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博弈:猎杀之后
美伊博弈:猎杀之后
美国猎杀伊朗顶级将领,越来越危险的边缘博弈还能玩多久?
2020 新年的第五天,伊朗西南部重镇阿瓦士。城市的主要街道和桥梁上人潮涌动,形成蜿蜒数十公里的长队。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伊朗民众,挥舞着国旗和象征烈士的红旗,一面齐声哀哭和捶打胸膛,一面徐徐向前挪动。城市里终日回荡着穆斯林悠长、哀恸的祷告声。
密集的人流中央,是一辆运送棺木的卡车。两天前,在伊朗国内备受尊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Qasem Soleimani),在邻国伊拉克境内突然遭美军无人机袭击身亡。伊朗当局下令为他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性哀悼,参与送葬的民众据称达数百万人。
阿瓦士是苏莱曼尼遗体归国的第一站。这座靠近伊拉克的伊朗边境城市,聚居着大量的阿拉伯裔伊朗人。40 年前在此率先打响的「两伊战争」,正是苏莱曼尼军旅生涯的重要起点。
生前负责操盘伊朗海外战线的苏莱曼尼,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密切,在伊朗政军系统中声望颇高。
1 月 3 日他于伊拉克境内遭美军无人机攻击突然殒命,也迅速引发连锁反应:一边,是事发地伊拉克的什叶派议员迅速推动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终结美军等外国军队在伊拉克驻扎;另一边,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打击的警告,伊朗仍果敢展开「报复行动」,先依计划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义务,后又动用弹道导弹,对伊拉克驻有美军的两处基地发动突袭。
而就在 1 月 8 日伊朗展开报复袭击的数小时后,一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的乌克兰客机,飞出不久在伊朗境内坠毁。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均公开推断,客机很可能是被伊朗导弹「无意」击中,在起初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认后,伊朗军方于当地时间 1 月 11 日早上发布声明称,军方几天前「无意」击落了乌克兰的一架客机,机上 176 人全部遇难。声明称,此次事故属于「人为错误」。
伊朗军方发布的这份声明称,1 月 8 日凌晨,一架波音 737 号乌克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坠毁,令人感到痛心。在美国犯罪分子的军事基地遭到导弹袭击后,美国总统和犯罪分子的军事指挥官威胁,要在伊朗境内对更多的目标发起攻击。此后,鉴于该区域的空中交通空前增加,伊朗武装部队开始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声明进一步解释称,在伊朗对美国军事基地进行导弹袭击后的几个小时内,美国恐怖部队增加了在各地的战机部署,一些 (可能) 针对伊朗战略中心的空袭报告被告知防御单位,使防御单位提高了警惕。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乌克兰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伊玛目霍梅尼机场起航,该飞机之后靠近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敏感军事中心,并处于敌机的高度和形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为错误和无意的方式,航班被击中。不幸的是,这导致了伊朗同胞和一些外国国民的死亡。我们为这场灾难道歉,并承诺将升级系统,以防止此类错误将来再次发生。」
声明还称,那些为击落飞机负责的人将受到起诉。
这起在特殊时间节点突发的空难,也成为美伊博弈的又一对象。
遭美军猎杀的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虽常年奔波于海外作战一线,但一直行事低调、隐秘。
遇袭前的最后 36 个小时里,他先乘飞机抵达叙利亚大马士革机场,随后直接从大马士革乘车穿越边境,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并在那里与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 (Hassan Nasrallah) 会晤。据一名真主党成员向独立新闻网站「中东眼」(Middle East Eye) 透露,当时两人交谈了数小时,主要讨论近期的伊拉克局势,特别是「如何协调和帮助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与美国对抗做好准备」。
会谈结束当晚,苏莱曼尼就连夜乘车返回大马士革机场,并登上了叙利亚私营航空公司鞑靼之翼 (Cham Wings) 的客机,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据路透社报道,苏莱曼尼及随行人员并未登记在乘客名单里。出于安全考虑,这位伊朗军官一直避免使用私人飞机。
1 月 3 日凌晨前来巴格达国际机场接机的,正是苏莱曼尼在伊拉克的亲密盟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 (Abu Mahdi al-Muhandis)。
一架美军无人机早就等在机场上方盘旋,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苏莱曼尼当日的行程,早已被美方情报部门捕获。
伊拉克方面当天的计划,是在车队的护送下,将苏莱曼尼从机场接到穆罕迪斯位于巴格达「绿区」的住所。但二人乘坐的车辆没开出多久,就遭到了美军无人机发射的三枚导弹袭击。
据伊拉克安全官员事后向媒体透露,苏莱曼尼的尸体被炸得粉碎,其身份是通过他戴在左手上的一枚嵌有红宝石的戒指才得以确认。
然而,时光倒回四天前,当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提出针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方案时,几乎没人认为,这一风险极高的计划会真的得到批准。
当时,为了回应此前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北部军事基地,造成一名美军承包商死亡、四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国防部向特朗普预拟了几个不同的选项。《纽约时报》披露,直接刺杀苏莱曼尼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个,「列出这个选项,只是为了让其他的选项看起来更可行」。因此,特朗普最终拍板这一方案,也让在场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备感震惊。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圈中,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是主张特朗普采取强硬手段回击的主要游说者。
当美方监测到,1 月 3 日前往巴格达机场迎接苏莱曼尼的人士当中,并无伊拉克政府官员和伊拉克总理的代表,只有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后,特朗普便授权发动了袭击。
按照美方官员的说法,近期情报显示,苏莱曼尼正在策划对驻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美国外交、军事人员和设施发动袭击。据美方判断,这位伊朗军官在遭击杀前,之所以辗转于大马士革、贝鲁特和巴格达,正是在为这场将很快发动的重大袭击做最终谋划和协调。
但对于来自苏莱曼尼的威胁是否果真迫在眉睫,以及袭击一名伊朗军事要员所获成效是否值得冒险,美国国内仍看法不一。
声援特朗普者称,美军击毙苏莱曼尼的行动,向恐怖分子释放了明确的威慑信号,有助于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但当前,美国两党内部均有不少质疑认为,特朗普的决定可能诱发伊朗无止境的报复,加剧了美伊陷入「热战」的风险。而未经事先沟通就在盟国伊拉克的领土上袭击伊朗要员,也会激起伊拉克方面的不满,从而可能将美国在伊拉克经营多年的政治影响力拱手让给伊朗。
在 1 月 8 日特朗普政府就刺杀行动始末向国会简报后,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迈克·李 (Mike Lee) 就公开抨击称,这是他在参议院任职九年来,「至少在军事问题上见过的最糟糕的简报」。这位共和党籍议员还愤怒地指出,对于是否以及在何时何种情形下,总统或行政部门有必要向国会寻求武力授权,白宫官员始终拒绝作出任何正面回答。
目前,在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推动下,美国众议院已于 1 月 9 日以 224 票比 194 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议案,以限制特朗普在不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接下来,该议案将被交至参议院投票。
佩洛西在投票前批评称,猎杀苏莱曼尼的行动「具有挑衅性」「不符合比例原则」,表明特朗普「缺乏一套连贯战略」应对伊朗威胁。
在众议院之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 (Tim Kaine) 也向参议院引入了类似动议,要求在国会未授权动武时,「总统须在 30 天内将美国的武装力量从与伊朗的敌对行动中撤出」。凯恩认为,国会有责任就任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进行公开辩论和投票,以防止特朗普再次单方面对伊朗动武。
针对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将持续一年有余的美伊对抗推向了新高。
如今在伊朗各大城市的街头,一个月前反伊斯兰政权群众抗议引发的愤怒和不安,已被另一种抵抗美国的悲愤之情取代。自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 1989 年去世以来,这个中东的什叶派人口大国,似乎还从未有过如此空前的举国哀悼和团结。
自 2018 年 5 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伊围绕制裁问题几番博弈,双方还于海湾地区陈兵对峙,通过代理人展开危险的交锋。期间,每一起意外发酵的冲突事件,都能引发局势的剧烈升温。但无论是美方的恫吓,还是伊朗的试探,都始终维持在可控态势之内。
但此次美军猎杀伊朗顶级将领,似乎偏离了两国此前建立的冲突升级轨道,令双方不自主地滑向一场极具风险的边缘博弈。
面对升高的外部压力和国内的民生诉求,在「战争边缘」政策和「向内看」之间,伊朗将如何抉择?这或将成为伊斯兰革命 40 年后,左右伊朗政权命运的关键。
美伊宿怨
「似乎每隔几年,伊朗人就要面临一次迫在眉睫的战争和动荡的循环反复;这往往是由美国的冲动和伊朗日益增强的胆量所驱动,如今却感觉像一种文明的遗产。」正如美军刺杀行动曝光后,伊朗裔美籍记者莫芬妮 (Azadeh Moaveni) 在《纽约时报》撰文描述,美伊此轮对抗虽剑拔弩张,两国间的缠斗其实早有渊源。
「冷战」时期,美国为拉拢伊朗抗衡苏联、维护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联合盟友策动政变,推翻了伊朗民选的摩萨台政权,扶植亲美的巴列维王朝。但 1978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将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赶下了台。次年,激进的伊朗学生占领美驻伊使馆,将 50 余名美国人扣为人质达 400 多天,美伊关系急转直下。
1980 年美伊断交后,美国对伊朗长期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施压,并多次指责伊朗秘密发展核武器。在美国及盟友以色列的鼓动下,伊朗核问题于 2003 年浮出水面,并日渐尖锐。
此后十年间,伊核问题屡谈屡败,西方继续制裁施压,伊朗也对美国充满敌意。
但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在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压力、外部俄罗斯威胁、中东「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的三重推动力下,美国决心大幅调整外交政策,战略重心逐渐东移。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地缘地位显要但经济受制裁拖累的伊朗,为美国摆脱中东战局提供了突破口。
当时的伊朗也有动力与美国缓和关系。
伊朗地处里海和波斯湾交汇点,地理上是连接东亚和西亚的桥梁,享有得天独厚的丰富油气资源。面对美国和联合国制裁,伊朗长期以石油为后盾应对拆解。但在国内经济困难加剧、国际油价连年低迷的双重压力下,伊朗亦要考虑政权动摇的可能性,同时也不希望步核设施被炸毁的伊拉克、主动放弃核设施的利比亚的后尘。
若解决核问题,伊朗将有超过 1000 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解冻,外国投资也有望迅速涌入。对外开放市场、与西方深化关系,更有助伊朗提升国际形象和树立地区影响力。
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即伊核问题六国) 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达成协议,以伊朗停止发展核能力、大幅削减浓缩铀库存,换取国际社会相应解除对伊朗制裁。
这份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 的协议规定:伊朗应减少三分之二的铀浓缩能力,停止提炼浓缩铀;削减现有浓缩铀 96% 至 300 公斤,浓度在 3.67% 之内;拆除生产钚的重水反应堆;允许与伊朗建交的国家人员所担任的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军事基地等设施。
这些限制意味着,伊朗得以保留的低浓缩铀存量将不足以制造一枚核弹,只能用于民用核能与研究。
作为交换,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一旦确认伊朗已采取措施缩减核设施,联合国、欧盟、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金融业、银行业、石油化工业等施加的制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重新允许伊朗出口石油。
在奥巴马及其支持者看来,伊核协议虽并不完美,但在约束伊朗的「核野心」方面却行之有效。协议背后的逻辑更在于:尽管美国不会容忍伊朗获取核武器,但仍允许伊朗按照自身道路实现经济发展,从而成长为中东乱局中一支重要制衡力量;如此一来,既可避免伊朗与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陷入不必要的冲突,又能利用伊朗市场的开放,将伊朗行为置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
但在其后上台的特朗普眼中,这份由前政府谈成的核协议存在三大「重要缺陷」:其一,是协议中设置的「日落条款」部分,仅规定了一系列对伊朗核能力限制性措施的「解禁」时间点,但没有明言解禁之后的配套方案为何,这使伊朗最快可在 2025 年后重启部分核计划;其二,是协议未能将伊朗的弹道导弹开发计划囊括在内;其三,则是协议未能约束伊朗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威胁性活动」,包括持续介入也门、叙利亚内战等。
以上述三方面关切为由,特朗普政府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令美伊关系重回对峙。尽管此前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数次确认:伊朗确实在履约,没有违背协议的规定。
特朗普此举,也加深了美国与欧洲盟友间的裂痕。在美国单方面毁约后,余下签约方中的三个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仍极力主张维持伊核协议框架。
自 2015 年解除对伊朗制裁后,欧盟与伊朗贸易额大增,欧洲企业重新打开了伊朗这个因政治对峙而被封闭多年的市场。欧盟统计局报告显示,2016 年上半年,欧盟与伊朗的贸易额增长 43%,达 51.07 亿欧元;2017 年前八个月,欧伊贸易额同比增长 75%,达 136 亿欧元。
尽管对于伊核协议的设计「缺陷」,伊朗的导弹项目及其介入中东热点事务的行为,欧洲与美国抱有类似的担忧,但欧洲认为,目前美方的种种关切,都可在各方继续遵守和执行伊核协议的前提下,单独得到解决。反过来,若美国贸然「撕毁」协议,则只会令久经战乱的中东地区,再触发一波新的动荡。
为将伊朗留在核协议的约束框架中,法国、德国、英国已于 2019 年初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建立一套替代性的对伊结算机制——「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这套另辟蹊径的独立支付体系,旨在使欧洲企业绕过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对伊朗单方面的制裁,使欧洲与伊朗继续进行贸易;而伊朗也可通过这一机制,购买本国紧缺的货物。
具体而言,INSTEX 机制本质上是通过「以物易物」,即经由欧洲本土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轧差,帮助两家都想与伊朗做生意,但进出口需求不同的欧洲企业进行对接和转账,从而避免直接向伊朗主体进行资金转移,以绕开美国的制裁。为了实现这一操作,伊朗方面也需要设立一套相应的本地结算机制。
但推出至今,这一机制未能正式开通运营,双方就第一笔交易的内容、性质也存在分歧。
按照欧洲设想,该机制初期的交易范围,应限定于「药品、医疗器械、食品、农产品」等与人道主义需求相关的商品;这类交易不在美国制裁范围内,因此可避免与美国外交政策直接发生冲突。
但伊方认为这样的设计限制太多,主张 INSTEX 机制的应用范围,应包括当前受制裁最重、对伊朗经济也最紧要的石油。
此轮美伊对峙当中,如何做到既不触犯和疏远盟友美国,又保持与伊朗对话和接触的轨道,已成为欧洲面临的两难。
对于 1 月 3 日美军猎杀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之举,欧洲方面的反应就颇显谨慎:在事发三天后的 1 月 6 日,英、法、德三国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才迟迟拿出表态;但声明内容也仅强调保持克制和冲突降级的必要性,而避免了对刺杀事件本身作出评论。
面对新的美伊冲突态势,仍陷于脱欧泥潭的英国态度尤为微妙。
就在 1 月 3 日的刺杀曝光数小时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Dominic Raab) 就发布声明称,英方理解「美国面临是否该击杀苏莱曼尼的选择时所处的局面」,还称在苏莱曼尼军队的威胁面前,美国「拥有自卫权」。三天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姗姗来迟的表态,却未回应拉布这一明显偏向美方的立场;但也称「英国不会哀悼苏莱曼尼之死」,并呼吁伊朗不要采取报复行动。
作为美国在中东反恐的忠实盟友,英国在伊拉克尚有 400 名驻军,为英法德三国之最,因此极易受美伊冲突的连带影响。
尽管有报道指出,英方对于未能事先得到美国刺杀计划的消息感到十分愤怒;但考虑到脱欧后即将展开的英美贸易、投资谈判,目前仍对美方有所依仗的约翰逊政府,左右美国伊朗政策的空间相当有限。
为给当前局势降温,欧洲也加紧了在美伊间的斡旋脚步。
事发两日后的 1 月 5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分别与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还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商谈。欧盟也于同日发布声明,邀请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Mohammad Javad Zarif) 到访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与欧方共商中东局势与伊核协议问题。
随着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班底成形,此前在冲突事务中常扮演「旁观者」角色的欧盟,正渴望扩大欧盟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彰显美国单边主义劲风下欧洲的战略自主性。美伊对抗若走向失控,不仅将凸显欧洲外交的无力,更可能加剧困扰欧洲已久的难民问题,进一步破坏欧洲与中东市场的合作。
但欧洲究竟能在这轮美伊对峙中,发挥多大的斡旋作用,许多观察者仍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近一年伊朗正在地区与核问题上不断加码挑衅——这不仅旨在向美国施压,更是对迟迟未拿出可行经济救济方案的欧洲缔约方,发出催促和「警告」。
中东「冷战」
特朗普执意退出伊核协议、要求重新谈判,不无「清算」前任奥巴马政治遗产、树立自身威信的意味。
但美国丹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哈什米 (Nader Hashemi) 向财新记者指出,重新制裁伊朗,更符合特朗普一贯的中东政策思路——维护与沙特、以色列等传统盟友的关系,打击伊朗等与美国长期对立的势力和地区恐怖主义。
2015 年,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签署核协议,曾被以色列和沙特视为美国对中东传统盟友的重大「背叛」。但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以色列的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便伺机加大了对美国的外交攻势,更不时利用他与特朗普的亲密私交,推动和落实以色列的外交利益。
就在特朗普宣布撕毁伊核协议的一周前,内塔尼亚胡还曾在与美方通气后,亲自于电视演讲中「爆料」,用幻灯片展示以方获得的照片、视频和图表证据,指控伊朗违背伊核协议、隐藏核项目。
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对伊朗态度转强,也是沙特眼中必须抓住的「机遇窗口期」。
早在 2011 年初,当从突尼斯刮起的群众抗议示威浪潮席卷整个西亚、北非时,以保守稳健作风闻名的沙特得以安然度过风波。此后这个曾经的中东「稳定之锚」,却愈发频繁卷入邻国的纠纷和冲突。尤其是 2015 年伊核协议达成后,从同年介入也门战争,到两年后主导对卡塔尔的「断交潮」,沙特外交路线的「冒进」势头正在愈发彰显。
沙特智库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阿卜杜拉 (Abdullah bin Khaled Al-Saud) 此前向财新记者解释,近年来沙特的外交转向,就是为了应对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从中东收缩力量带来的潜在冲击。沙方甚至担忧,就算美国已于 2018 年退出伊核协议,并全方位对伊朗展开施压,但「特朗普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与伊朗达成一项新的交易」。
更重要的是,以什叶派领头羊自居的伊朗,经过十几年发展,已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队,在综合实力上显现出中东地区强国的雏形。2015 年伊核协议的谈成,更令伊朗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整个地区什叶派力量抬头,天平开始朝伊朗一端倾斜。
相形之下,高举逊尼派掌门人大旗的沙特,势头却相对减弱。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因受到 2011 年抗议风暴的冲击,政局持续动荡。为稳固自身政权及逊尼派在中东的权威,沙特于 2016 年初公然处决了一名参与反政府示威的什叶派教士,激起伊朗强烈反应。两国遂于当年 1 月 3 日宣布断交。
沙特籍学者阿卜杜拉认为,沙伊持续争斗的根源,在于双方对地区秩序的设想和愿景具有根本冲突。
在他看来,伊朗主要通过暗中扶植、调动各地的什叶派代理人,向地区输出意识形态和影响力;但沙特仅支持中央集权的主权国家政府,而不愿与非国家行为体打交道,「我们的行动是防御性而非扩张性的,这与伊朗正好相反。」
在特朗普对伊施压政策的推波助澜下,沙伊之间的「冷战」也渐趋白热化。无论是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还是阿拉伯半岛的也门,都已沦为沙特和伊朗「代理人之争」的主战场。2019 年 9 月美伊对峙升级时,受伊朗扶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境内的两处关键油田,一度造成沙特原油大量减产。
与伊朗的竞争加剧,甚至促使沙特向同样敌视伊朗的以色列靠拢。近年来,沙特领导人多次公开谈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共同利益」,双方还加强了旨在改善经济关系与商业合作的互动。
特朗普下令猎杀伊朗的「圣城旅」指挥官,也迎合了以色列和沙特的利益。不过,此举仍可能波及美国中东盟友的安全。1 月 8 日伊朗展开的初步报复袭击,就是针对美国盟友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并据称造成了伊拉克的人员伤亡;而在五天前,与伊朗指挥官一同遇袭身亡的,还有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领袖。
此轮美伊斗争之所以在伊拉克引爆,与该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生态密不可分。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军并未完全撤离,而是留下了少量驻军,帮助战后仍显羸弱的伊拉克政府维系国内安全秩序。目前,伊拉克境内驻有大约 5000 名美军士兵,他们主要负责培训伊拉克军队和打击「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但美国也因此主导建立了战后伊拉克的政治体系,并从伊拉克石油产业私有化进程中获利。
与此同时,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亦大幅提升。同为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朗,不仅同伊拉克的一些主要什叶派政党关系密切,还是伊拉克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国。通过密布中东的庞大什叶派代理人网络,伊朗得以向伊拉克渗透和发挥巨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许多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虽名义上隶属于伊拉克安全部队,但普遍被视为直接听命和效忠于伊朗。
「伊拉克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在文化和情感认同上欣赏伊朗。」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向财新记者指出,伊拉克一直试图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相互对冲,从而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即便是 1 月 5 日伊拉克议会通过的「敦促结束外国驻军」的决议,也并非仅针对美国一国的军队,其表述仍颇具策略性。同时,这项在伊朗将领遇袭后立即通过的决议,也并未对外国撤军设下强制标准或时间表。由于伊拉克的库尔德族和逊尼派议员均未参与投票,该决议亦不能代表所有伊拉克人的意志。
「谍王」何人?
1 月 3 日在伊拉克境内遭美军击毙、终年 62 岁的苏莱曼尼,是近年来伊朗外交、军事和情报战略背后的主要推手。
他一手打造的「圣城旅」部队,几乎承担了伊朗全部的海外情报收集和非正式作战任务。正是通过这支特殊的精锐武装力量,伊朗得以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等地,建立起什叶派的亲伊朗代理人网络,并由此树立伊朗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跨国影响力。
作为两伊战争老兵及伊朗在中东反恐的统帅,苏莱曼尼身负多项战功,是许多伊朗人眼中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
「他在伊朗国内是一个广受民众爱戴、超政治派系的高层人物。」中国社科院伊朗问题专家陆瑾向财新记者指出,尽管出身立场偏向保守派阵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苏莱曼尼总是避免卷入伊朗国内政治派系斗争,始终保持着较为中立的军人形象。
这名蓄着整齐短络腮胡须、惯以一身戎装示人的伊朗高级将领,也深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器重和信赖,生前就曾被后者褒奖为伊朗「活着的烈士」。
但由于在伊朗军事扩张行动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苏莱曼尼早就成了美国政府的「眼中钉」。此次遇袭前,他已被美国政府指控为「恐怖分子」,还因在伊拉克培训反政府武装、涉嫌参与暗杀沙特驻美大使等,屡次登上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
在马晓霖看来,苏莱曼尼突遭击杀,既源自特朗普对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遭冲击的应激反应,也是美伊斗法螺旋上升导致的一次「擦抢走火」。
他指出,与奥巴马在中东「避战、少战」,尽量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政策思路不同,特朗普在追求从中东进一步收缩力量的同时,也展现出更多「局部敢战、敢破敢立、打破常规」的作风。
目前在美国国内,特朗普还同时面临着大选挑战与弹劾压力。因此,他也亟需展现杀伐决断的「强势总统」形象,并通过在舆论中制造新的热点和张力,分散和转移美国选民的注意力。
苏莱曼尼出身贫寒,从小就读于伊斯兰宗教学校,青年时当过建筑工人、水务承包商,饱尝社会辛酸。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他加入革命领袖霍梅尼创建的「500 人团」(伊斯兰革命卫队前身),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巴列维王权的垮台。
但真正令苏莱曼尼声名鹊起的,是 1980 年 9 月 22 日爆发的「两伊战争」。当时他年仅 20 岁出头,就带领一支自己组织和训练的连队走上战场,在多起重大行动中立下战功,不仅赢得了骁勇善战的名声,还被破格提拔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第 41 旅的指挥官。
此后苏莱曼尼回到家乡——毗邻阿富汗的伊朗克尔曼省,担任驻扎当地的革命卫队指挥官。凭借战场上练就的铁腕手段,他成功打击了这一伊朗边境地带的毒品走私活动,在民众中积累起声誉。
出任「圣城旅」指挥官后,苏莱曼尼利用伊朗政府的强大财政支持,加强这支特种部队的装备和情报、作战训练,使其成为落实伊朗海外军事外交利益的强有力工具。
据专家估计,在「两伊战争」期间逐渐成形的这支「圣城旅」部队,目前有 1 万到 2 万名成员。与伊朗的常规作战部队不同,「圣城旅」主要负责在海外实施非常规作战和跨境情报业务,为许多中东国家境内的亲伊朗党派、民兵、武装团体乃至恐怖组织行为体提供支持。
被视为其扶植和指挥对象的海外团体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门的胡塞叛军,以及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等。
在战火仍在延烧的叙利亚,苏莱曼尼被认为是阿萨德政权背后的重要智囊和支持者。若叙利亚的亲伊朗政权垮台,将危及伊朗在整个中东的地缘布局。
通过为叙利亚政府军精心制定作战策略、协调进攻,监听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动向,以及训练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等,苏莱曼尼帮助阿萨德成功扭转了战场上的颓势,重新夺回许多重要城镇。他还促成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进入叙利亚助战,并被视为叙利亚政府军、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民兵武装等多股力量之间,惟一有分量的协调人。
紧邻伊朗的伊拉克,则为苏莱曼尼提供了更大的权力舞台,也使他成为美军警惕的危险人物。
早在 2003 年美军推翻伊拉克的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后,苏莱曼尼便利用战后伊拉克国内的权力真空,派遣大批「圣城旅」的特工进入伊拉克,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反美武装与美军继续对抗。
但与此同时,这位手段老到的伊朗指挥官,又常在此类美军遭遇的冲突中扮演调停者,从而令他本人和伊朗的支持,在伊拉克变得愈发不可或缺。
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美国和苏莱曼尼主导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还曾达成合作默契。
一名伊拉克安全官员曾对 BBC 表示,2014 年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遭「伊斯兰国」占领后,「是伊朗方面的快速反应,而不是美国的空袭」,阻止了伊拉克境内更大范围的军事沦陷。还有报道指出,苏莱曼尼指挥的「圣城旅」不仅协助伊拉克政府军、什叶派民兵作战,还为同样遭极端分子威胁的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装备、弹药和共享情报。
在围绕巴格达以南的朱尔夫塞赫尔镇 (Jurf al-Sakhar) 的争夺战中,苏莱曼尼据称还曾亲自出现在战场。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时,一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容苏莱曼尼「无所畏惧」——即便身处前线,这位伊朗指挥官也不穿防弹衣。
对于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反恐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曾任伊拉克交通部长、现为伊拉克什叶派政党「巴德尔组织」领导人的哈迪·阿米里 (Hadi al-Amiri) 在 2015 年如此形容,「如果苏莱曼尼将军不帮助我们,就不会有伊拉克了;(伊拉克的) 阿巴迪政府 (2014 年至 2018 年在任) 也将成为一个流亡政府。」
作为伊朗革命卫队的「影子统帅」,苏莱曼尼遭击毙,也对伊朗在整个中东的力量调动和谋划投下一定影响。
「即便是军衔比他更高的继任者,也可能没有他的威望与个人魅力,没有他对整个伊朗作战系统的熟悉和与其他国家配合的默契度。」在马晓霖看来,苏莱曼尼既有谋略的头脑,又有实战的能力和经验,他的遇袭是伊朗海外战线的一大损失。
但他也指出,伊朗与中东各国势力的结盟并非铁板一块。这一力量组合后续如何变动,仍将视地区局势与各方自身的战略利益而定。
伊朗前路
在伊朗为苏莱曼尼设下的三天国葬期结束后,针对美国的「严厉报复」便以雷霆之势开启。
但出乎外界预料,此次伊朗未采取惯用的代理人手段,而是通过伊朗的正规武装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向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发动袭击。这也是近年美伊对立升级以来,伊朗首次直接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国设施。
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美方高层信源报道,美国军方在袭击发生的「数小时前」,便获悉了伊朗预备向伊拉克境内的美军驻地进攻的计划,并提前部署了人员撤离行动,但当时尚不了解伊朗的具体打击目标。伊拉克政府也在事后证实,伊朗在袭击前曾对伊拉克发出预警,称报复将限于对「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点」。卫星图像则显示,袭击似乎是对目标基地内军火库的精准打击。
尽管与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媒体声称,袭击至少致死 80 名「美国恐怖主义者」,且美国直升机和其他军事装备遭到了「严重破坏」。但特朗普在事后的公开演讲中表示,没有美国人或伊拉克人在袭击中受伤,袭击对军事基地的伤害极小。他还称美国将对伊朗回以更多经济制裁,但未表示将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其表态口径较早前缓和,使局势略显缓解。
多数观察倾向于认为,伊朗看似高调的报复,仍是一次经过精心设计和控制的行动。
伊朗外长扎里夫就在事后立即发推特称,伊朗此举是针对美军击杀伊方要员所采取的「合乎比例原则的 (proportionate) 自卫措施」。他也明确释出克制的信号:「我们不寻求升级局势或战争,但将保卫自己免受任何侵略。」
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克制己方行为、避免陷入一场全面冲突的意愿和动力。但美国对伊政策的模糊性,以及特朗普从中东战争泥潭抽身的强烈意愿,或促使伊朗押出冒险的赌注——伊方或判定,只要精准操控袭击,避免造成美军伤亡,就能既达成对美国的报复和威慑,同时不致引发强度更大的军事反制。
在美伊加剧对抗的背景下,除了动用手中的弹道导弹,后续伊朗仍可能继续调动遍布中东的亲伊朗民兵组织,对中东的油轮、石油设施等发起骚扰、袭击,制造混乱和紧张。但这种持续试探美方底线的做法,以及美伊之间针锋相对的互动,也会扩大双方发生战略误判的可能性。
对于刚走过 40 年岁月的伊朗伊斯兰政权来说,如何在特朗普可能继续执政的未来一年甚至五年内,顶住来自美国的外交、军事和制裁压力,确保和巩固政权的存续,才是当前更紧迫和棘手的挑战。
美国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 (AGSIW) 的伊朗问题专家阿尔福内赫 (Ali Alfoneh) 向财新记者分析,未来伊朗可能同时追求两个平行政策:一方面从事与美国的秘密外交,以争取摆脱制裁禁锢;另一方面继续支持中东代理人的活动,寻求抬升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朗施压的成本。
自从美国 2018 年重启制裁以来,伊朗已经历过一轮本币暴跌、物价飞涨、居民生活成本飙升的经济和社会寒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19 年 10 月的报告称,由于制裁冲击造成石油出口剧跌,2019 年伊朗经济将萎缩 9.5%,超过此前预计的 6%;该国的通胀率则将升至 35.7%。伊朗统计中心同期发布的报告则更悲观,称伊朗的总体通胀率已攀升至 42%。
伊朗总统鲁哈尼此前透露,伊朗的年度预算约为 390 亿美元,其中 140 亿美元来自税收和其他收入,余下 250 亿美元本该由石油销售填补。但在制裁围堵下,目前伊朗的石油出口已从此前的日均 250 万桶,锐减至不足 40 万桶。
经济入不敷出和民生受困的局面,也在日益拷问着伊朗领导层:究竟该把有限的国家资源用于海外继续输出革命,还是更多地注入国内发展项目?
伊朗社会围绕这一问题的追问,已在 2018 年初和 2019 年年底,酿成两波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在伊朗的上百座大小城市,数万名抗议者涌上街头,通过封锁道路、纵火、破坏公共设施等,宣泄对政府治理不善的愤怒。
从 2019 年 11 月中旬发酵的最近一轮骚乱,也被视为伊斯兰革命胜利 40 年来,伊朗最严重的街头抗议。国际人权组织称,目前已有至少 300 人在抗议引发的冲突中丧生;路透社的独家信源报道则指,实际死亡人数已升至 1500 人。伊朗安全部队据称还使用了实弹驱散、吓阻和射杀人群。为阻断外界信息,伊朗当局还下令将国内互联网关闭近一周。
这波因油价上调诱发的抗议风波,也很快蔓延到政治、外交领域,甚至将矛头指向伊朗的伊斯兰政权本身。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一些示威者捣毁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塑像和海报,甚至高喊「伊朗国王,回到伊朗去!」「教士必须走开」「对加沙说不,对黎巴嫩说不」等口号,以表达对神权体制下的伊朗频频涉入中东地区热点却忽视国内民生的不满。
与此同时,过去数月在伊拉克和黎巴嫩街头发酵的抗议活动,也都包裹了浓烈的反伊朗情绪。
特别是在毗邻伊朗、社会分化严重的伊拉克,示威者袭击并烧毁了与伊朗有关的政党、民兵组织办公室,还两度冲击位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伊朗领事馆。人们指责伊拉克的政治精英阶层屈从于伊朗的政策意志,使这个中东什叶派大国得以利用伊拉克为代理人,谋求地区影响力,而不顾伊拉克本国人民的利益和需求。
即便在伊朗国内,舆论对「战争英雄」苏莱曼尼的看法也并不总是一致。美国伊朗问题专家萨迪加布 (Karim Sadjadpour) 就评论称,虽然近来据称有逾百万名伊朗人为苏莱曼尼哀悼和送葬,但至少对部分伊朗人来说,属于革命卫队系统的苏莱曼尼,仍是「压制民众改革愿望的高压机器的化身」。
不少观察者认为,在整个中东遭逊尼派阿拉伯人环伺,以什叶派、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对本国民族的历史文化抱有极强的自豪感和悲情意识。因此,从短期看,美国猎杀苏莱曼尼造成的压力,反而有利于伊朗当局塑造「外部敌人」的形象,从而在这一动荡时期团结社会、凝聚民心。
但阿尔福内赫也提醒道,若伊朗的经济困境不能得到改善,则未来几个月内,伊朗仍可能重新经历一轮反政府的抗议游行。目前在外部威胁面前,伊朗的执政精英倾向于暂时摒弃分歧,以巩固政权和统治;但随着哈梅内伊年事已高,各派围绕最高领袖继任者的激烈竞争也从未停止。
此前针对伊核协议,鲁哈尼代表的伊朗温和派、改革派技术精英,与政权内与革命卫队结盟的强硬保守派之间,就有过拉锯和较量。
「但当特朗普选择退出伊核协议时,鲁哈尼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政治信誉。」阿尔福内赫认为,到 2020 年 2 月伊朗新一届议会选举之前,预计伊朗各派间的权力斗争只会加剧。
陆瑾则指出,伊朗的社会分裂十分严重,长期存在政治精英内部,以及民众与政府、伊斯兰宗教和世俗主义、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博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二元政治结构,既允许由选举产生的总统、议会等权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又确保了以最高领袖为代表的宗教力量,拥有主导性的地位和权威,领袖发挥着平衡、协调、约束各派力量的作用。
同时,伊朗的政治生态既带有西方式民主的色彩——总统和议会选举一人一票,且是多党、多派参与的多元政治竞争;但也坚决打击「反伊斯兰体制」的团体和个人,不给任何体制外的政治组织以合法的生存空间。这种独特的政治架构,也成为过去 40 年来伊斯兰政权长期稳定的制度保证。
但另一方面,长期的社会分裂和派系斗争,也在加剧伊朗的政治内耗,不仅拖累了行政效率,也滋生了权力寻租和腐败。
「实际上,伊朗面临的就是国家治理、经济管理的问题。」陆瑾指出,伊朗拥有 8000 万的庞大人口,国民受教育程度在中东地区属于中高等水平,该国境内资源丰富、工农业基础均十分良好,「如果政府能引导各派达成共识,共同克服困难,充分挖掘国内潜力,不至于熬不过这轮危机。」
面对卷土重来的制裁,伊朗已形成一套规避和应对的策略。但特朗普甘冒冲突风险,悍然对伊朗军事要员发动猎杀,无疑展示了美国制裁和打压伊朗的空前力度和决心。
对于伊朗的当权者来说,以国内经济民生建设为代价、不计成本地追求海外冒进策略,甚至不惜抱着险中求胜的心态、频频挑战美国底线,从长远看,不仅与民心相背,也恐令伊朗落入四面受敌的境地。
但据马晓霖判断,「目前伊朗应该已经意识到了风险,并且也在慢慢调适政策」,比如近期伊朗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条款,而非直接退出,同时承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合作,就是想在手中留下筹码和底牌,避免疏远仍维护协议的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各方。
接下来,伊朗或延续挑衅与对话并行的既有路线,一面以地区博弈向美国要价,一面耐心等待和观察特朗普竞选连任的结果。
至于如何回应伊朗国内民众的诉求,马晓霖则回顾历史指出,从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到现总统鲁哈尼,每当伊朗面临内外交困时,伊朗的统治阶层就会推举温和派人物出面坐镇,尝试打开国门、推动改革。如今,面对来势更加凶猛的民意,这一弹性对策也可能继续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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