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科技困局何解
地缘科技困局何解
基辛格、保尔森、盖茨剖析地缘竞争与科技演化交织的时局，提出一系列警示和建言
如何应对下一次危机？「大侠」是经合组织 (OECD) 秘书长古里亚 (Angel Gurría) 对全球央行过去十年扮演角色的比喻。如今，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认为，重任要交给财政政策了。
但在新加坡国务资政尚达曼 (Tharman Shanmugaratnam) 眼中，当前避免或应对危机，并非钱的问题，而是关乎信心。出路不是撒下更多钱，更重要的是消除地缘对抗和科技演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11 月下旬于北京雁栖湖畔举办的「创新经济论坛」上，中美战略竞争和科技竞合是被谈及最多的两个话题。其中，三位纵横政商两界的亲历者的呼吁和建议，在会场内外引发最强烈回响。
96 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警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让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变得更棘手。任由中美对抗情绪蔓延，可能引发比美苏「冷战」和英德走入「一战」更严重的后果。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直陈一年前警示的不少担忧变成现实，阐释了过度强调国家安全会牺牲经济安全。或可在「自家小院周围竖起高高的篱笆」，不应建起「用护城河环绕的奥运体育场大小的堡垒」。
微软创始人盖茨以自己在中国建厂被美政府叫停的经历，诉说面对民粹及民族主义，技术应成为应对时代挑战的帮手，而非争议所在。
发起该论坛的彭博创始人布隆伯格因决定参选美国总统，临时缺席。但是，他的经历也为应对地缘科技难题提供了些许思路：着眼解决问题；重视企业、城市等主体自下而上的努力；决策基于事实和数据。
对话基辛格：「冷战的山脚」
1971 年，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由此开启了中美近半个世纪关系总体向好的旅程。
但如今，「这对关系变得苦涩了。」《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一书作者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引述基辛格 8 年前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所言：中国的崛起是否会让国际关系再度两极化，并发出疑问，两国是否已在「冷战」的早期？
美苏「冷战」由苏方发起。基辛格回应道，二战后，斯大林认为美苏的意识形态差异太大。在柏林封锁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美国也加入了对抗。面对核武器这一终极威胁，美苏领导人不得不就控制核武器展开谈判，这成为打破冷战趋势的一项努力，但是对抗在越战战场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继续，直到苏联解体。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抗的程度还没那么激烈，但与此同时，也没有着眼管控政治对抗的谈判。他说，中国的量级超过苏联，冷战期间苏联并非经济大国，美苏之间也没有多少经济联系。
如今，中国无疑是经济大国。全球范围内，中美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相互踩脚」的情况。一战爆发，肇始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危机没能被管控，这在今天是个更大的威胁，尤其是因为两国手中的武器更强大，也更复杂。
11 月中旬，基辛格曾在纽约警示，美中冲突可能导致比毁灭欧洲的世界大战更严重的后果。在《论中国》一书的后记中，基辛格提及 1907 年英国外交官克劳 (Eyre Crowe) 对 20 世纪初英德两国几乎注定对抗的悲观分析，并写道，不少美中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就像德意志帝国，是个复兴中的大陆强国，美国就像大英帝国，是与欧亚大陆有千丝万缕政经联系的海权强国。
1914 年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时，英国不得不对德宣战。今日世界是否存在类似的风险点？弗格森如此设问。历史的一幕未必会重演，表情严肃的基辛格的这句老调重弹引来一阵笑声。稍作停顿后，他说：「但是，如果形势的发展迫使美国或中国采取某些做法，来在国内国外的全局范围内取得最大程度的支持，那就不是天方夜谭。而由于两国均强大到足以避免被对方击溃，两国间也就不存在能自动限制冲突长期化的机制。」
数字化武器近年的发展是当今的一个重要变量。「直到 3 年前，美国国内的主导看法还是，两国的分歧不足以引发军事冲突。」基辛格说，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事威胁的看法直到最近 10 年才出现，部分原因是，现代技术的巨大能量让美国人担心，哪怕只是让中国「照常发展」，都有可能改变中美力量的天平。
在 2018 年 6 月一篇有关 AI (人工智能) 的长文中，基辛格写道，「数字世界对速度的强调抑制了反思。激励机制对极端者有利，对深思熟虑者不利。」
在他看来，有 AI 加持的数字化武器和无人武器，不仅有不逊于核武器的杀伤力，且数字世界的自动化特性，让其比传统武器更难管控。
2019 年 8 月，他与谷歌前 CEO 施密特 (Eric Schmidt)、麻省理工学院苏世民计算学院院长 (Daniel Huttenlocher) 一道再撰《变形》一文，提及 AI 发展对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潜在的深刻影响。 在核时代，战略安全倚赖核威慑，攻击也意味着自我毁灭；军备控制协议帮助监控各方力量。如今，AI 在新的武器、战略和战术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潜在敌人的能力难以估测，「面对未知，恐惧会增加先发制人的倾向吗？」激励也偏向不透明性，这意味着绝对的不安全。
论坛期间，他还与施密特、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一道就 AI 及战略问题举行了一场闭门讨论。
因此，他认为在一段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后，双方应有意识地去理解造成种种政治分歧的原因，并致力于克服这些分歧。「现在努力还为时不晚，因为我们仍处于『冷战的山脚』。」
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这句话随后被多位发言嘉宾引述为「两国正处于冷战的山脚」。「你的这句话在我的耳边回响，是否主要说给美国听？」弗格森最后问道。
「两国都不自觉地碰上了未曾预料到的新局面。」基辛格回应，如今，贸易谈判好像变成了两国对话的代名词，但人人都知道，这只是必要的更大政治对话的一个小开端。
保尔森再谈「铁幕」：脱钩的妄念
2018 年 11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创新经济论坛上，保尔森警示了「经济铁幕」的风险。一年后，他直言，「我为去年表达的很多担忧成为现实，感到心碎。」过去一年间，许多军事术语被用在商业和市场上，关税战、对华出口管制「武器化」等等。「真正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只有消灭对手才能获胜。」 保尔森曾担任高盛集团主席，认为贸易、投资及金融等经济领域竞争并非零和博弈，可以多方受益。
「即使出于自身利益，我们也有理由警惕，若缺乏由开放、紧密联系带来的竞争，经济体的效率会降低。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坚信，是美国的开放性让竞争之火燎原，使美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羡慕的榜样。」
他还谈及金融战的诱惑， 「通过让中国企业从美国交易所退市达到使中国与美国市场脱钩的目的当然会伤及中国，但是，最终会威胁到美国及纽约在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东京、伦敦将受益，长期来看上海也会受益。
保尔森的职业生涯主要在金融和政府部门度过，但在随后演讲中他大谈科技脱钩的挑战。曾在供职高盛期间协助保尔森完成中国电信赴港上市项目的一位美企 CEO 对财新记者解释，科技如今嵌在了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中。
对于科技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人们还远未有共识。凯雷创始人鲁宾斯坦 (David Rubenstein) 把「自动驾驶时代何时到来」的问题抛给施密特和滴滴总裁柳青，两人迟疑之间，腾讯总裁刘炽平抢答道，「5 年后；然后工程师会说，再 5 年。」
但是，中美科技脱钩的风险在许多人看来无比清晰。保尔森以 AI 为例道，它将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个商业领域，嵌入到众多产品、系统和供应链里，有潜力让一切变得更高效、快捷。
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采用不同的技术标准，各国的系统就会互不兼容，可能无法参与他国的经济活动或构建跨境供应链，这恰恰是当今全球商业赖以存在的基础。标准的分化不仅会限制跨境贸易和投资，还会阻碍技术交流，让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生态分崩离析。
谈及标准，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直言，5G 时代不应退回到各国标准不同的 2G、3G 时代。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则说，如果不能统一标准，世界会回到类似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在保尔森看来，近几十年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美国是标准的制定国。若美国封锁技术，很可能会迫使它国采用中国的标准，以便继续参与中国市场，「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国家准备放弃与中国的商业联系。」对中国来说也是同理，应当允许外国技术参与实质性的竞争，对不愿开放国内标准架构的决定，应三思。
过度以国家安全为由保护技术，在他看来最终会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乃至国家安全。苏联便是一例，一国的国家安全最终取决于经济竞争力。尽管总有一些技术突破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是，技术往往还有广泛的商业应用潜力，因而权衡技术保护措施时，必须格外谨慎。
「我对现实并不天真，」保尔森试图展示他现实主义的一面，「战略竞争不会消失，一些领域的脱钩是自然、甚至必要的，」这包括对国家安全来说最敏感的先进技术、通讯骨干网络。
「但关键在于，当我们在『自家小院周围竖起高高的篱笆』，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时，不能损害各自以及共同的经济安全。
然而现实是，华盛顿和北京目前谈论的是建起『用护城河环绕的奥运体育场大小的堡垒』。」他坦言，如此下去，大规模脱钩的妄念会让两国和全世界都陷入泥潭。
他在演讲最后提出几个具体建议。美方应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如意在惩罚中国、但也会伤及自身的贸易壁垒。
2019 年，中国中车在芝加哥一座耗资 1 亿美元的工厂建成，有望赢得芝加哥等美国城市的地铁列车采购合同。但在 9 月，美国国会传出拟禁止从中企购买列车的动议。在保尔森看来，这也非明智决定，「这些列车在芝加哥的工厂生产，它们当然能符合美国的标准和安全保障要求。」
5G 是当下另一个棘手议题。各国为何都有「害怕错过」的心态？美国半导体巨头美光 CEO Sanjay Mehrotra 说，5G 的应用前景一片大好。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 (Infosys) 董事长 Nandan Nilekani 则认为，有真实需求的 5G 应用何时涌现，让巨额投入回本，是个挑战。
现实如此，保尔森认为，目前在 5G 上领先的华为需要坚持互操作性，如果欧洲的电信运营商希望从中国以外的供应商购买 5G 设备，这些设备应可与已安装的华为 4G 系统实现互操作。
「行动派」盖茨
基辛格回望历史，盖茨则着眼未来。
2015 年，他创立的研发下一代核电技术的泰拉能源 (Terra Power) 与中核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在中国建示范电厂。但是，2018 年 10 月特朗普政府的一纸新规，让这一中国建厂的计划遇阻。
「我不在意投进去的钱付之东流，问题在于这一努力最终能否进入绿色转型的组合中。」抗击全球变暖、实现能源转型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没有一条是坦途，得像风投一样做许多努力，看哪些会走通。
对于如今盖茨在环境可持续问题上的投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斯特恩 (Nicholas Stern) 犹记，2007 年两人交流时，盖茨对此还很怀疑，认为这会让他从专注全球发展、减贫的努力中分心。
今天，西方人对抗击气候变暖的诉求大大提高，盖茨说道，欧洲还提出要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即碳净排放量为零)。有了愿望和目标，就要有实现方略。
12 月 15 日，联合国气候大会落幕，一项关于国际碳交易规则的协议被美国等一些污染大国推迟到 2020 年，令此次会议被广泛谴责为 25 年来最糟糕的气候谈判结果。
当今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环境下，气候问题与许多可持续性问题一样，都要求说服民众。即使在政府力推的法国，「当你看到 15% 的汽油税上涨就引致社会动荡，你就知道人们不愿牺牲利益，」盖茨就「黄马甲」运动如是道。
因而出路在于，只有将实现绿色转型需付出的额外成本 (green premium) 通过技术大幅降低，「降低 90% 才可能说服印度等国人。」
目前各国关注的多是减排工作中「相对容易」的部分，他称，例如用风能、太阳能代替煤炭、用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改变工业部门生产方式同样重要，但难得多，如替换飞机燃料，改变水泥、钢铁的生产方式。
改造农业亦是如此。「如果全球所有的肉牛和奶牛组成一个国家，就是中、美之后全球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盖茨在提到这个有趣事实时，还不忘自我打趣，「我在人造肉公司的投资，看起来可能为我在电池公司的投资失败埋单。」
风能和太阳能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属间歇性能源。在美国中西部、日本东京等全球的不少角落，一年总有一段时间，这两种能源无法提供 24 小时的电。出路有两条，靠核能，或是在能源贮存和传输上取得今天难以置信的技术突破。
全球在电池储能领域的研发进展不如预期，因而核能被他寄予厚望。现有的一代核电技术成本过于高昂，且安全过于倚赖人类保护。只有在经济性和设计安全性上有根本性改观的新一代技术出现，核电才能在经济和观念上为更多人接受。
在泰拉能源中，盖茨目前已投入上亿美元。在电脑模拟中，其技术已能很好应对地震、飞机撞击等现有核电技术没法应对的局面，下一步需造出一个示范电厂。考虑到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好的一系列条件，盖茨曾前往拜访、沟通的多任美国能源部长都鼓励泰拉能源到中国建厂，美国政府还为此制定了专门文件。
「因而特朗普政府突然转向着实是个意外。」他坦言。这意味着泰拉能源不得不着手在美国建示范电厂，并争取美国政府投入资金。「我愿意去向国会议员解释，但最少是 5 年的进度延迟，最差情况是这条路没法走通。」
中美战略竞争的局面下，世界是否可能分裂成两个互联网或科技体系？盖茨回应，今天无论是在 AI、生物科学，还是能源领域，学者们都会公布几乎所有研究成果。互联网时代不再是「递纸条」、传信沟通的年代。
此番中国之行，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待了一整晚。这个亚洲最重要的创新中心，雇员几乎清一色是中国人，「他们的研究算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我们为付他们薪水感到欣慰。」如果不允许雇佣中国人、与中国主体合作，人才就会离去。
即便是从发展角度看，AI 开放式、集成式的技术特点，令其牵涉面很广，他指出。「谁秉持开放的发展模式，谁就会大大领先。你几乎可以忽略那些完全『关起门来的造车』努力。」
布隆伯格「方案」
与首届论坛开幕时不同，介绍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上台做主旨演讲的并非布隆伯格。保尔森代行该职时解释道，自己和基辛格代为做东，因 「迈克尔 (注：布隆伯格名) 做出了决定，为国服务。」
布隆伯格在论坛结束后第二天宣布参选，在声明中称，「我竞选总统是为了击败特朗普，重建美国。」他将自己描绘为一位实干家和问题解决者，而非清谈家 (talker)。尽管他也同意中美贸易不平衡，但是，特朗普不应以关税霸凌，还不停改变想法的方式解决问题。
拯救资本主义是近来西方世界一个热门话题，过去数十年，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种种实践恶化了贫富鸿沟等问题，政府也未能有效应对暴露出的各类挑战。布隆伯格倡导私人部门发挥更具建设性的角色，该论坛便是产物。在彭博媒体集团 CEO 史哲庭 (Justin Smith) 看来，这或能帮助缓解中国等国如今面临的不利局面。
即将于 1 月下旬迎来第 50 届年会的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另一个公共私人部门协作应对全球问题的努力。在开会之外，达沃斯的贡献主要是发布一系列白皮书。一位创新经济论坛的组织者对财新记者观察道。
创新经济论坛与 70 余家企业联手，成立了「解决方案实验室」，让参会 CEO 参与解决方案的塑造，企业在会后投入资源推动切实改变。解决难民就业问题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是第一届论坛结束后推出的 8 个解决方案之一。一年中，几家跨国企业在墨西哥城等三个地区雇佣了一定数量的难民。史哲庭说。
不过，从论坛官网给出的介绍看，两届论坛推出的 13 个方案相对粗线条，也略显局部性。「我们的哲学是，渐进式的改变总比没有行动好。」史哲庭这样回应。截至 12 月中旬，美国大选民主党初选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将于 2 月初最先投票的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年仅 37 岁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巴蒂吉格 (Pete Buttigieg) 成了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是民主党初选目前为止最大的意外。
这预示着更多选民希望华盛顿的工作更像市政厅，更务实地去解决问题，而非陷于党派之争。南本德市曾是个工业城市，因早年失去当地最大雇主衰落，近年在巴蒂吉格的领导下，科研小城初具规模。
思忖资本主义前路，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 (Ray Dalio) 认为，可以看四样东西，政府、资本家 (企业)、劳动者 (选民)、技术。谁掌控越来越智能的技术极为关键，目前基本由企业掌控，政府扮演的角色极为有限，选民选出有效政府的能力也受技术侵蚀。在此环境下，私人部门慈善等努力固然重要，但无法独力拯救资本主义。
私人部门的努力辅之以政府政策，在布隆伯格看来会有更好效果。他在 2019 年 6 月出版的自传中回顾道，相比捐赠 10 亿美元用于禁烟，自己对该议题的最大贡献是 2002 年签署的、禁止人们在纽约市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法案。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日后均推出了类似法律。
在他看来，相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与市场趋势一致的自下而上的努力更有希望推动贫富鸿沟、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解决。
2017 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他与时任加州州长布朗 (Kerry Brown) 合作，组建了一个由州、市和企业组成的联盟，继续致力于降低排放、遵守巴黎协定。 「其规模相当于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中。」
与华盛顿的情况不同，市长执政成效如何是实时衡量的，例如空气是否清洁，因而很难因个人看法而无视事实，更愿意与其他政党的成员合作，响应公众关切，尝试新做法。布隆伯格称。
目前，布隆伯格的胜选前景并不为各方看好。即使胜选，他也有艰难决定需要作出。他的一位顾问对财新记者表示，若真当选，出售彭博或是必要之举。
当选纽约市长期间，他将彭博资产放入「全盲」信托 (blind trust)。但考虑到特朗普当选后未按惯例出售或是隔离资产，「如今通过出售资产来重回更正常的政治环境具有信号意义，或也是人们的要求。」
「即使迈克尔竞选失败，他也算为捍卫美国免受极端观点侵蚀做出了努力。」与特朗普和布隆伯格均有数十年交情的黑石创始人苏世民 (Stephen Schwarzman) 这样认为，在一个活跃着不只一位极端左翼及右翼政治家的国家，「迈克尔对经济真实运作的理解，是一份可以留此存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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