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之后
上岸之后
长江开启十年禁渔，渔民失去谋生手段，生活如何维持？补贴从哪里来，如何分配？
2020 年 1 月 2 日，新年伊始，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湖一码头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在一艘住家渔船上拆解一条发黄的渔网。「不能捕鱼了，这都没用了。」她边说边用剪刀将身边竹节虫般的筒状虾笼网剪开，抽出钢圈。她前方，是灰蒙的天和雾霭深沉的洞庭湖，一眼望不到边际。
湖边是一个鱼类市场，无数鱼鳞片堆叠在潮湿的路面上，远看像铺了层碎石。湖风阵阵，拍向鱼贩们的简易遮篷，如今这里商贩稀零，其间不乏叫卖猪肉的贩子。
「你看这里还有几家卖野生鱼的？都是养的鱼。以后不能打鱼，光卖鱼一斤顶多赚两三块，搞不下去了。」一位既捕鱼又卖鱼的鱼贩显得有些焦灼。此时洞庭湖禁捕已有一周，他将 10 多条渔船停在了岸边，「没办法生活的话，还不是得打鱼」。
202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按国务院要求，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开始实行常年禁捕。按湖南省及多个市县的安排，洞庭湖大部分水域也于此时起开始禁捕。长江干流及支流除水生生物保护区之外的区域，则最迟在 2021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开始实行暂定为期 10 年的禁捕。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 (下称长江办) 副主任赵依民告诉财新记者，就整个长江流域的禁捕实施情况来说，有的地区做得比较快，在渔民转产等后续安排上也做得很彻底，有些地区情况复杂、进度慢，「洞庭湖和鄱阳湖是相对来说最难、最复杂的」。
此次长江禁捕、渔民上岸是为了挽救长江的鱼类资源。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长江捕捞量就开始下降，短短几十年间，包括白鲟、白鱀豚、中华鲟在内的多种大型水生生物功能性灭绝或正式灭绝。究其原因，建闸筑坝、围湖造田等水利建设事业的大规模开展，使得长江水文、水环境发生巨变。同时，机械化捕捞手段的使用使得长江流域内的捕捞强度增大，也给长江鱼类带来重大打击。
近 20 年来，针对捕捞强度的控制政策在不断强化。2002 年，原农业部在长江中下游试行春季禁渔，次年起在长江流域正式实施禁渔期制度。2016 年，这一禁渔期从每年 3 个月延长至 4 个月。然而，夏季开禁后，渔民高强度捕捞使得春季禁渔效果有限。
2016 年、2018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度考察长江，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专家呼吁多年的「十年禁渔」终于被提上日程。
2017 年，赤水河流域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渔。2018 年，长江 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逐步施行全面禁捕。2019 年 1 月 11 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三部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要求长江流域 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于 2019 年底前，率先实行全面禁捕；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于 2020 年底以前，完成渔民退捕，暂定实行十年禁捕。
农业农村部根据沿江各地测算，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 10 个省市的合法持证渔船 11.3 万多艘、渔民近 28 万人。因禁捕而被迫上岸的渔民们失去了谋生手段，他们的生活如何维持，如何平衡整个流域的发展、人民的生计与生态保护，仍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江沿岸各地需要面对、消解的问题。
洞庭渔民上岸
虽然对全年禁捕早有耳闻，2020 年 1 月 1 日 0 时，当洞庭湖及周边水域禁捕开始时，许多渔民仍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前一晚我们还在打鱼，第二天就要交船。」一位东洞庭湖渔民说。
洞庭湖古有「八百里洞庭」的美誉，因人类围垸垦殖，面积已缩小到不足原来的一半，由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退居第二。如今，其湖体呈勺状，分为三片水域：勺柄为东洞庭湖，勺头为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
但洞庭湖仍是长江最大的过水性调蓄湖泊，是重要的鱼类及水生生物栖息地，分布有 120 种鱼类，建立多个国家级水生生物保护区。洞庭湖的水域生态修复、渔民退捕和转产转业也成为长江禁捕工作的重点。
三大湖区中面积最大的是东洞庭湖，该湖区呈四角星状，主要位于岳阳县境内，东南侧经由湘江与南洞庭湖相连，东北方在城陵矶处与狭窄弯曲的长江水道交汇，一路东奔大海。
岳阳县有 671 户持证渔民，他们以上世纪 70 年代组成的捕捞大队为单位落户，集中分布在鹿角镇、城关镇、麻塘镇、中州乡、荣家湾镇等地。此外，湖区周边还盘踞着诸多无证渔民。
按 2019 年 9 月 19 日印发的《湖南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湖南省需要在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长江流域 44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的专业渔民退捕，涉及 46 个县市区。其中，岳阳县、湘阴县、汉寿县、益阳市资阳区 4 个渔民大县 (区) 将进行养老和转产就业综合施策试点，要在 2019 年 10 月底前完成退捕。而自 2019 年 12 月中下旬开始，洞庭湖沿岸多个县市先后宣布禁捕方案，洞庭湖及周边大部分水域将于 2020 年起开始禁捕。
2020 年 1 月初，禁捕令生效后，东洞庭湖水域显得有些空寂。在湖区东南侧的鹿角镇，船只和人群拥挤在鹿角码头边，这是东洞庭湖区最大的一个船只集中拆解地。挖机拆卸船体的轰隆作响，焚烧渔具的灰烟在湿冷的空气里缓缓升腾。船行湖中，四周是黄绿色的湖水，白茫茫一片水雾间偶有大型运砂船开过，看不到一艘渔船。
溯流而上 10 公里至洞庭湖中央，一处被称为煤炭湾的沙洲边停靠了 10 多条渔船，仍有渔民居住。
这些渔民来自江苏洪泽县，世代捕鱼为生。煤炭湾渔民周忠好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谋生路，祖父、父亲花了两个月从洪泽湖划船到湖北洪湖。当地渔业公社撤除后，他们被赶回江苏，「那边不接收，我们又回来。洞庭湖鱼多，1970 年就来这边落户了」。
周忠好肤色黝黑，身形精干，说话时江苏与湖南口音交杂。船上生、船上长的他自称「没有读过一天书」，至今已在长江边漂泊了 60 年，是一名持证专业渔民。
东洞庭湖一户渔民常有多艘渔船，分别用来居住和打鱼。周忠好有三艘船，分别为水泥船、铁皮船和木船。水泥船为生活船 (住家船)，透水性好、耐用不生锈，常被渔民们当作「屋子」。周忠好的生活船足有 28 米长、6 米宽，从船头到船尾依次是厨房、饭厅和卧室。 「主卧」约有 10 余平米大，铺有地砖，床铺、桌椅、冰箱、电视被整齐地靠墙码放，看上去与普通住房无异。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跟你们岸上的房子是一样的。」周忠好介绍，除了水泥船，他 20 多米长的铁皮船也能居住。铁皮船前半截搭了两层高的屋子、共五间房；后半截则堆满了渔具，达 2 米高。
「这些渔具看上去不值钱，其实很贵的。」周忠好的弟弟周忠来称，一条地笼网 200 元，而渔民捕捞起码要买上百条，「十条八条的没什么用，跑一次船油费都烧不起。这些年赚的钱除了生活，基本都投在修船、买渔具上了。」他说，渔民一年搞得好能赚 10 万、8 万，少的话三四万，「维持生活还是没问题的」。
对专业渔民来说，游离于陆地文明之外的船上生活能相对自给自足。三餐有湖鱼，可养湖鸭、捞水草，一个月只需偶尔靠岸下船几次，囤积一些大米、青菜和猪牛肉。闲暇时，渔民们可以聚在一起打牌、喝酒，湖中偶尔还能看到江豚跃起、麋鹿游泳。「在岸上的话，我待三天就待不住了，还得回船上。」煤炭湾渔民吴庭龙称。
但在湖中讨生活也并非易事。几位 50 多岁的岳阳楼区渔民称，除了在湖中需要躲避大风大浪，2009 年以前，洞庭湖水域割据的情况十分常见，渔民间冲突频繁。
「有些人有背景，把鱼虾最多的地方围起来，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我们都没法打鱼了。」一位渔民回忆，当年在湖上讨生活需要「势力」，他们只得跟 100 多名渔民联合起来，同各路渔民谈判。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一遇到危险，他们就在船上竖杆子、挂布，提醒周边的渔民来帮忙，「我们都是直接拿着铁棍，跳上船就去干架的」。
近些年来，随着水域管理逐渐规范，渔民生活的艰辛主要来自捕捞。城关镇的一位渔民称，渔民们的生活常常昼夜颠倒，深夜两三点开始打鱼，凌晨上岸，等鱼贩出市卖鱼。「我抽烟的习惯就是打鱼搞出来的，晚上放了网等鱼的时候，熬不住了就抽几根提提神。」
提起船上的生活，城关镇转业渔民李振民直摇头：「我一点都不怀念，打鱼太苦了！冬天很冷，夏天暴晒。洞庭湖里有血吸虫，基本上渔民都有血吸虫病，还有风湿。」他摸了摸自己有些肿大的腹部，血吸虫病也称「大肚子病」。
2013 年左右，李振民响应上岸转业号召，与朋友成立了水产养鱼公司，后来又投资了宾馆等产业，在渔民中属于转业成功的典型。他表示，这些年渔民转业十分困难，「一般是去卖鱼、打打零工，年轻点的送送外卖，或者出去打工」，能捕鱼起码保证大家还有个谋生的退路。「混不下去了，还可以回来捕鱼，这个都没有了，我们去干什么呢？」
「其实现在年轻一代打鱼的越来越少，渔民都不想让孩子继续打鱼。即使不禁渔，渔民这个群体以后也会慢慢消失的。」东洞庭湖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何东顺称，作为 1995 年出生的渔民后代他不会捕鱼，很多同龄人「连杀鱼都不会」。
补偿争议
世代以渔为生的东洞庭湖渔民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大多为小学及以下学历，除打鱼外无所长，加上许多渔民无田无土，退捕上岸意味着他们同时失去了房子与谋生手段。在禁捕令前，他们对捕捞工具的回收费抱有较高期待，也希望日后的生活能有所保障。
但多位东洞庭湖渔民认为，目前渔船与渔具的政府回收评估价格较低，折旧比例过高。「新一点、好一点的大概折旧 45%，旧一点的折旧 65%。」一位煤炭湾渔民称，渔船回收费远低于渔船的造价、室内装修费以及每年的维修费。他认为，渔船回收价格应当与陆上的房屋享有同等标准，「这怎么能折旧呢？房子能折旧吗？」
以渔民吴庭龙为例，他的五艘船分别为水泥生活船、铁质捕捞船、两艘木质捕捞船和一艘快艇，根据湖南恒立资产评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做出的评估明细表，五条船的船舶主体评估值约 9.6 万元，附属设施评估值为 5.7 万元，合计约 15 万元。「评估的回收费其实只够买一两艘船的。」吴庭龙称，其快艇的购买价就要 9 万元，而评估价仅 3.8 万元。
而岳阳县退捕禁捕小组办公室 (下称退捕办) 副主任何辉对财新记者表示，评估价格是按照目前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综合考虑船的材质、新旧程度、动力大小、长短、排水量、装修程度等因素。
除了渔船，渔民们觉得捕捞网具的回收价格也过低，基本在购买价的 35%。据渔民提供的渔具收购价格单，丝网回收价为 10 元/斤，一条丝网回收价约为 30 元，而市场购买价为 100 元一条；白笼子回收价 15 元/只，购买价为 80–90 元/只；地笼王回收价 20 元/只，购买价在 180–200 元。此外，四方笼 1.5 元/只，拉拉笼 10 元/只。「这不就是做废铁收的？」吴庭龙说。
「现在只有没什么船的渔民愿意退捕，渔船、渔具越多亏得越多，谁愿意退啊？」前述东洞庭湖鱼贩说。
此外，渔民更为担心的是上岸后的生活如何保障。目前，他们的养老保险、过渡生活补助等问题仍悬而未决。「现在就是让我们赶紧交船上岸，其他的钱以后再给，以后有没有谁知道？」一位煤炭湾渔民称。
与长江其他地区的渔民不同，洞庭湖区存在大量无田无土的渔民。据岳阳市档案局截至 2008 年的数据，全市沿湖沿江渔民共 6319 户，22169 名专业捕捞渔民中，有「连家船」渔民 1259 户共 4701 人，他们或以船为家，或住在湖边堤上窝棚内。直到 2008 年后，湖南实施了渔民安居工程，一些渔民才有了自己的房子。
此次退捕后一些住船渔民虽有容身之所，但他们也担心，当年的安置房已无法满足如今的生活需求。「安置房两室一厅，使用面积不到 60 余平方米，当年以户为单位买，每户出 1.5 万至 2 万元就能得一间。」一位渔民称，由于岸上的房子小且不便下湖捕捞，渔民们只偶尔住岸上，只有年老无法捕捞的老渔民住一住，如今渔民们需要举家同时上岸，房屋太小的问题就此暴露出来。
「现在 90% 的持证连家船渔民在岸上都有房子，没房子的不到 10%。」何辉称。而对于无房渔民，他们有政策要求退捕渔民将补偿拿出一部分用于购房。「因为以前这些渔民已经享受了政策优惠，所以不能再额外补贴资金了。现在没房子的这批人当年可能买了房，他们嫌小卖掉了；也可能是当时领了 2 万块的购房补助资金，没买房子。」
甄别补偿发给谁
除了补偿数额，谁能得到补偿也是各地渔民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洞庭湖及周边水域，既有持有合法捕捞证件、以渔为生的渔民，也存在众多没有合法捕捞证件或拥有证件但不常捕鱼的渔民，如何算清楚这笔长期以来的糊涂账从而对真正的渔民做出补偿，成了一大难题。
湖南省《方案》要求，各市、县、区必须精确确认退捕的「专业渔民」，按照五大条件考核：以捕鱼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即捕鱼收入占所有收入 60% 以上；无田无土；非农户口；拥有合法合规渔船网具、持有合法有效捕捞证件。只有同时满足这五项条件的渔民，才能被认定为专业渔民。此外，也允许认定一部分由于「历史特殊原因未发证的捕捞渔民」。
据记者了解，由于部分考核标准如「捕鱼收入占所有收入 60% 以上」难以核算，各地做出了一些调整。据何辉介绍，岳阳县将渔民分为四类：持证专业渔民、持证兼业渔民、无证专业渔民和无证兼业渔民。是否持证不是决定性的判断标准，是否真正常年下湖捕捞才是关键。即使持证，若近三年不经常从事捕捞，不再以捕鱼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则将被划为持证兼业渔民。而无证兼业渔民则是其余任何有船网的渔民。
在何辉看来，即使如此调查核实仍然困难，岳阳县至今未能完成渔民的精准确认。「我们想民主评议，让大家一起评选渔民身份，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评不出来。」他说，第一轮评议公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麻塘镇 142 户持证专业渔民中只评出来 30 户兼业渔民，巴陵社区则是 140 户只评出 11 户。
「我们知道有 30% 以上的是兼业渔民，这跟民主评议结果差距太大了。」此后，他们通过派乡镇退捕办调查走访以及渔民举报的方式，进行了第二轮确认。这次公榜后，开始有大批不满评定结果的渔民涌来退捕办。「包括没有船网的都来找，说那个船怎么沉了，理由很多，搞得我们这里都办不了公了。」何辉说。
第二次评议效果也不理想。退捕办又让渔民签承诺书，「我们下去调查也调查不了，因为人不讲真话，你也没办法核实，所以我们就让『谁主张谁举证』，搞了个承诺书。」即让自称是专业渔民的渔民们签字承诺自己三年内在洞庭湖捕鱼，且捕鱼收入占家庭收入 60% 以上，并请 10 位第二轮公示的专业渔民作证担保，所有人都要承诺「若有谎言，取消相应补偿待遇」。
「我们以为应该没人敢签这个承诺。」何辉称，然而麻塘镇第二轮排查出的 30 户兼业渔民中，仅 3 户没签；巴陵社区居委会 27 户仅 4 户没签；鹿角镇 104 户中仅 50 余户没签。「我们了解到是兼业渔民的那些人都签了。他就认为你法不责众、你调查不清楚。这个工作后来我们就喊停了。」
最后，退捕办采用的办法是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县长开大会表态，由公安、纪检、退捕办成立联合调查组，按照渔民举报的情况调查。」何辉当场拿出一张写有近 10 名被举报渔民的手写名单，每个名字后写了相应的工作经历，「已经有一个人有公安立案调查出结果了」。
这位渔民随后被公安机关拘留。何辉称，该渔民被拘是因为其不在岸上捕鱼却持续多年领取油补、长江春禁资金，目前，他将所有补贴资金交还后，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此事在渔民间传开后，有渔民惴惴不安，担心这是为了迫使他们尽快接受退捕安排。
「这个案子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击渔民，是警示他们，我们是认真的、可以调查出来的，只是工作量太大了。我们是要公正、公平，」他说，「渔民们都没有意见」。
渔民身份认定争议，也出现在湖南最早进行退捕试点的益阳市资阳区。1 月初，财新记者在该区水产局看到，多位被划定为兼业的渔民称自己有渔民证且无田无土，理应得到专业渔民的补偿。
一位渔民情绪激动，憋红了脸不断高声重申自己的情况。对此，区畜牧水产局局长郭智高称，该渔民是水产局常客，因电捕鱼多次被抓，因而不享有专业渔民资格。解决完专业渔民的回收、补偿问题后，第二阶段会考虑兼业渔民的问题。
事实上，资阳区采取了与岳阳县不同的判断标准。郭智高介绍，五类持证渔民不享有专业捕捞渔民资格：农村户口人员；经管部门颁发了土地经营权证，或经管部门查实家庭联产承包了土地的，或财政部门发放了地力保护补贴的人员；除历史特殊原因外，未持有内陆船舶证书的人员；无合法合规渔船渔具的人员；现在或曾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或参加了国有、集体企业养老保险、机关事业社保的人员。
资阳区有 2470 户、7796 名渔民，2708 艘渔船，其中持证渔民 492 户。按照这套标准，资阳区最终确定有专业捕捞渔民 269 户 5 人，他们共有渔船 329 艘。
而岳阳县有 651 户有证渔民，共 1508 条船。何辉称，他们之中的持证专业渔民数量还未最终确定，占比应该在 70% 左右；持证兼业渔民占比 30%。无证兼业渔民有 400 多户，474 艘渔船。此外还有 40–50 户的无证渔民可以享受专业渔民待遇，这些渔民由于历史原因无法办证，但本身以渔为生。
2013 年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发布《关于认真做好「三证合一」证件发放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按照原农业部的要求部署，将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船舶登记证、渔业船舶检验证三证合一，统一为内陆渔业船舶证，要求船员年龄要符合渔业法 (需要在 18–60 岁之间)；取消个人办证，要求一户一证；全省实行总量控制，不增加新的捕捞渔民。
何辉称，这导致年满 60 岁以上的渔民不能再办理相关证件，但部分高龄渔民迫于生计，依旧捕捞。此外，按照一户一证的要求，若儿子未结婚成家，父子将被视同为一户，因此有一部分家庭在 2013 年仅确认了一个证，而由于湖南省提出总量控制，捕捞证只能减、不能增，在此后结婚成家的渔民一直未能办证。
「按照农业部的要求，我们应该动态管理，把没捕捞的调出，让要办证的进来。」何辉称，由于自 2009 年湖南开始发放柴油补助，当年一户 6000 元，「力度相当大，离开洞庭湖没捕捞的人都回来了，要求办证。」然而，当时渔民办证的热情与农业部减轻捕捞强度的政策方向相悖。何辉称，当时省里要求渔民可以退出，但不能再新增。
2009 年对洞庭湖渔民来说是值得记忆的年份，除了发放柴油补助，湖南省还在年初发布了《关于解决洞庭湖区捕捞渔民生产生活困难的意见》，将各类渔业收费取缔。
而 2009 年以前，持证渔民每年需要缴纳众多费用。岳阳市岳阳楼区渔民朱忠德回忆，这些费用包括渔业增值费、渔业船舶检验费、码头费、埠头费、排污费、芦苇损失费等，户均总额达几百至上千元不等，导致许多渔民不想办证。而当渔政部门开始发放渔船柴油补贴时，「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以前我们都不愿意办证，因为办了证要被渔政追着交钱，没想到现在还有钱给我们」。朱忠德回忆，但由于补贴是按证发放，在这之后办理捕捞证就变得非常困难。
「从 2009 开始一直不断有人上访，一直到 2018 年都有人打官司，把我们 (渔政) 当被告，说办不了证，我都被告过两回。」何辉称，有时法院判决渔政局重新审核，但他们仍然审批不了。
退捕经济账
此次禁渔退捕的资金，来自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2019 年初，《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提出，退捕渔民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政策资金渠道解决」。中央财政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其中，一次性补助主要针对回收渔民捕捞权和专用生产设备的补偿，而过渡期补助包括禁捕宣传动员、提前退捕奖励、加强执法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与禁捕直接相关的补助。
农业农村部官网显示，这笔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达 92 亿元，一次性补助资金将整体切块到各省市，由地方结合实际统筹使用，但禁捕退捕的「资金缺口依然较大」。
「我们去调研过很多地方，禁捕退捕就难在钱不够。」何辉介绍，中央补助资金按照持证专业渔民数量下发，每户 10 万元，岳阳县共 6510 万元。但洞庭湖区船多而大，岳阳县的洞庭渔民平均一户有三条船，多则 8 条船 9 条船，大船有 70–80 吨，一般小船铁质捕捞船长约 12 米。因而，「中央下来的钱在我们洞庭湖的湖区来说算是比较低的。就我们县来说，这 10 万块钱可能就只能负责船和网的补偿，不够做后期的社保、民生补偿」。
在整个禁捕补偿中，船网补偿和社保是主要的花钱项。何辉表示，船网补助的花销占了中央补助的 70%–80%，「无证、有证专业渔民的船网就花去了四五千万」 。平均每户渔民地方财政需要配套三分之二，即 7 万元左右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解决社保问题。而这笔资金由省、市、县哪一级财政出，仍不明晰。这样的配套资金能购买的社保「还是水平比较低的社保」。
相对岳阳，资阳区渔民数和船只相对较少，任务相对较轻，但仍需要地方配套补助。郭智高称，资阳区有 492 本证，因而有 4920 万中央补助资金，「社保到底怎么弄？现在我们也是在等省级的政策，这个事情也比较复杂。比如说，尽管你没有在单位上班，但你以这个单位的资格参加的社保，你就不可能再享受另外的社保了。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探讨，确实很难的。」而据他们初步测算，社保资金一户最高可达 6 万元，过渡生活补助为每月 200 元/人。另外，及时退捕还有 1500 元退捕奖励。
湖南也曾去长江流域最先试行十年禁渔的赤水河学习经验，赤水河全长 500 公里，主干流有 190 多户持证渔民，这里也是农业农村部的试点地。何辉称，赤水河渔民、船只少，且船只相对便宜，一户一条 10 米长的木船，且岸上有土地，又有农业农村部资金支持，与洞庭湖情况很不一样。
而之所以选择赤水河作为试点，就是因为赤水河的矛盾不太突出，否则「很难试得下去」，赵依民称，找一个试点难度较小的地区进行试点可以摸索出一套经验方法，比如能在中央资金补贴、渔民补偿、捕捞证赎买、过渡期安置以及五险一金等问题上，做一些测算。「我们后期向中央申请补贴资金、说服财政部，也都是基于这些测算。」
赵依民认为，目前长江流域退捕问题较为复杂的区域是江西鄱阳湖和湖南洞庭湖，主要因为这些地区渔民多。其次，湖里原来的渔业生产成分、人口结构复杂，加上环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是特别好，渔民又相对集中，对地方财政构成的压力非常大。
而在后续转产方面，赵依民称，渔民转产很难，「你要离他家近，还要有一个工作岗位，起码一家一户里头有一个人上岗。」而只要渔业这类传统作业还相对集中的地方，往往经济状况不好，工业和城镇就业都比较困难，所以没有太多适合渔民的岗位。此外，渔民在湖上打鱼生活自由散漫，往往时间观念较弱，不守时，「在赤水河试点的时候曾安排过几个渔民进工厂，后来一个也没留下」。
他认为，对渔民转产就业应当分三类区分：特别年轻的应鼓励他转行，转到更有前途的、更可持续的行业去；40–50 岁的渔民可以转成渔政的协管员，「渔民熟知水情和渔情，知道什么地方作业要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间作业」；而 50–60 岁的渔民地方最好将其纳入低保，做好养老。
何辉称，在岳阳县，50 岁至 60 岁的渔民占比达 60% 左右。
能否实现人退鱼进？
中国渔业史可追溯上千年，自春秋战国起，人们养殖鲤鱼。至唐朝，皇帝姓李，鲤鱼被禁养，百姓只得在江中捕鱼养殖，发现青、草、鲢、鳙这四大家鱼数量多、易于养殖。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院士曹文宣向财新记者介绍，宋朝江州 (今江西省九江市) 鱼苗很多，1965–1966 年，从重庆巴县一直到江西彭泽县这 2000 多公里的长江干流江段有 1000 亿到 1210 多亿鱼苗，光是湖北省老立庙就是 200 亿尾拿来养鲢鱼。现在整个中国加起来都没有几十亿，资源破坏得很厉害。
长江的天然捕捞量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下滑。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陈大庆研究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多年，据他介绍，长江渔业资源天然捕捞量在上世纪 50 年代为高产稳定期，1954 年达到 43 万吨的最高峰；上世纪 60 到 70 年代，由于建闸筑坝、围湖造田等水利建设事业大规模开展等原因，捕捞量呈下降趋势。至 1978 年，捕捞量已不足 20 万吨。但在这一时期，渔业捕捞仍以人力为主，捕捞强度相对较低。
然而，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渔业捕捞转变为以机械为主，捕捞强度急剧增加，天然渔业捕捞量在短期内出现一定上升，但由于过度捕捞、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等因素，捕捞量又转而急剧下降。至本世纪初，年捕捞量已经下降至 10 万吨左右。
曹文宣认为，在捕捞、水利工程建设、航运、污染等各类影响长江生态的因素中，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破坏最为严重的当数捕捞，「在世界各大河流中，就属长江的捕捞强度最大」。此外，水利工程建设对鱼类的生存有直接影响，以往四大家鱼鱼苗每年 5–6 月在长江宜昌段繁殖，进入洞庭湖生长，随着枯水季到来再次进入长江干流。三峡工程截流后，它们的繁殖期推迟了一个月，洞庭湖湖口水位下降提前了一个月，导致四大家鱼在洞庭湖的生长期缩短了近两个月。
相较于其他影响渔业资源的因素，陈大庆表示，捕捞具有较强的选择性，捕捞对象通常为个体较大、生命周期较长的高经济价值鱼类，这会导致渔获物小型化、低龄化，以及造成渔获物优势种向低经济价值种类、低营养级层次种类方向演替。他们调查发现，上世纪 80 年代至本世纪初，长江渔获物中四大家鱼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由 20% 以上下降至 10% 以下，而且优势年龄组也由 3–4 龄衰退至 1–2 龄。2003 年对嘉陵江下游渔业资源的调查也发现，鮈亚科、鳅科等小型鱼类成为当地的优势种，铜鱼、岩原鲤、鳡等个体大、经济价值高的鱼类资源量显著下降。「酷渔滥捕被认为是引起鱼类资源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
在禁渔问题上，长江两岸已努力多年。2003 年起，原农业部在长江流域正式实施禁渔期制度，2016 年起，禁渔期延长至 4 个月，为每年的 3 月 1 日到 6 月 31 日。然而夏季开禁后，渔民便高强度捕捞，使得春季禁渔效果大打折扣。
有洞庭湖渔民表示，以往洞庭湖的禁渔期没完全禁下来，「到湖里捕鱼的是没停过，3 月一批、4 月一批，我们是最后一批了，5 月才进湖捕。别人都捕你不捕怎么办？」他说，「这次十年禁渔是真能禁住吗？真禁得住我没话说，我觉得还是禁不住，别人打鱼我们能不打吗？」还有洞庭湖渔民表示，90% 的渔民多少都用电捕鱼。
此次十年禁渔能否有成效，有赖于湖区监管的落实。退捕后，渔船、渔民退出，水域出现空白，如何加强对洞庭湖这类宽阔水域的监管执法是一大难题。目前渔政力量仍较为单薄，以东洞庭湖为例，湖区 5 个渔政大队、40 余名执法人员，需要管理 2000 多平方千米的水域。
「以后可能什么作业方式都有」，赵依民介绍，长江流域的水域形态千变万化，在一些小河沟、小湖「做一个泡沫筏子，甚至一个轮胎就能去捕鱼了」，电捕鱼甚至离岸不太远。而在监管力量中，人是很重要的，不可能用监控将长江的水域都覆盖，也需要人到场处置。「现实来说，因为大家自觉性还没那么高，到了水边了以后随便捞一网这个状况还存在，没有人盯着还是不行的。」
「禁捕后，还需要加强打击偷捕工作的力度，尤其是对夜间偷捕。此外，还需要研究新的保护管理政策，同步推动其他保护措施的实施。」陈大庆也认为。
而对于此次长江禁渔为何以十年为期，赵依民称，十年便于操作，长江鱼基本上都是三四年性成熟，十年后现有的鱼类能繁衍到三个世代。若不考虑非法捕捞等因素的影响，禁渔十年后，理论上长江鱼类资源量将增长到如今的 2–3 倍。若考虑水利、航运等长江流域内干预因素的影响，禁渔十年后长江鱼类资源能恢复到何种程度，仍需研究。
「长江流域水电站大概五六万座，蓄水水坝约有七八万个，加上下游修建了大量堤灌站，拦河筑坝已经把一个完整的长江水域切得千疮百孔，长江上游一些水电站马上要投产运行，航运水道更是越挖越长。」 赵依民说着叹了口气，他认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仍需要一个过程，人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需要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特别需要对鱼类生存有直接影响的水利水电、航运、污染、港口码头、挖沙采石等行业共同行动，长江保护才会更有成效，」他说，「现在觉悟最高的我觉得还是渔民，把饭碗都给人家端掉了，各部门、各地方有其他这么做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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