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21遊行時示威者用漆噴出的「支聯辦」曾引內地人大譁，我當時就想以「一句支那碎了誰的玻璃心」為題作文，但終覺非己力所能及而作罷。近日裡接連看了 Matters 友鄰寫的關於香港黃店拒絕招待講普通話者的文章，端傳媒上的《讀者來函：當無處可逃時，我們無法再逃離這個時代》，李文亮醫生病逝後牆內網絡空間短暫掀起的怒潮及@梓湉寫的《李文亮的死及其對香港人的意義》，還有@清議的《新冠抗疫與香港人身份認同建構 ---- 我們真的要走向種族主義嗎？》之後，我在國家前途、身份認同、民主自決和民族發明之間兜兜轉轉了許久，雖然越思考越感無力，思路也越來越跳脫，但還是決定寫下自己的想法，算是對這番思想纏鬥做個了斷。

為何要問「中國人向何處去」

我堅信中國終將接受現代文明普世價值，走出「歷史的三峽」。然而，中國究竟還要再花多少年才能走出「三峽」，七十年，還是七百年？中間還要再走多少彎路，還要再有多少生靈塗炭？國家走錯一小步路，葬送的是無數人的人生全部。國家大可以忍耐，大可以等待，大可以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間上上下下，大可以在前現代與反現代的泥淖裡反覆打滾，那對於國家來說是「曲折探索」，但對於每一個活生生的個人而言，那都是無法承受之重。

我不想再問「中國向何處去」，因為我已經知道答案——現代化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改革已死，逆行當立，中國還將一步步走向深淵裡。之所以改問「中國人向何處去」，只是想回答無緣見證「光復」的這一代乃至幾代人該何去何從的問題。

今日之中國何至於此

古中國文明早熟而陷於停滯，從秦至清的兩千多年裡，秦制為基的超穩結構下僅有的變化是專制集權的加強與國民性的退化，它抹殺了一切創新因素，斷絕了中國自發演化出近代文明的可能與自我變革的動力。晚近以來，中國從來沒有自發進行的徹底改革，唯有危機驅動下消極被動的局部改革。龔自珍、魏源、徐繼畬、郭松濤等先知先覺者的呼聲不是被當作異端邪說，就是被當作耳旁風；洋务运动、百日維新、预备立宪，無一不是在列強入侵的外部壓力下成就的。

中國歷史上最近一輪的改革——「改革開放」，是中共為擺脫文革浩劫後積貧積弱的困境而做的選擇，其原本同時包括經濟、政治等多方面的改革。然而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共逆時代潮流而行，悍然流血鎮壓民主運動，使中國就此錯失歷史機遇。天安門大屠殺粉碎了中國進行自上而下式改革、實現和平轉型的幻想，揭示了中共政權嗜殺成性的殘酷本質。中共當權者已然自知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犯下的罪行早已經受不起清算，故唯有持續以暴力、恐懼和洗腦才能穩固政權，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特權。若要中共主動放棄權力，是無異於與虎謀皮。

後天安門時代的「改革開放」實質上已經排除了「政治體制改革」，流為純乎經濟領域的改革。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出於自身利益驅動以及基於中國在市場經濟發達、中產階級壯大後自然會走向民主化的設想而將中國納入世界市場，一些中國自由派也信奉過先經濟後政治的漸進式改良路線，孰料事與願違，經濟騰飛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民主化，反而為中共強化極權統治提供了資本。

在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民主與法治缺位的情況下，中國不存在公平的財富分配制度。在權貴資本主義或曰權力型市場經濟模式下，紅色權貴憑藉其特權攫取了改革開放的絕大部分紅利，他們的「先富」建立在「低人權優勢」之上，不可能真正「帶動後富」，更不可能將被剝削壓迫的底層勞動者培養成中產階級。而現有的中產階級多為現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更傾向於維護體制來鞏固自身利益，無法成為民主化所能依賴的對象。先經濟後政治的改良路徑，已被現實所證否。

如今，人口紅利和政策紅利已趨耗盡，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已無以為繼，而轉型所需的結構性改革舉步維艱，遑論指望民主化轉型釋放社會活力。如果說「政治體制改革」在胡溫時期尚是流於空談的口號，那麼到了習時代它不但消聲匿跡，以至於被倒行逆施所代替。即便是在經濟領域，現實是市場化改革止步不前，更現「國進民退」逆流，下行之勢已然無可阻擋。自我改革無望至餘，來自中美貿易戰的外部壓力亦難以迫使以經濟體量為資本的中共就範。或許可以說，「改革開放」已經「壽終正寢」，所待解決的只是確定其下限的時間問題。

中國沒有接受普世價值，反而以經濟影響力在人權議題上綁架各國，更對外輸出「中國模式」，試圖顛覆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隨著接觸戰略的破滅漸成共識，美國已經開始轉變對華立場，逐步與中國經濟脫鉤。雖然中國短期內不可能被徹底排擠出世界市場，但美國的對抗性立場對於經濟下行中的中國而言無疑會是雪上加霜。

放眼當下，無論劉仲敬的「大洪水」预言會否成真，無論中美貿易戰、非洲豬瘟和武漢肺炎能否被視作「大洪水」進程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和革命兩相無望，極權體制的系統性敗壞已是既成事實，內卷化還將持續。在現有的內部動力和外部壓力都不足以推動改革之際，中國或許只有在經歷全面危機和徹底的政治洗牌後，才可能換得再啟現代化轉型的轉機。

中國人為何不會覺醒

李文亮醫生之死激發了內地民眾對當局箝制言論的不滿，不少人在微博上轉發了「我要言論自由」和舉著與訓誡書針鋒相對的「不能，不明白」紙牌的自拍照。不過，我並不認為中國人會就此覺醒。

武漢肺炎甚至不會為中國社會帶來多少進步，它大概率會像這個國家前不久才經歷過的那些苦難一樣，「會過去，被忘記」，在大中華局域網上不留下半點痕跡。並不是苦難足夠酷烈就能喚醒沈睡者，君不見「大饑荒」三千萬餓殍換來的不是進步而是「文革」；纵然親歷苦難也不必然带来覺醒，君不見多少「小粉紅喜迎趙錘」後愛黨愛國初心不改，更有武漢肺炎患者微博求救之餘不忘告誡勿傳外媒，生死關頭仍把國家形象看得比生命還重。

李文亮事件過後，眾人或有各自的反思——是武漢警察濫用權力、地方政府隱瞞疫情、疾控專家誤判失職還是「親自部署、親自指揮」者親自負責？有些反思浮於淺表，有些則是自設邊界，也僅僅只是反思而已，不能稱其為「覺醒」。或許有人會問，究竟要反思到何種程度才能被稱為「覺醒」？至少我所預設的「覺醒者」在面對以下兩個問題時應能毫不猶豫地答出兩個「不」：

1. 中國是正常化國家嗎？
2. 這個國家愛你嗎，這個國家是否值得你所愛？

凌晨光：「不管怎麼樣，我們都要愛祖國！依戀祖國！儘管我為他走了半輩子的黑路。」
星星：「祖國！祖國！你要到什麼時候才知道祖國怎麼樣對待你呢？......你愛祖國，苦苦留戀祖國，而祖國愛你嗎？」

——白樺《苦戀》

沈睡者與覺醒者之間的差距，來自於對現代性的認知與對苦難的記憶。

中國不是正常化國家，是因爲它徒有經濟現代化，而無政治現代化，它的政體是前現代的皇權專制和反現代的列寧主義政黨的混合體。那些想當然把中國當成正常國家的人，總以為發展經濟「做大蛋糕」就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無法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在於制度缺位。只有在制度上兌現民主選舉、多黨制、分權制衡、司法獨立與言論自由，實現政治現代化，才能賦予國家以現代化治理能力。自絕於現代性的極權政體是它自己的掘墓人，就如同納粹德國和前蘇聯一樣，是看似強大卻有著致命弱點的「跛足巨人」，必然會在自己的「切爾諾貝利時刻」顯露敗相。

每一份對於歷史苦難的個體記憶，都是對黨國偉光正形象的一記響亮耳光。從長春圍城、土改、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到九十年代至今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與維穩，數以千萬計枉死的冤魂，無一不在控訴著中共政權的吃人本質。中共極權體制的制度之惡在於它根本漠視生命，將人異化為國家機器的螺絲釘和蓄電池，當權者隨時可以為了政權的利益而毫無顧忌地犧牲個人生命。一個一貫踐踏國民生命的國家，根本不值得人所愛。

我們虧欠著無數犧牲者一個超越時空/代際的承諾

（我們）有義務繼承並代表過往罪惡的受害者，向未來的正義索求對他們的補償

——韓乾《對陳純文章的一些評論》

中國人沒有苦難的群體性記憶，對劉曉波、蔣彥永、譚作人（很快就會添上李文亮）這些「為眾人抱薪者」的名字完全陌生，並不是因為他們生來健忘，而是中共在教科書、出版市場和牆內網絡空間裡徹底抹去了這些「負能量」的痕跡。事件的親歷者或許還留存著無法流通的血色記憶，後來者不是一無所知，就是只能看到官方寥寥數語的污名化定性，亦或黑白顛倒的敘述。即使他們中有人有朝一日發現了過往黑暗的蛛絲馬跡，大概也只會當成「謠言」而「舉報」了事。

中國人沒有現代性認知，甚至主動污名化自由與民主，不是因為他們生來愚昧，而是他們從來只能聽到一種聲音。我們甚至無法苛責他們為何不加判斷，對被灌輸的意識形態「狼奶」和信息污染照單全收，因為他們本就無從選擇。

從沈睡者蛻變為覺醒者所需跨越的難關，對大多數人而言都是無法逾越的障礙。也許牆外人不必對天然粉泛濫成災感到奇怪，自我覺醒可能真的只是例外。

像李文亮病逝這樣能讓大眾產生強烈共情的事件可能會顛覆一些人的固有觀念，但我們不能樂觀地認為極權主義的系統性思想控制就此破功。群體性思想啟蒙不可能在朝夕間「畢其功於一役」，為極權主義所扭曲的奴性思想在轉型後尚且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被除去，更何況中共眼下正全力開動愚民機器，刪除異見，輸出污染，荒誕到連國歌都成了違禁詞，我們無法指望個體性的自我淨化和「燃燈人」抽絲剝繭式的啟蒙能夠抵抗整部國家機器的力量。

身為中國人不是原罪

一些內地出身的「反賊」開始只是反共，然而見識了牆外粉紅自覺為黨國洗地，「皇漢」為新疆再教育營叫好，移民海外的華人群體依舊愚昧自私、惡習不改，就連不少海外民運也因傳假新聞而淪為「民逗」笑柄後，便發現中國問題不全在中共，更在於中國人自身的國民性，繼而對魯迅先生的「學醫救不了中國人」產生了強烈共鳴。他們由此從「反賊」進階為「支黑」，更使用「支那」及其衍生出的「支裡支氣」、「支支作響」、「阿支哥哥」等蔑稱來刻意挑動那些信奉中華民族主義、愛國擁共的粉紅小將、愛國小留和海外高華的情緒。部分「支黑」自身並不否認自己也是「支那人」、「拆膩子」，這種對污名的自我認受是在驚醒自己從精神上消除極權主義精神污染和原生文化劣根性的影響。

我不反對網友稱中國為「支那」或「桂枝」，但無法認同「支黑」時常轉引的「支那人沒有一個是無辜的」。這一論斷忽視了中國人與古今專制政體之間並非是單向選擇而是雙向塑造的關係，只是一味地指責而沒有納入對受害者的同情與其被體制裹挾作惡的理解。如果有朝一日「大洪水」將中國人全部吞沒，我無法承認這其中的每個人都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因為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兼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雙重身份。在我看來，中國人只是被前現代和反現代拐賣的孩童，而不是現代文明的棄子，生為中國人並不是原罪，而只是一種隨機性不幸。

生在極權主義下的每個人都是體制的受害者——可被歸咎於制度的不公義隨時會降臨到每個人的頭上。即便是體制中身居高位者亦不能免，沒有法治的保護，他們只能終日在權力鬥爭的陰影下惶惶不安（只盼他們不要都像周永康長兒媳那樣「親自」成為維穩對象後才明白這個道理）。

哈維爾曾說，「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極權主義）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誠然，助紂為虐在任何時候都不應成為一種權利。看清真相後猶為私利替極權洗地的壞蛆固然當誅，被極權愚民術洗腦而不自覺成為其幫凶者亦不得免。然而，生在極權主義社會不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何以我們在這個社會中生存的每一天都無可避免地成為了對制度之惡的默許縱容，何以我們自認清真相那刻起就必須作出飛蛾撲火式的勇武反抗？更何況多數人自始至終沒有清醒過，難道無法自我覺醒也是一種犯罪？竊以為，不幸生在極權體制下的個人不該被課以如此之高的義務，沒有人生來就要被作為社會轉型的代價而將自我獻祭。挺身而出為弱勢群體發聲，為憲政民主鼓與呼，直至自己被黑暗碾碎湮沒，這樣的孤勇固然可嘉；保持清醒，拒絕讚美，將「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奉為圭臬，這也是一種反抗。

有些事情不能細想，細想起來就很絕望。比如一個人，不管再蠢再壞，他剛出生的時候也跟所有其他嬰兒一樣是天真無辜的，是白紙一張，之後慢慢成長為一個糟糕的人，甚至都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你能說這是他一直以來自主選擇的道路嗎？有多少人能有幸受到優質的教育，又有多少人能鬥得過制度和文化呢？

——Twitter - 月小紅 @JIIO_OIIL

中國大部分民眾在長期封閉教宣下，缺乏現代公民意識，這本身就是受害者的不幸。如果要政審受難的人，那沒有多少人是合格的。對普通公民，原則上只要他沒有主動助紂為虐、率蛆食人，不宜苛責。

——Twitter - 李南心 @linanxin1983

中國人不是病毒

當「支那人沒有一個是無辜的」跨越族群內部的政治立場對立而成為地域、族群間的對立，演變成「中國人就係病毒」時，這其中已然蘊含著排外主義的危險信號。就如港警稱示威者為「曱甴」一樣，「病毒論」對中國人的非人化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此外，以地域而非政見區分敵我的做法不分青紅皂白，無助於團結盟友而徒然自行樹敵，做實中共所期望的「群眾鬥群眾」，只會令兩地人民都成為仇恨的受害者，實非可取之策。

自反送中運動以來，內地人在香港撕連儂牆、影大頭照，在異國街頭叫罵「nmsl」，在微博上齊刷刷轉發「護旗手」和「港獨廢青」時，留下的無疑是面目猙獰的施害者形象。香港人對內地人擠佔本港資源的不滿由來已久，而內地人對香港人驟升的單向仇恨卻是在中共宣傳機器污名抹黑反送中後的新近產物。內地民意的扭曲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後天在極權主義社會環境中被動塑成的，它應首先被歸咎於中共政權和極權體制，而不是生活在中共極權下的中國人。如果中國也擁有與香港相同的言論自由和國際互聯網，我想李文亮醫生轉發的就不會是「護旗手」，而會是「Stand With Hong Kong」。相比之下，香港的藍絲擁有選擇自由，卻依然聽信謠言、敵視民主、盲撐政府，難道就不比那些沒有選擇自由的內地粉紅更可惡麼。

就同香港人有黃絲和藍絲之分一樣，內地人也不是鐵板一塊，並非所有人都對香港示威者抱有極端敵意。內地人中也不乏理解和支持反送中運動訴求者，有內地人特意來港參加遊行，有內地人模仿港人的聯署方式聲援反送中運動，也有內地網友在豆瓣上做過《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詞接龍，還有更多的人被網絡審查刪帖滅聲，或受極權壓迫而無法發聲——切莫被中共的信息操縱障眼法遮住雙眼，將這些內地同路人視同不存在。

中華民族主義與排華

對於那些向慕現代文明、不願在「大洪水」中攬炒的中國覺醒者而言，「跑路」或許還不是「中國人向何處去」這個問題的全部答案。繳足入場費後坐享現成的現代文明，並不意味著從此就可以「政治冷感」做回「歲靜」——除了抵禦民粹侵蝕、捍衛憲政體制，漢人/華裔加覺醒者的雙重身分，意味著了我們還需理清漢人/華裔與中共、中國的關係，重建自身的身分認同和國家認同，消除國際社會對漢人/華裔的誤解，化解各族群間的仇恨。

在海外民間初現端倪的排華種族主義雖未嚴重到再祭《排華法案》的地步，但仍值得我們警惕。種族主義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是一種不理智的無差別攻擊，不僅濫傷無辜，更會波及於外，令包括港裔、台裔、日裔、韓裔在內的亞裔群體都成為「排華」的受害者。對於此種危險傾向，除了相信文明社會主流群體的理智外，我們還應主動分析「排華」、「仇華」的由來以及中共、中國與華裔群體自身的介入因素。

中國人/華裔形象在海外的塌陷式敗壞，首當歸結於日益極端化的中華民族主義/大中華主義，其次才是華裔個人層面的道德素養缺失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普遍性反移民問題。中華民族主義的興起，離不開中國人/華裔的自發認同與中共政權的灌輸操縱。改革開放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開始從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以經濟績效與大眾樸素的愛國主義為基礎，首先建立民眾的國家認同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其後將「民族復興」成就歸功中共自身，最終將國族認同轉化為對中共統治和「中國模式」的認受。中華民族主義對內被用於打壓西藏、新疆和香港等地的民主化與自治訴求，試圖翦除「中華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文化與身分認同；對外則製造出中共代表一切華人的假象，混淆政權、國家和民族的概念，將「反共」偷換為「辱華」，大打子虛烏有的「種族歧視」受害者牌，試圖藉此封堵外界對中共的批評。

中華民族主義是一劑上頭的迷藥，它深化了中國人在思想上的自我奴役。香港人視美英為盟友，積極連結國際；中國人卻已在民族主義的毒化下喪失了自我定位，「冬蟲夏草」、「韭命鐮心」——儘管身為中共權貴宰割的「韭菜」，卻自以為「鐮刀」，處處為統治階級著想，積極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共政權；更不辨敵我，仇視西方，深信「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殊不知自己在別人眼中已是十足的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者。六十年前「大逃港」時瘦骨嶙峋的中國飢民、天安門大屠殺中血流如注的中國學生無疑是一副受害者的形象，而在大陸經濟騰飛後的今天，中國人在海外顯露出的是一副穿金戴銀、橫行霸道的惡僕形象。可想而知，他們收穫的只會是憎惡，而不再是往昔的同情和憐憫。我們甚至有理由為 Mike Pompeo 依然持有「中國政權並不等於中國和中國人民」這樣的立場而感到慶幸，若是多數中國人與中共政權死不割蓆，不能排除日後西方改將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打包處理的可能。

過去曾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沒有人敢欺負我們了。
現在才知道，中國強大了，就沒有人救得了我們了。

中華民族主義還是一帖黨國體制的續命藥，反過來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構成了空前阻力。東歐的民主化轉型應部分歸功於本國民族主義對於蘇聯強加的社會主義所作的持續抵抗。而中華民族主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收編並形成了一套完整連貫的敘述，這二者的結合使得中國民主化沒有東歐式的民族主義資源可用。笑蜀認為中共的黨文化及其「全盤蘇化」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而言是去中國化和殖民化——其不僅使中國與現代性脫節，同時也摧毀了中國的古典文化。然而，由於「黨化教育」的荼毒，今日多數中國人難以領會現代性、民族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關係，反而被中共在「文革」斷層後又重提的「中華傳統文化」所迷惑，因此使得反殖民的民族主義難以與現代性相結合。

中華民族主義還是一副社會主義與沙文主義疊加的毒藥，給各族群帶去了深重災難。「中華民族」本身是近代「民族發明」的產物，其產生晚於「中國」國家觀念的形成，它既非種族 (race)，也非民族 (ethnic group)，而是自始就是國族 (nation)。中國是由至少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其中漢族佔據主體地位。然而今日的「中華民族主義」已把中國當成了由「中華民族」組成的單一民族國家，其中的「中華民族」實際成了「漢族」的代名詞，而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不是主動「漢化」，就是被邊緣化，藏族和維吾爾族更是遭受了系統性毀滅——可見「中華民族」已經走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所否定的「大漢族主義」，全然背離了民初「五族共和」的本意。

中共實際未能跳出古代天下秩序中「華夏-邊疆」的樊籬，對於新疆、西藏和香港等「邊疆」，中共在政治上拒不兌現民主化，在經濟上則進行盤剝壓榨，兼之以輸入內地人口，使二者之間漸呈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待「邊疆」與「華夏」之間的離心力與日俱增而生出獨立傾向時，則又倒打一耙，控之以「分裂國家」的罪名。

像「中華民族」這樣由單一族群在其中佔主體地位的「想像共同體」普遍面臨著如何平等對待少數族裔和新移民的問題，即使是「美利堅民族」和「香港民族」也不例外。而中共的極權統治、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種族清洗傳統與「大漢族主義」的融合，使得「中華民族」和與之相斥的其他族群間的矛盾變得空前尖銳。

「中國人」的自救與和解之路

作為對中華民族的解構，劉仲敬的藥方是發明諸夏民族，以各省獨立建國取代中國大一統格局。然而，相比於維族、藏族和「香港人」/「香港民族」，建立在原省級行政區劃上的「諸夏民族」缺乏其獨有的歷史、文化、語言和制度作為根基，無法取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故難以視之為成功的「民族發明」。

民族發明固非易事，但我認為仍有必要構建新的身分認同來取代「華人」——至少我無法忍受和「赤納粹」(Chinazi) 分享同一個「Chinese」身分認同——我固然樂見香港的新移民或內地人黃絲能被接納為「香港人」，但深圳河以北和兩岸三地以外的內地或華裔黃絲總不能以「精神香港人」自居，他們當有獨屬於自己的身分認同。我所能想到的是重新發明「漢人」(Han people)。在我看來，重拾「漢人」身分的意義有三，其一在於統一稱謂，其二在於國、族脫鉤，其三在於表彰民族平等。使用「漢人」可以終結大陸出身的漢人在對應不同族群時各有不同稱謂的亂象（對香港人、澳門人、台灣人稱內地人/大陸人，對維人和藏人稱漢人，在海外稱華人）。「華人」易生歧義即在於其將漢民族與國家高度綑綁——「華人」和「中國人」在英語中皆為 Chinese，使外人難以區分；即便是脫離了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仍因「Chinese」而看似與中國之間存在糾纏不清的關係。是以在民族/身分認同上凸顯作為民族的「漢」而非作為國家的「華」，在民族和國家之間作出明確切割，或可避免受極端民族主義者連累而齊攬炒。將「漢」從「華」之中抽離，意在彰顯漢族與維族、藏族等其他民族之間是平等關係，漢族必須尊重各民族文化及其身分認同，不得在文化上對少數民族實行「漢化」。

無論中國版圖內的各族群會對於各自的前途作出何種安排，是同上同下——視「中國民主化」為出路，還是分道揚鑣——追求民族獨立，所有選項的實現都離不開中共垮台這個前提。在此意義上，各族在當下仍是「命運共同體」。在「黎明來到」前，我們應在認同普世價值與民主自決的前提下為共同的利益「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在諸地光復後，我們當實現轉型正義，撫平極權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造成的傷害，化解彼此間的仇恨；當土地不再流淚、眾人平息憤恨之後，無論是獨是統，各族都能和平共處，不再視彼此為世仇——這是我所理解的「散後，可不可以對彼此保留一點溫柔」。

我想在共同追求現代性之餘，各族群間還應增進交流理解。無論是未受黨化教育荼毒、享有網絡自由的香港人，還是同時翻越了網絡防火牆和「心牆」的少數內地覺醒者，都難免會受制於視野、閱歷侷限導致的信息不對稱而對彼此產生誤解，是以我們有必要在對話中走出誤區、消除偏見，同時借鑒各自所長——香港人和勇不分的抗爭經驗和連接國際戰線的抗爭手段無疑值得外界學習，編程隨想前輩練就的信息安全技能也可對外輸出。

至於「求同存異」是如何求法，我認為獨派和統派應就承認「民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 達成共識，讓「大一統」和「獨立」都成為選項。國家的領土和疆域並不是亙古不變的死物，大一統並非不可撼動的絕對價值，國家分離更非不可觸碰的禁忌。如果一個國家的多數人遭受不公正待遇又無法獲得救濟時，那就改旗易幟推倒重來；如果一個地區的多數人遭受殖民化待遇時，那麽「國家分離權」可以成為選項，這對於極權主義下的非正常國家而言更是如此。國家存在的意義在於保護人民安全、提供社會福利，若是國家本身成為了恐懼和剝削的來源，那麼這樣的國家不要也罷。在專制政權把持的國度，人民而非於徒有虛名的「國家」才是「主權者」，地區的前途去留應交由主權者付諸公論而定，在此之前任何一派都不應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

或許「諸夏民族」或「漢人」都無法成為成功的民族發明，因而我們需要一個更上位的「手足」/「同路人」概念——只問政見，不問出身，以此結成跨越種族與地域的反赤納粹 (Chinazi) 統一戰線。政治立場和言行舉止，而非種族、地域和語言，才是評判一個人是否是「同路人」的標準。無論維吾爾人、藏人、香港人、漢人/華人/中國人/內地人/大陸人還是台灣人，但凡受中共極權暴政壓迫或強權威脅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只要認同普世價值與民主自決，都應被視作「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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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煲底，除罩相見

後記：
本文算是一次失敗的嘗試。我自動筆後寫寫停停，痛感心智、心力、心境皆不足以駕馭所定的題目，中間好幾次想過要「撤回」，最後好歹是寫完了，勉強達成了「暫緩」了七個月的心願。近日裡 Matters 逛得太勤，導致我自設的問題越來越多，但奈何筆力有限，很多回答都只是隔靴搔癢，憑添遺憾。下次要是還有那麼充盈的表達欲，我會嘗試從單一問題切入，不打算再碰「中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