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崎岖
往日崎岖
存在本质上是悲剧，然而人们一直以喜剧甚至闹剧待之，而科学正在恢复其本有的悲剧色彩，这至少能让人类变得庄严一些
Photo: Bruce Davidson
上次乘坐火车，是在不到两年之前。以往诣京师，都是开车，那时也有所谓「进京证」，似乎限制不太严，我一次没办理过，照样逍遥自在。后来规矩越来越大，据说即使办了「进京证」，也进不了某环，又某点钟至某点钟，或某域某街，不能穿行，如此等等，也记不住。何况进京证者，本来就是侮辱，忍辱办了，一不小心，仍将落网，儒以文乱法，司机以车犯禁，岂不冤乎。是以望都门而逡巡，几年里很少去辇毂之下添乱。不过近又谣传六环之外，还将修七环，八环，一百环，盖「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官犹嫌小，说不定哪天早起一睁眼就看见城墙了，——当然这也是好事，没准儿给一笔钱搬我去「实」……我喜欢汉中，就去「实」汉中吧。实在不行，就只好不出门了。
话说上次确有大事，不敢开车，就坐火车去了。进火车站要从铁栏杆中间鱼贯穿过，这种栏杆，古已有之，洋亦有之，赶牛用的，推而及人，自是匠心独运，从前人们——包括我——不会列队，加塞儿之外，还排不整齐，胖瘦无常，趋跄失度，现在好了，忽里忽外、打喷嚏尥蹶子的事都没有了，如此亦步亦趋进了站，过了安全检查，上了火车。
所谓大事，就是喝大酒。最后一顿喝到后半夜三点多钟，四点多进站，我要搭乘的那趟火车正在检票，我懒得排队，便在椅上小坐，再一抬头，已经是早上八点钟，心里庆幸，万一方才上了火车，醒来不是湖北，也是河南了。赶紧再买张票上火车。
不知是酒精的影响，还是因为疲累，或车程只有一个多小时，心情与往昔有异，总之，坐在椅子上，只觉得四周的一切奇怪地陌生。从前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人走在街上，熙熙攘攘，其实周围的人内部都已变了，是外星人还是虫子什么的，我不记得，反正此人颇为惊惶；还有一个小说，场景与此类似，只是变的是主人公自己，而他并不知道。而此时，人们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有人望窗外，有人交谈，有人听音乐，看上去一点道理也没有；火车移动时窗外的景物后退，列车员检查车票，邻座的一个女人努力安抚孩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能帮我把这个放上去吗」，从别处飘来食物的气味，这些都不太对头。
小时候不停搬家，坐过几次火车而一点印象也没留下，大概或是年岁太小或是一上车就睡觉。大约在十岁到十四岁时，家里的房子，离一条铁路很近，相距只有两三百步吧。铁轨是那时我见过的最亮的金属了，表面从不生锈，光滑耀眼，从远处爬过来，一直伸向地平线外，让人好奇那边是否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铁路这面是草地，那边是农田，总之是玩乐场，孩子们对火车习以为常，如果是一列特别长的火车，也许数一数车厢的数目，而通常只是耐心地等它驶过，好像一群马奔过来，你总得给它们让路。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印象，第一就是火车的汽笛声。孩子们比试胆量，站在铁轨边，看着车头冲过来，那是挺惊心动魄的事，震动和气浪，司机越来越明显的憎恶眼神，车头驶近时的空间错觉，都想让人逃跑。尤其是汽笛声，司机用来吓唬孩子的工具，越来越尖利，一直钻到脑子里面，幸好转瞬之间，车头驶过，我们出一口气，知道自己安然无恙，这时连汽笛声也和缓下来。
插叙一个小故事。一百多年前，一位荷兰科学家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却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白贝罗家边新修了条铁路，他听到汽笛声的频率变化，心有所动。那会儿，多普勒效应刚刚提出，未得证明，白贝罗对多普勒的理论本来存疑，此时打算着手验证。1845 年 6 月 3 日和 5 日，注定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两天里，白贝罗在马尔森火车站运行了两次试验，让锅炉工将火车加速到每小时七十公里，请一位专业的乐师，在车厢里用小号吹出一个长长的 G 音，另几位乐师分组相隔几百米，站在铁轨外聆听，然后描述他们听到的音值。回程时，则是地面上的乐师吹奏，火车上的人倾听。
如果没有新发明的蒸汽机车，多普勒效应的验证得推迟若干年，因为在那之前，陆地上运动最快的机械也不能带来如此显著的频移效果。(如果一头豹子吼叫着扑过来，人大概也能听到它的声音在变得狞厉，不过这样的实验明显不如白贝罗的方案稳妥。)——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知识就是秩序，可惜不是全部的秩序。在所有的秩序里边，我最喜欢的就是科学描述的秩序了。人或觉得物理世界是冰冷的，我想这多半是由于我们不愿意认真对待自己的处境。我记得读过一本书，末尾处写道，存在本质上是悲剧，然而人们一直以喜剧甚至闹剧待之，而科学正在恢复其本有的悲剧色彩，这至少能让人类变得庄严一些，——大意如此。内燃机车是了不起的发明，正如互联网是了不起的发明，在各种发明中间，它们同属于将人们联结起来的一批，既创造了一些美好的现实，又打破了一些美好的幻想。地平线外，互联网的远端，连对孩子也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了吧？这个时代正如每个时代一样，幻想继续萌生，却不那么寄托在他人身上了，我想。
陌生感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向往陌生事物是旅行的一大动机。即使对目的地及其附属事物，我们在出发前已有一定的知识和预见，途中的插曲和变故，也足令人想入非非。我们越是耗尽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这种消耗通常是通过自我束缚——比如支持束缚性的制度或文化——来达到的)，越是期盼别人成为自己的新的可能，而对方也在作如此想。没有比这种相互期盼更能毁灭陌生感的了，而我们见到明明陌生的事物，却没有陌生的感觉，这时，另一种陌生感，不是可喜的而是可畏的，或油然而生，那是对整个秩序体系的陌生感，就像看见一个熟人忽然露出种前所未见的奇怪表情，我们对世界秩序的信任，褪皮一样从心里的某个地方剥落下来。据我所知，人类在彼此之间制造出的寒意，要远超物理世界的冰凉所能致，而在这种时候，科学建立的秩序还是那么可靠，而且显得温暖了，所以那天我闭眼靠在座椅上，在心里回忆不久前读过的一部普及性的生物学读物，不一会儿，心里就舒服了。
前面说到，住在铁路边，第一深的印象是经常听到的汽笛声，第二深的印象，则是偶然所见的一幕。每天夜里，在一个固定的时刻，一列客车经过；那时，孩子或被赶到床上睡觉了，或尚在外面玩。我记得仰头观望那排黄色的车窗，温暖的光线把邻窗的人照得像电影里的角色。这是些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正去向另一个世界。有一次，清楚看见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右手半托着腮，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若有所思地瞧着前方。那车窗在我的视野里经过，不会超过三秒钟，却是足够长的时间，使记忆中有一幅凝固的画面。若干年后，我坐在邻窗的位子上，在曾在夜间见到外面的人，却没有什么印象了。
乘坐火车旅行，如果说我对此事还有一点好印象的话，那就是夜间的感觉了。这需要许多前提，其一是拥有一个邻窗、面向车头的座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好事的机会，我想想，大概是二十分之一吧。那时的列车之拥挤，说是移动的炼狱，并不算很夸张。我从朋友那里听来一个故事，我把它讲过许多遍，一有机会就再讲一回：八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前，他从广州回重庆，上了火车，刚将包裹放到行李架上，还没来得及和它说声再见，就被汹涌而至的人流裹胁起来，一连过了三四节车厢，脚才落地，展挣不得，至多探头探脑地呼吸一二。
如果运气十分好，到了夜间，通常是过了子时，车厢里终于安静了，如在卧铺车厢，灯光也早暗淡下来，这是睡眠的时刻，也是让人最不舍得睡觉的时候。车窗外漆黑一片，正好不打扰旅客的心绪。流动不居，让人既安宁又有点惊恐，这是正确的感觉。事物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人在秩序与混沌之间，而秩序与混沌恰好各得其任，这不是可以随便遇到的美事。如开头说的在驶出北京的列车上，一切都严丝合缝，会让人觉得秩序是虚假、刻意的，那种情况下，人不知道他人以及自己是否只是角色。
乘坐火车时间最长的一次，用了六十个小时，在火车上过了三个夜晚。
第一夜，我的座位邻着通道，椅子上挤着四个人，座位底下还有两个小孩钻在里面睡觉。我不记得有没有成眠，反正次日天亮时，每个人都面无人色。长途旅行可以预期的疲劳，使人们彼此体谅而友好，如一个落难的人群，虽然如此，从第二天起，车厢里几乎总是安静的，因为大家累得已经没有聊天的力气，只有新上车的人，才喧哗几声，而我们摆出老资格的微笑，那种先掉到井里的人对后面掉进来的人的微笑。
第二夜，我幸运地换到一个邻窗的位子，那真是美好的一个晚上。那时的车窗还可以打开，我被吹得面颊麻木，也舍不得关窗，而且别的旅客也正需要新鲜的空气。列车在山区穿行，黢黑的山峦如一簇簇手掌，缓缓摇过，偶尔一点灯火闪耀，也不知光源是房舍还是行人。每过一两小时，列车会停靠一个小站，有时有人上下，有时没有，站台上的加水工慢吞吞地动作几下，然后「叮」的一声，列车又移动了。我曾在一个小站走到车外立了一会儿，不知身处何处，是难得的事。
至于第三夜，除了疲倦还是深入骨髓的疲倦，最后终于接近终点，每个人都复活了，像从壳里钻出来，甚至能够微笑了，阳光也凑趣地点亮了车厢，最后，我听到汽笛适时长鸣一声，如要呼出胸中的一口闷气，正所谓「路长人困蹇驴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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