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了 2008 年这一关
过不了 2008 年这一关
备忘新千年
1992 年后，中国发生众多重要的变化。路内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口流动，中国社会再也无法倒退回人绑缚在户籍上的状态。在《雾行者》中，他写到源自这个过程的梦想和失落。
2014 年上半年，一个朋友跟路内讲起做卧底记者的故事。当时二代身份证已经采用，卡里有磁芯，没法造假。朋友就告诉他，怎样冒用身份调查一起食品安全事件。这样的情节在 2014 年依然成立，但往后进火车站需要刷脸了。他意识到，那些经历已经成为上个时代的故事，要赶紧写出来。
路内开始写新长篇小说《雾行者》。小说在他 2011 年写完《云中人》后就有了雏形，几经拖延，再拿起笔已经是三年后。《雾行者》叙述 1998 年到 2008 年十年间的故事，以不同年份组成五个章节，分为三条线索：打工者周劭、文学青年端木云和他们 1990 年代末在开发区结识的帮派兄弟。
《雾行者》版面字数 47 万字，是路内篇幅最长的小说。他起初没想过会写这么长，《云中人》不过 18 万字。那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写一个和《云中人》同样脉络的故事，字数相当。
日常生活诸多变动，在写《雾行者》的五年中投下了影响。2017 年，路内的父亲去世，另外两位作家好友的父亲也在那一年去世。小说写到后面，描述主人公周劭和父亲的关系时，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代入了。那一刻他很伤感，但只能停留在那里，因为已经于事无补。
《雾行者》的总体基调就是伤感，书名原意为「在雾中远去的人」。书里也有零星的滑稽段落，整体上类似他此前的许多作品。「我可能就是想写这么一个伤感的东西，也挺好。有时候看看过去，也许只有伤感是一种恰当的情绪。」路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然而伤感未必就是它本身。比如第五章，女孩讲了一个失恋表哥的故事。他赌气登上远洋货轮工作，去遥远的赤道，试图忘记心爱的人。天天看云卷云飞、日出日落，他终于明白伤感就是愤怒，梦就是自己。「我不想那么明白地把这话讲出来，但是它仍然呈现在小说里，还是忍不住讲。这样一种伤感，其实混杂了很多情绪。可能我们在现实中也是如此。」路内说。
2020 年 1 月，《雾行者》由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联合出版。路内在上海家中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他谈起记忆中的 1990 年代末、世纪之交及文本内外的 2008 年。
他们要永远在陌生的地方
2017 年，《雾行者》的创作陷于停滞，有人要拍《十七岁的轻骑兵》(注：路内的短篇小说集)，希望路内帮忙写剧本。因为父亲去世，他想散散心，就与剧组去西南勘景。他好奇，那里是不是原来的样子。
1998 年，还在做仓库管理员的路内被公司外派到那里。20 年后，高速公路已经建成，车道宽阔，但年轻人离开了，只剩老人留守。他看到早已废弃的兵工厂，想起 1990 年代末的样子，物是人非。小镇上，导演说 20 年前满街社会帮派，现在看上去宁静祥和，再没有年轻人骑走私摩托车呼啸而过。
25 岁做仓库管理员的那段日子，路内回忆起来依然开心。1990 年代末的下岗潮中，人人都很穷，攒一点积蓄出去玩很不容易。当时，公司正好要派他去重庆。临走前，他被告知那边出事了，销售员卷货潜逃，工作之余还要调查案件。同事提醒他：你第一次放外派就接这样的活，机灵点，记住不要被人砍死在街上。每个销售员都可能是潜在的罪犯，谁知道他们是真人还是假人？
到达重庆，路内打过交道后发现，销售员们都是地道的「重庆崽」，身份是真实的。他们非常热情地邀请他去家里。有个朋友全家七八口人住在毛竹搭起的二层「别墅」里，房子紧靠着铁路线高大的围墙。窗户是竹子做的，地板是竹排，这些景观在东部城市绝对没有。
公司规定必须款到发货，这是仓管员的天条，但还是有人逼他违规放货。没有总公司的发货单，他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库房钥匙在我手里，你要两万块钱的货我给了你，你拿走了，那就等于是我偷了库房。」路内回忆，「建材商都剽悍，手下有马仔，一部分人遵从某种江湖道义，但并不是所有人。对我来说，他们确实都是陌生人。」公司明白这一点，五到六个月一定会把仓管员调走，不让他们建立稳定的关系。他们要永远在陌生的地方。这样的真实故事被他写进了小说。
那年头，卷货跑路之类的事层出不穷，销售员同样充满风险。路内的朋友就遇到类似情况：用卡车押一批货给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对方公司热情款待。朋友警惕性不够高，酒足饭饱，上完厕所出来一看，饭桌上的人全没了。冲回那家公司，司机还在，货全没了；再冲进公司，连公司都没了。
「更狠」的一个例子是，销售员去催款，对方直接提了几万现金给他，并要求写收条。如果不收现金，那就只能等着打汇票，很耗时间，汇票也可能是空头。于是，销售员不得不独自拎着一袋现金去当地银行。就在这条路上，走出去 500 米，有人端着土枪照他脑袋轰了一发，抢过钱袋就离开。那张收款字据留在了客户的抽屉里。从前的真人真事，今天不多见了。
「1998 年谁知道什么叫中产阶级？」
路内写了端木云和周劭这两个结识于文学社的青年，他们毕业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在街头干起保健品推销。在他的印象中，20 年前整整一代文学青年几乎都是从这样的位置起来的。他们固然不做流水线工人，但工作仍然低于预期，比如跑销售。
世纪之交的文艺青年普遍来自普通家庭，但因为读过书，有一定文艺趣味，即便没有钱，身份认同上也不属于「底层」。在路内看来，他们还是相对精英化的。「但是整个社会没有构建成一个中产阶层，在 1998 年谁知道什么叫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 2004 年才有的。他们实际上和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白领一样，慢慢地构筑起了中国所谓的中产。」
路内认为，这种构筑大致始于 1994 年和 1995 年，当时中国有了第一批成型的外企，上海的涉外宾馆、北京的王府井等场所培养了许多人。「第一批人赚到了一些钱，想问题思考的方式变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先建立一个进步的意识，不会去恨资本家，现在会有一些相对的西方左派的思维。」
中产阶层形成影响到 1990 年代末的文学生产。之前主要由文学期刊推介作家，那段时间文学期刊发不出工资了。当时还是普通文学青年的路内听到一些作家朋友抱怨：有那么多钱给贪官，一下子贪几千万，一年几十万拨给文学刊物，一个省就这么几份刊物都不愿意，钱都喂狗了。
与期刊衰弱相伴的是以出版为先导，也就是出版社通过媒体来推介作家。当时正值中国纸媒的黄金年代，出版业和媒体之间形成联动，「制造」出一批作家。「在这个过程中间，除了要去完成文学的转移之外，必然带有强烈的『媒体属性』，就会要求这个作家年轻，甚至要长得漂亮、长得帅，讲话要石破天惊。假如很谦虚很官腔，媒体就没法发表。甚至不想采访你。」到了今天，随着媒体环境变化，联动结构消失了。
「1990 年代很『骚』，比现在『骚』」
1999 年最后一夜，路内一个人走回家，平静地进入了新千年。对于新千年，他没有什么玫瑰色的想象。那一晚街上没有出租车和公交车，很多人踱步，仿佛一个宗教仪式，但没有烟花。
「9·11」真正让路内意识到 1990 年代过去了。早晨，他在电视上看到纽约世贸中心遭到撞击的画面，震惊了。「看到那个楼塌的时候，感觉另一个时代来了。人类就是这么奇怪，总有一些事件帮你大约界定出某一个年代的过去。」路内回忆，撞向世贸中心的飞机给他的感觉并不科幻。
在《雾行者》的三个章节里，三个主人公以不同方式进入了新千年。第一章，周劭与库区女子丽莎在一起，两人喝了一杯酒。听到零点钟声敲响，两人看着闪闪发亮的夜空，意识到新千年来了。第二章结尾，梅贞在小镇上绕了一圈，回去时忽然看见逃走的俞凡。她问他要做什么，他说自己无处可去，回来了结一桩恩怨。
第五章，端木云在重庆对逃到那里的女孩鲁晓麦说：千年之夜，我带你去重庆街上逛逛。他们吃了川菜，还有人弹吉他。鲁晓麦因此而开心，因为东部城市里没人在街上弹吉他卖唱。一路上他们看到很多开心的年轻人，在接近零点时齐声倒计时。端木云说，这是人类读取无意义的时间的声音，也是诸神给出永久的沉默。鲁晓麦问起此时此地的感受，他撒谎了：有一丝幸福感，能和你携手跨过一个虚构的千年。
「1992 年后，人们进入一种为了市场经济、为了钱可以不要命的时代，而不是为理想。」路内记得，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奇异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人口流动，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再也无法倒退回人绑缚在户籍上的状态；第二个变化是外资进入，随之带来外国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还有一条似乎受到忽视，即娱乐业不同了。他相信，人是「天生要玩的动物」。
「对于当下的社会学解释，大量还是站在生产、意识形态、民族这样的角度考量，很少人站在娱乐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天然地认为娱乐是一个贬义词。」路内说，「这是不对的，人哪有那么严肃，天天说我要严肃地活着。人天生就是娱乐过度化的，只是这个娱乐过度化掌控在谁的手里。」
路内也认同学者戴锦华的观点：今天的一切都以 1990 年代为起点。「我会用『骚』这个词。」要用一个词描述 1990 年代时，他笑着说，「1990 年代很『骚』，比现在『骚』。」
当时的状态很难确认，既不是更洋气，也不是更混乱，「这个词太大了，战争年代才混乱」。「流离失所也不是，人们不是去逃难的，是去谋生，想脱离原来的阶层。你也不知道往哪个阶层去，最后发现还真的构筑出了一个阶层。」路内形容，那些人说自己「加入」中产阶层太过谦虚，「压根就没有中产阶层，是你们自己构筑出来的。」
「找不到合适的词，就是『骚』吧。风骚、骚气，对洋气的东西有一点点追求，但也不乏其真诚。」路内总结道。
这部小说过不了 2008 年这一关
《雾行者》从 1998 年写到 2008 年，路内没想过再把时间线延伸十年。对他来说，这部小说过不了 2008 年这一关。他认为，对中国人来说，2008 年可能是最盛大也最痛苦的一年。
「在 2008 年，你会见到很多打破你既往印象的事情。感觉中国以前挺穷的、挺衰的，2008 年怎么突然那么拽。你觉得 80 后这些独生子女从出生开始就被质疑，但你发现汶川地震去的很多都是 80 后。」路内说。
小说结尾，2007 年，端木云、小司、猛哥和海燕前往珠穆朗玛峰，看到了奥运圣火传递大本营。在路内的印象中，1990 年代的西藏是特别野性的青年才去的，2007 年则已然变成文艺圣地。珠穆朗玛峰既是文艺青年私人化的象征，又变成大多数人滥俗的打卡目的地，也成为国家在辉煌的时间节点上要构筑的图腾。「三个符号全都在珠穆朗玛身上集中了。」
《雾行者》无法跨过 2008 年，也有难度层面的原因。中国的变化太快了。「长篇小说如果要反映时代的话，有一点点像写历史。写历史书重要的不是去描绘这个皇帝讲了什么，重要的是讲清里面的因果关系。短篇因为是切片式的，它很容易处理。」路内认为，自己可能还缺乏对当下的控制能力。
路内有一个「迷信」：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
「写完提纲，这个小说还写它干什么？你都知道最终是什么样了。」路内说，他并非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而是每天在心中盘算。他形容自己写长篇就像下围棋，无法写提纲估算二十步后该怎么走，有变招，但能大致估算出小说的风格，以及掌控写作方案的能力。
「就像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
写到最后一年，路内发现自己视力不行了。他每天面对电脑十小时，快完结时才发现电脑亮度被自己调到最高，从而伤到了眼睛。写到 30 万字时，即便每天只写 1000 字，他都要在电脑前呆坐一小时，如同修行，就为进入这部小说。
路内希望自己每天都能进入小说，「技术」最后成为直觉的一部分，更像应激反应。他相信作者要在小说里面，但这种状态还是有不好处理之处。「可以代入，但是你不能让人物滚蛋，然后由我来强行替代这个人物。所以这中间不像技术活，有点玄学的东西，很多创作者都能够理解。」他解释，这好比演员之于电影，区别在于演员通常只需演一个角色，写小说得考量所有人物。
从长篇小说处女作《少年巴比伦》到《雾行者》，路内的创作生涯过去了十三年。他的心态变化了，会更平和地看待批评意见。他开玩笑说，在广告公司时，如果做一个提案被批评，自己会跟人家同归于尽。
写《少年巴比伦》时，路内感觉更多凭借体验，狂妄地认为自己「天生就会」；写《雾行者》，他则更多从思考、技术等方面完善作品。技术层面的野心体现在作家的「主体控制力」。在他看来，一部长篇从头到尾绝对掌控会造成审美问题，若有所失控，却又在广义的控制范围内获得益处。
技术追求也体现在小说的整体结构里。「这个故事三条线，十年时间的长度，三到四条线，中间还牵扯短篇故事。这种写法如果是一个线性叙事，所有线索都缠绕到同一时间发生事情，突然跳到十年之后，故事讲不清。」路内如此解释。他重新归置结构，第一章用大中篇形式，第二章则是短篇小说素材的结合，第三章则在三个人的视角间来回摇摆，最后一章又用了端木云的第一人称叙事，故事套着故事。
写到后半段，路内「晕」了。他在书房里睡了一年，为了每天醒过来就写。这种状态令他仿佛回到最初那种「天生就会」。不过，写到最后，后半段不一定比前半段更好。前半段经历了思考和反复修改，后半段更像狂奔挺进。
「即使没那么姿态优美，没那么完善，但是一定有别的东西在里面，那是我要追求的。我似乎觉得写了这么多年，在长篇的写作范畴里可以解决大量问题，可以把很多东西处理得更好，但是不太容易有机会找到那种我『天生就会』的感觉。就像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这次又重新来一遍。」路内说。
写《雾行者》，路内没有再用《少年巴比伦》时的语言，尽管他依然擅长。他想换一种语言方式，换一个语境再写。他仍然觉得曾经体验的那种感觉很好，「那是写长篇的爽，就是写长篇有意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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