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愿景、旧忧患，沙特阿拉伯的转型之路为何凶险？
新愿景、旧忧患，沙特阿拉伯的转型之路为何凶险？
铁腕打击异己，降低石油依赖，保护女性权益，沙地王储在改革的同时，埋下了什么风险？
2003 年 3 月，沙特阿拉伯油田的红色沙丘上满月升起。
Photograph by Reza/Getty Images
9 月，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位在阿布盖格 (Abqaiq) 与胡赖斯 (Khurais) 的石油设施遭胡塞武装组织的无人机攻击，致使沙特每日石油产量骤减 50%，更影响全球逾 5% 的石油供应，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因而飙涨 14.6%，涨幅之猛，更甚 90 年代初的波湾战争时期。
在当代语境中，产油国几乎成了「土豪」的同义字，但事实上这些国家在领受眷顾时，也得承受福利的反噬。以沙特为例，石油收入大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42%、出口收入的 90% 和预算收入的 87%，故只要全球油价一波动，沙特经济便首当其冲：2003 至 2013 年国际油价一路上涨，沙特不仅 GDP 翻了两倍以上，还名列世界第 19 大经济体；但 2014 至 2015 年国际油价暴跌后，沙特经济就仿佛陷入流沙，其金融储备在 2015 年从 7320 亿美元降至 6230 亿美元，逼得政府只好发行国际债券以免入不敷出。
此外，尽管沙特享受了前十年的油价暴涨蜜月期，产业结构却没有跟着转型，劳动参与率不仅低迷，甚至远落后于多数新兴经济体。许多刚毕业的沙特青年拼了命找家族关系，好把自己送进公营部门，不是因为爱国心切，而是想要轻松工作、坐领高薪；反观私营领域，不论是高阶技术人员、服务人员或一般劳工，几乎有多半是外籍雇员，在沙特 1380 万劳动人口中，只有 310 万是沙特人，剩下的 1070 万则是外籍人士，许多沙特人不是嫌私营领域工作累，就是其职业技能根本不符就业需求，在繁荣的石油经济海市蜃楼后，遍布肥大的公营部门，与依靠关系安插进来的无数冗员。政府行政效率低落、产业转型失能、国民生活得靠外籍人力供养，为未来埋下隐忧。
而正是在此背景下，「沙特 2030 愿景」(Saudi Vision 2030) 应运而生。此计划的原始概念源于 2015 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GI) 提出的「超越石油的沙特」(Saudi Arabia beyond Oil) 报告，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沙特久困于石油经济陷阱，应尽早改革体制，力促经济多样化，以保王国长久运作。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Mohammad bin Salman) 听进了这份谏言，终于在一年后发布了「2030 愿景」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沙特当局拟定了三大总目标，期望能从社会、经济、国家三方面入手，彻底改造沙特：
一、充满活力的社会：提高城市化程度，培植文化、娱乐与体育产业，深化朝圣观光经济，同时关注环保与国民健康问题。预期目标为接待更多朝圣者，使数量从 800 万上升到 3000 万，让沙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的文物古迹数量增加一倍以上，并将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 74 岁提高到 80 岁，等等。
二、蓬勃发展的经济：预计在 2030 年时，将失业率从 11.6% 降到 7%，同时让中小企业对 GDP 的贡献从 20% 增加到 35%，并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从 22% 提高到 30%。而在国家总体经济上，沙特将从世界第 19 大经济体一路杀进前 15 强，并提高私营部门在 GDP 中的占比至 65%，更将使非石油出口在非石油 GDP 中的份额从 16% 提高到 50%。
三、雄心勃勃的国家：反腐打贪、提升政府廉能与透明度，并将非石油收入从 1630 亿里亚尔提高到 1 兆里亚尔，等等。
上述计划看似目标众多、涵盖各类议题，主要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度，从而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发展多元的经济社会模式，提升国民在私营领域的劳动参与率，都是为了让沙特摆脱「石油妈宝」的身分，走上永续发展的独立道路。
但是，预想中的改革未必那么顺利。
石油之国的中产阶级
而「2030 愿景」下，中产阶级既关键，也是最首当其冲的一群人。
沙特的中产阶级大约可分为两类，一是「传统中产阶级」，例如零售商、店主、小型商业主等；二是国家迈入石油时代后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其雏型源于二战前的政府官僚，并得益于战后政府的招聘计划，吸收了海归的教师、律师、医师与工程师等，逐渐壮大为今日的规模。
据统计，沙特中产阶级约占全国 67% 的人口，其中传统派占了 34%，其余的则是新中产阶级。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新中产阶级中约有八成的人在公营部门就业，职位包括公务员、教师、医师、法院人员，庞大的人群由国家一手赞助而成，稳定的月薪既撑起这些家庭，也延续了新中产阶级的生命线。若由沙特整体的劳动结构来看，中产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约落在 8–12 万台币 (2–3 万港币) 左右，虽过不了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但维系家用已是绰绰有余，再加上公私营领域的工作条件差异，导致多数青年视公营部门为避风港，趋之若鹜。
沙特的就业市场中，公营部门每周平均工时为 35 小时，且周休两天，还搭配退休金等福利；反观私营领域每周工作 48 小时，仅能周休一天，甚至不能按国定假日休息，对比之鲜明，显而易见。除工时差异外，工作内容也会影响人们的就业偏好，许多沙特青年宁愿失业领政府救济金，也不肯到私营领域上几天班。久而久之，这种鄙视炼还渗入了婚姻市场，许多父母不愿让女儿嫁给在私营领域工作的男性，因为在他们眼中，好丈夫就该在公营部门上班：薪水稳定、假日多。
另一方面，沙特的私营领域因国民长期排斥而萎靡不振，不仅极度依赖外籍人力，工作型态与薪资也相当极化，约有 88% 的外劳从事司机、仆人、保姆、园丁、厨娘、劳工等低薪工作，每月收入不到 25000 台币 (约 6400 港币)，且待遇极差，常有雇主骚扰、性侵、虐待等事传出，虽说沙特已在 1962 年废除奴隶制，但综观这些外劳的境况，其实与奴隶相去不远。而高收入的私营领域工作也是外籍人才的天下，其薪水往往会跟主人一起离境，难以长留沙特。
由此可知，若要在失去石油的未来维持经济优势，那么改变中产阶级的工作态度与就职意愿势在必行，而这也是实现 2030 愿景的关键之一，但沙特的某些结构性政经障碍，却注定了这条改革之路会走得崎岖艰辛。沙特的统治基础虽建立在部落与宗教的结盟上，却也少不了富商的支持与中产阶级的配合，例如在一统半岛的进程中，就有赖吉达 (Jeddah) 商人多方奔走；建国之后，中产阶级就像只温顺的骆驼，只要经济成长稳定、国家安全维持现状，他们基本上支持政府一切举措，不会展现过激的政治取向。故沙特政府长年都将石油收入投注在公营部门的薪资待遇上，为的就是豢养中产阶级的忠心。如果说为沙特设下石油陷阱的是上天，那么带领全国人民义无反顾往下跳的，就是政府自己。
自 2016 年计划肇基以来，沙特政府一心扶植私营领域与非石油产业，包括投资风电、发展太阳能、打造红海豪华渡假村、开放电子旅游签证、准许外国未婚男女游客同住饭店一房以开拓观光市场，等等。但无奈国民心态如旧，面对这种心态，王储不是没下过猛药，例如 2016 年沙特预算赤字时，王储曾大举削减公务员的薪资待遇与福利补贴来救急，结果国民完全不能「共体时艰」，不仅没因此被逼到私营领域，反而怨声载道，最后甚至上街示威，政府只好在几个月后恢复福利与薪资。
在沙特中产阶级眼中，政府删减公营部门福利就是背叛人民，因为这已是行之有年的「沙特式社会契约」，即政府用石油为人民打点一切，人民就会转而支持政府一切举措，例如排挤抨击政府的自由派人士，甚至在去年爆发记者卡舒吉 (Jamal Ahmad Khashoggi) 遇害案丑闻时，即便条条证据直指王储牵涉其中，沙特的主流民意仍一面倒地支持王储。因而，沙特政府也受限于特殊的「社会契约」。这份「契约」的结果，则是限制了 2030 愿景的宏大蓝图，到头来只为外资作嫁衣，且带来更不可测的结果——近几年雏型已现：2014 年的油价崩盘导致中产阶级民心涣散，松化了沙特民众对自由派的厌恶，结果间接导致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极化，致使沙国政治动荡不安，政策在两方之间来回剧烈摆荡，热点之一便是女权议题。
钢索之上的女权
沙特共有三大建国之柱：石油经济、部落主义、宗教势力，而后两者的结盟更是沙特家族 (House of Saud) 足以呼风唤雨的基础。早在德拉伊耶酋长国 (Emirate of Diriyah) 时代，瓦哈比便与沙特定下联姻传统，由沙特一族掌政，瓦哈比一系主管宗教，瓦哈比主义由此而生。但宗教虽能凝聚人心，也足以干涉王政，1979 年便有激进宗教武装份子占领麦加禁寺，企图推翻沙特家族的统治。时至今日，瓦哈比主义不仅是极端伊斯兰的代名词，更成了反现代性、反科学的象征。沙特建国初期便有伊玛目们群起反对引入电话，只因「这不符《古兰经》与圣训的教导」，之后更有反对女性驾驶、禁设电影院等举措，虽常令沙特蒙受批评，但伊玛目们却乐此不疲。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18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8) 调查，由经济参与、受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政治赋权四大指标来看，沙特的性别平等程度相当低落，于 144 国中排名第 138 位，主因是沙特的性别制度与社会风俗，几乎将女性完全隔离于公领域之外，从而导致经济、受教、参政的指数低迷。
在制度方面，沙特的宗教警察严格执行性别隔离制 (Ikhtilat)，取缔非家属、非夫妇的男女互动，这不仅导致餐厅、咖啡厅都得开设男女两区，也逼使女性却步职场；但即便女性做个全职家庭主妇，还是得受男性监护人制 (Wali) 的管辖，其虽非成文的法律规定，却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强大传统，例如没有丈夫、父亲或儿子同意，女性无法接受手术、求职、受教育、申请护照，甚至不能到图书馆借书，因为借书证也得男性亲属作保才能申请。诸多规矩横陈在沙特妇女的生活中，偶尔还会铸下不可挽回的遗憾。
例如，2002 年 3 月 11 日，麦加一所女校发生火灾，许多学生好不容易逃至建筑物门口，却被宗教警察挡了回去，理由是「没有男性亲属陪同，不得自行外出」、「逃难之际没有遵守教义遮掩羞体，致使头发与手臂裸露在外，必须先把自己包好再出来」，前来救火的消防人员也被宗教警察阻挡在外，因为「女学生们服仪不整」。结果最后共有 15 名女学生丧生，沙特各大媒体皆罕见地批评了宗教警察的错误执法，国王因而取消宗教部门对国内所有女校的管辖权，改由教育部取而代之。除了这次悲剧外，沙特偶尔也有妇女因迟迟得不到丈夫批准，导致错过手术黄金时间而殒命的消息。
沙特过往不是没有性平改革，但就像麦加女校火灾事件一样，必须借力使力，以免引发宗教势力的反噬。例如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阿卜杜拉国王便以安抚民心为由，下令所有女性用品店，包括内衣、化粧品、黑袍、婚纱等，必须在一年内以女性员工取代所有男性，如此一来既能提升妇女就业率，也可塑造沙特重视女权、有在改革的国际形象。结果此令一出便被宗教警察强烈抵制，因其在过去常以「违反性别隔离制」为由，关闭雇用女性的店家来「冲业绩」，国王此举形同「打脸」。最后在宗教势力的反对下，此令不仅无法彻底执行，更导致 200 名宗教警察在 2013 年联合上书，称「让女性就业后，男女接触的情况急遽增加，宗教警察实在难以执法」，要求撤回此令。
妇女虽占沙特一半人口，却因宗教势力，鲜少进入职场等公领域，这不仅导致沙国的劳动参与率低落，也在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开支，例如禁止妇女驾驶后，家家户户都得雇个外劳当司机。故 2030 愿景的首要目标之一，便是废除诸多性别禁令，好让女性能踏出私领域、进入职场，从而催生了以下诸多改革：2017 年，妇女终于能够不用监护人同意，接受教育与健保等公共服务，也能到体育馆看比赛； 2018 年，妇女驾驶禁令废除，世上最后一条禁止妇女开车的法律正式失效；2019 年 1 月，妇女可以从法院处得知自己被离婚；2019 年 8 月 1 日，妇女有权登记结婚或离婚，且无需监护人同意；2019 年 8 月 2 日，21 岁以上妇女可以不受监护人干预，自由申请护照出国旅行。
然而以上诸多改革看似收效甚佳，但不过是沙特性别不平等制的冰山一角。自 2016 年实施 2030 愿景改革以来，沙特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 23.03% 增至 23.37%，只上升了 0.34 个百分点。关键在于，男性监护人制仍有其作用，性别隔离制也没有完全废除，更别说沙特社会根深柢固的传统观念，短期之内仍是妇女有效参与劳动市场的障碍。此外，王储在短时间内开放这么多禁令，得承受不小的政治风险。自沙特建国以来，所有的现代化改革，基本上都是与宗教势力做出利益交换，使其暗中默许的结果；反之亦然。例如国王往往会在弹压宗教势力后，放松对于宗教警察的管制，以安抚宗教势力的不满。故有时沙特满街都是宗教警察，原因就是国王刚开除了某位高级宗教学者委员会里的成员。萨勒曼虽成功压制了瓦哈比伊玛目的抗议，但却不可能让宗教势力永远沉默，万一王储因犯下政治失误而失去威信，宗教力量势必会对 2030 愿景有所反扑。
一名工人在沙特阿拉伯油田管道上。
Photograph by Reza/Getty Images
高风险的转型
对后石油时代的沙特来说，2030 愿景或是转型的出路，也可能是不通的死路。王储的大刀阔斧一下子得罪了两大群体——中产阶级与宗教势力。前者不愿放弃政府发放的石油红利，宁可失业也要排队挤进公营部门；后者认为王储对民众强加世俗主义，要剥夺沙特引以为傲的宗教地位。
直至今日，2030 愿景仍是一片前途未明的浑沌，且失败机率颇高。依沙特目前的人口成长率来看，到 2020 年时，国家需创造约 300 万个新工作机会才能供年轻人求职，届时若油价不涨，那么政府势必会失去中产阶级的忠诚；而宗教势力积怨已久下，也可能在某日拚死一搏，发动第二次政变，令 1979 年的事件重演。倘若沙特不能超克本身的结构性障碍，长此以往，两圣地之国距离一阵内乱的风暴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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