep) 等品牌。

如果它可以加入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这个联盟的汽车产量就能超过其他任何汽车制造商，戈恩一直认为，这样的规模对于投资新技术以及紧跟竞争对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过去两家公司也曾一时兴起地谈过合作，但总是在一个重大问题面前搁浅：戈恩与菲亚特克莱斯勒的行政总裁马尔基翁内 (Sergio Marchionne) 的关系一直不睦，后者成功拯救了菲亚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逊于日产的传奇复兴。

但是，当马尔基翁内于 2018 年 7 月突然逝世后，戈恩看到了与菲亚特克莱斯勒控股股东、来自亿万富豪阿涅利家族 (Agnelli) 的埃尔康 (John Elkann) 达成交易的机会。戈恩很快勾勒出了一个粗略的结构。据这位知情人士称，菲亚特克莱斯勒可能持有新成立的公司或者雷诺的很大一部分股权，甚至可能取代法国政府成为最大股东，前提是戈恩能说服法国政府出让股权。戈恩可能担任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尔康担任董事长；在暂管日产期间让戈恩感到失望的西川广人可能会离开。最后，这笔潜在的交易还蕴含着一项接班人计划。

2018 年 11 月 19 日下午，西川广人在总部主持召开了一次日产高端管理人员例会。总部办公楼坐落在横滨海边的一栋现代化摩天大楼里。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西川广人突然中止了讨论，让几位高层和他一起走进另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传达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消息：戈恩因为涉嫌违反金融法刚刚在东京羽田机场被捕。董事会成员、戈恩办公室原先的负责人凯利 (Greg Kelly) 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拘留。戈恩的律师辩称，这项调查是为了破坏他的控股公司计划，他们声称，这项计划激起了一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愤怒，该团体是日产汽车和经济产业省这个实权部门之间的纽带。

当晚，该公司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西川广人以基本得到证实的态度介绍了针对戈恩的这起案子。在接下来的几周中，员工有些时候似乎充当了执法人员的角色。在黎巴嫩，公司律师控制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存有一些文件，这些文件现在是起诉的关键部分；在巴西，一名工作人员从戈恩助手那里没收了文件。

被认为与戈恩关系密切的高层——几乎都不是日本人——也被边缘化。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2019 年 1 月初，绩效总监米诺 (José Muñoz) 在假期结束重返日产汽车位于田纳西州的美国总部时，得知自己已经被无限期放假。原先戈恩一直考虑让米诺来接替西川广人。另一位在戈恩手下迅速晋升的高端管理人员——人力资源总监巴贾杰 (Arun Bajaj)——也突然被放假。(两人此后都离开了日产，他们都没有被控犯有不当行为。) 戈恩起初遭到了三项指控——其中两项涉及到薪酬披露，第三项是「违反信托义务」，这一指控与日产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代表其行政总裁承担缩水的外汇合约有关。

在更换了多次争取保释未果的第一个律师团队后，他终于在 2019 年 3 月初获得了保释。一如既往地，他迅速设法使自己回到事件的中心。从技术上讲，他仍然是日产董事会的成员，他寻求法庭批准他参加其中的一次会议，以回应针对他的指控。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接下来，他试图从自己的角度向公众讲述事件的始末。他在东京中央监狱度过的 108 天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距离媒体的直接曝光最远的日子；举例来说，从前在一个繁忙的车展上，他一天之内可能至少接受 10 次采访，一次又一次准确无误地言中要害。在 2019 年 4 月 3 日的那个周三，他发表推文说，他将在八天之后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讲述事情的真相」。但这个发布会未能举行。

第二天一早，就在黎明之前，一个工作组来到他的家中，以另一项违反信托义务的罪名逮捕了他，这一次涉及到的指控是他收取阿曼一个经销商集团的回扣。这项指控似乎比以往的那些都要严重得多。检察官声称，在日产支付给阿曼经销商 Suhail Bahwan Automobiles(SBA) 的 1500 万美元奖励当中，有 500 万美元回到了戈恩口袋里。先前的起诉书都没有指控他如此直接地从日产掠夺财富，而新的指控似乎把他保留下来的最低程度的支持都瓦解了。

在巴黎，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Bruno LeMaire) 在电视采访中形容戈恩只是在国外遇到麻烦的又一位法国公民，有权获得「不多也不少的无罪推定和领事保护」。同时，雷诺向法国检方提供了该公司向中东支付的其他款项的详细情况，并表示这些细节引起了它的「关注」。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创建在认罪的基础上，在戈恩陷入这场官司的初期，他的一些顾问开玩笑说，要在东京找到一位从未胜诉过的辩护律师是一项艰巨任务。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戈恩 2019 年 2 月份聘请的 74 岁的弘中惇一郎 (Junichiro Hironaka)。

弘中以擅长彻底瓦解检察官公诉案件而闻名；很久以前，报纸媒体就给他取了个「剃刀」的绰号。然而，他还是很小心地不作过多承诺。他说：「我们很有可能赢得无罪释放，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最重要的是，戈恩先生本人非常清楚他是无辜的，而且我们坚信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在法庭上抗争。我们就是这样。」戈恩的案子被分成两次审理。在第一次庭审中，针对两项薪酬披露指控，他将和凯利以及日产汽车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日产的这个处境很尴尬，因为这家公司显然很渴望看到他被定罪。第二次庭审针对的是两项违背信托义务的指控，戈恩将是唯一的被告。这两项指控都涉及到他与中东富商的关系，包括沙特的哈利德·贾法利 (Khaled Juffali) 和阿曼的苏海勒·巴哈万 (Suhail Bahwan)。

涉及日产、戈恩和上述两人公司的这些金融交易的基本情况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至于这些安排意味着什么，检方和辩方则存在巨大分歧。与贾法利有关的指控涉及到日产在 2008 年底承担的一系列外汇掉期，此前，将这些外汇掉期出售给戈恩的银行要求他出具他根本没有的抵押品。几个月之后，贾法利帮助开立了信用证，让戈恩拿回了这些外汇掉期。检方声称，日产随后向这家沙特公司支付的 1470 万美元是对这次帮忙的报答；戈恩坚称，这些都是合法的费用和补偿，是为了帮助日产缓和与沙特一家经销商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帮助推动一项建设新工厂的计划。(贾法利的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些支付是「出于合法的商业目的」进行的，该公司的工作给日产的经营活动「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利益」。) 类似地，与巴哈万有关的指控也和日产支付给 SBA 的款项有关。

SBA 在阿曼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经销日产汽车。这些付款被分门别类，有些是对达到或超过销售目标的奖励，有些是对经销商团队标准化操作的奖励。据《彭博商业周刊》所见的调查文件显示，从 2015 年开始，一位名叫迪维延杜·库马尔 (Divyendu Kumar) 的 SBA 高管开始将数百万美元导入 Good Faith Investments，这家贝鲁特公司是戈恩在当地的长期代理律师与他人联合创办的。这些文件显示，Good Faith 继而又把这些资金转给 Shogun Investments(这是戈恩用来投资初创公司的工具)，还把现金转给维尔京群岛的一家公司，该公司收购了 Shachou。调查人员称，戈恩实际上是在收取回扣，利用库马尔将日产的钱捞回了自己的口袋。据熟悉戈恩法律策略的人士声称，日产付给 SBA 的钱和库马尔转给 Good Faith 之间的钱没有关系；相反，他们说，库马尔自己有足够多的钱，很想跟着戈恩一起投资，他认为戈恩是一位精明的商人。(SBA 和库马尔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和阿曼指控有关的交易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说也很不寻常。卡罗尔·戈恩是这家维尔京群岛公司的股东，戈恩的儿子安东尼 (Anthony) 是 Shogun Investments 的管理人员。

在当局眼中，这可能使他们成为同谋。检方在重新拘捕戈恩的突击搜查行动中没收了卡罗尔的黎巴嫩护照，但没有没收她的美国护照，从而让她得以迅速离开。安东尼也远离了日本。戈恩家族的发言人称，卡罗尔和安东尼都从未被捕或受到指控，而且两人都「坚决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日产支付给贾法利和 SBA 的款项的确切性质显然至关重要。在日产的预算中，它们被放在 2009 年前后设立的「CEO 储备金」名下，用来表示特殊的或者意料之外的费用支出，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戈恩正需要沙特的帮助。

戈恩的律师辩称，尽管这笔储备金被冠以这样的名称，但付款还是需要得到老板和几位高管的批准。他们还指出，在西川广人接替戈恩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付给 SBA 的款项还在继续。据一位熟悉日产财务惯例的前高管称，经销商奖励要经过特别严格的审查，需要一长串的经理人签名，而且这些奖励计划必须在付款目的地发起，而不是在总部。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信托义务案件可能取决于戈恩在日产内部是否有足够大的权力颠覆这些内部机制为自己谋利。考虑到他在这家公司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辩称他没有这种能力将会很困难，但他的律师就打算这么做。当然，这种策略假设的是戈恩可以在日本法庭上获得公正的审判。他的盟友担心他不能。在日本，法庭的定罪率接近 100%，要推翻刑事指控是极其困难的。当地检方享有西方同行所没有的一系列程序优势。例如，要求检方披露潜在脱罪证据的规则还不成熟，在很多案件中，检方可以采纳在没有正当手续情况下获取的证据。弘中惇一郎称，考虑到这个案子受到了国内外如此广泛的关注，东京检察厅「输不起」，「所以他们正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让我们处于不利地位。」

弘中的团队已经投诉检方未披露证据、尾随他们的客户 (他们说这是不合法的) 以及将消息泄露给媒体。弘中还声称，日产正在与检方「携手合作」，以确保定罪。日本当局已经确认，两名高管——负责对戈恩事务进行内部调查的律师纳达 (Hari Nada) 以及帮助戈恩计算「未支付」薪酬的大沼俊明 (Toshiaki Onum)——已经接受了换取证词的认罪辩诉协议。戈恩的律师团队怀疑，西川广人和其他员工可能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弘中认为，日产实际上可能希望在薪酬披露审判中被定罪——作为一个公司实体，它受到的惩罚将是罚款——从而帮助确保戈恩也被判有罪。(日产拒绝就其员工与检方达成的协议发表评论，在说到自己遭到的公诉时表示，公司「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情况」。它还对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行为表达了「最深切的遗憾」。) 弘中问道：「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调查开始的原因是日产知道戈恩先生犯下了某种罪行吗？还是说他们试图找到戈恩先生做过的某些错事，以便罢免他、整垮他？」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两大汽车制造商公布了曾被戈恩认为至关重要的横跨全球的交易。戈恩曾经想要联合的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同意与标致合并。在戈恩加强统治时离开雷诺的塔瓦雷斯将成为合并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新公司的汽车年产量将和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差不多，埃尔康将担任董事长。

在戈恩的帮助下发展壮大的两家公司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咄咄逼人的新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雷诺目前由一位临时行政总裁执掌：2019 年 10 月中旬，它罢免了可以直接接替戈恩的博洛雷 (Thierry Bolloré)，后者和日产的关系紧张。不久之后，雷诺报告称，新兴市场的销量急剧下降，并大幅下调了收入和利润预期。

与此同时，日产正在经历一场 1999 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它的股价已经下跌了三分之一，2019 财政年度上半年的收入几乎下降 10%，部分原因是美国市场销售低迷。据一位高层称，几百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尤其是那些拥有电动汽车专长的紧俏人才，离开了这家公司，转投其他雇主。该公司还在努力摆脱另一桩丑闻的影响。2019 年 9 月份，该公司披露，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谴责前任贪婪的西川广人，曾在 2013 年要求凯利想办法让公司给他支付更多报酬。

虽然戈恩的境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造成，但他溃败的速度和程度与他的管理方式也是分不开的。他大权在握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当怨恨情绪到达临界点时，被引导到一个方向，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爆炸。在那之后，事实证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们对他并不忠诚，就像戈恩对他们一样。

普雷斯 (Jim Press) 在美国汽车行业最低潮的时候遇到了戈恩。作为克莱斯勒的副董事长，在这家著名的底特律汽车公司于 2009 年破产之前，普雷斯参与了该公司和日产结盟的谈判事宜。在后来近十年的时间里，他担任了雷诺-日产联盟的高端顾问。现在，普雷斯是为数不多的愿意公开为戈恩说话的前同事之一。他认为，戈恩「基本上是被构陷入狱的」。然而，他承认，当戈恩掌权的时间就要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他可能已经被危险地孤立了。普雷斯说：「我认为他受到了蒙蔽，并不知道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只有当派对结束时，你才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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