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高以翔、华为 251……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为职灾「让位」？

当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话语「让位」给阶级话语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无缝切换吗？

Dec 9th 2019

2019 年 12 月 7 日，爱国团体在湾仔港湾道花园发起集会。

摄：林振东/端传媒

过去半个月，中国大陆连续发生了三起与劳工权益有关的事件，其中一起还与明星企业华为有关——

11 月 28 日，华为前员工李洪元在各大网络平台称，2016 年他曾内部举报所在部门的造假行为，2018 年他未获续约。他接受了这一决定，与公司谈判后，他的离职补偿金从通常的「N+1」(N 为在公司的工作年限，以该年限加一再乘以月薪是中国大陆常见的离职补偿金数额) 调整为「2N」。

但在 2018 年底，李洪元被深圳警方拘留，前后共被羁押 251 天，警方变换了三种涉嫌罪名进行调查，检方最终认为证据不足未予起诉。李洪元最后获 10.7 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金。中国网民将这件事称为「251 事件」。

网民针对华为的评论也经历「逆转」。过去一年，作为中美对抗标志的「抗击外敌的英雄」，华为人设一夜崩塌，变成了人人唾骂的「无良资本家」。然而，当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话语「让位」给阶级话语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无缝切换吗？本次事件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观察窗口。

劳工事件三连发

第一个引起关注的事件来自中国最大的游戏开发和运营商之一网易。11 月 23 日，一位匿名的网易游戏前数值策划在微信公众号和知乎发文，自称在网易工作五年，任劳任怨，但在 2019 年 1 月被确诊为扩张性心肌病，此后遭到被恶意调低绩效、不安排工作、威胁解雇等种种对待，最后甚至被保安赶出公司。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共鸣，在知乎被点赞 13.2 万次，在微信公众号被点了超过 10 万个「在看」。事发当天是周六，网易方面沉默两天后，于周一发布声明承认错误，并开始与当事人沟通，11 月 29 日当事人宣布与网易达成和解。

第二件事发生在 11 月 27 日凌晨。35 岁的台湾演员高以翔在宁波录制浙江卫视的真人秀《追我吧》时，在连续工作 17 个小时的情况下心脏骤停，拍摄团队未能及时救援，高以翔在送医后不幸逝世，当天白天消息在新浪微博传开。浙江卫视没有第一时间正面回应事件的细节，也没有立即决定涉事节目是否停播，甚至有工作人员私下指责关心此事的网民是「疯子」的传言。在网民持续一周的攻讦后，浙江卫视于 12 月 5 日宣布永久停播《追我吧》。

第三件则是华为「251 事件」。华为的应对手段比网易和浙江卫视要强硬得多，微博、微信、知乎等平台上大量相关讨论神秘消失。12 月 4 日，还有媒体人曝光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在一个微信群转发了自媒体「至道学宫」的一篇文章，将「251 事件」归因于「美国敌对势力」、国内竞争对手和媒体平台发起的「黑公关」行动。

三位分别是 70 后 (李洪元)、80 后 (高以翔) 和 90 后 (匿名网易游戏策划) 人士的经历，揭示出了中国劳工面临的种种问题：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企业可以随意处置患病员工、公权力机构沦为大企业打手、网络平台和媒体也可能遭遇企业的「消音」。而一周之内连续爆出这三件类似事件，更让不少中国网民从追星和辱骂「香港废青」中暂时抬起头，「关注」起劳工权益问题来。

一时间，简体中文网世界似乎回到了前微博时代的氛围，以「屁民」视角批评当权者才是主流。然而，这到底是一波短暂的逆流 (就如同「996」事件带来的短暂冲击)，还是某种长期趋势的征兆呢？

华为的「狼性话语」

华为是其中一个值得讨论的样本。

上世纪末，政府不再给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高校招生规模也大幅扩张，非公有制企业逐渐成为大学生们的主要就业选择。在当时的「工作鄙视链」中，外企和国企高于私企——外企虽有「玻璃天花板」，但那不是职场新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薪酬和福利待遇已经足够有吸引力；而国企则仍被认为是「铁饭碗」，而且国企在账面上至少是尊重《劳动法》的；私企给人的印象则像是中学课本上提到的资本主义早期的欧洲资本家，无节制的加班、克扣工资都是家常便饭。

华为是新世纪之初通讯业「巨大中华」四巨头 (巨龙、大唐、中兴、华为) 中唯一一家纯粹的民企，民企该有的毛病华为都有，「华为工程师因压力过大跳楼自杀」基本每年都会出现在新闻里。但是也不得不指出，在国内各大通讯专业院系里，华为是「巨大中华」中声誉最好的一家。并不是说华为将加班包装为「奋斗」的「狼性文化」真有那么大的洗脑魔力，而是华为的工资和股权激励机制的确有一定竞争力——一直有一种说法是，华为会用一个半人的工资雇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累归累，但还是能赚到钱的。」这是作者的一位在华为从事技术工作的同学的心声。

4 月 12 日，中国深圳。午休期间，华为的一名员工在隔间里休息。

Photograph by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0 年后，华为转向智能手机业务 (消费者业务)，这是与它此前耕耘多年的基站建设 (运营商业务) 截然不同的领域。智能手机是一种快速消费品，运营商业务中的价格优势并不一定能在同质化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建立用户的「共同体意识」更加重要。

华为的策略是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华为一直爱将自己打扮为「实业报国的理工男」，依靠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战胜了高通、诺基亚等欧美同行。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工业党」叙事之下，批评华为绝对不是言论自由，而是「侮辱民族企业」。被这类话术感召的网民 (网上通常称为「海军」) 和华为依赖其政商关系调动公权力的能力 (例如大范围删帖和在将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把离职前员工送进看守所)，是华为解决公关危机的两大主要武器。华为曾经因为在手机中内置程序、把拍摄的月亮图片修成预存好的版本而广受嘲讽，但是海军和删帖双管齐下后，这一事件并未造成太大反响。

孟晚舟被捕和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将华为的爱国牌效应推到了最高点。此事的情势令人玩味：在美国，对华为的批评集中在四个方面：违反贸易禁运向伊朗出口管制物品 (孟晚舟因此被羁押)；华为员工涉嫌窃取美国企业商业秘密；华为的基站和终端设备可能窃取信息；华为可能是「影子国企」。华为的应对战术则是逐点反击四种指责，同时强调华为的供应链中有大量美国企业，华为与美国有密切的共生关系——然而这一叙事也与华为事件后，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论述，「华为是抗击高通的民族功臣」，显然存在矛盾。

因为在中国，大部分民众并不太清楚美国政治议程里华为这张牌的意义，只得到了中国官方机构、华为以及一些民族主义自媒体账号给出的简略版的故事：美国人毫无道理地迫害一家中国企业，这是美国害怕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征兆。

「是经济，笨蛋！」

需要指出的话，在华为的叙事逻辑里，不仅「买华为就是爱国」是一种民族主义叙事，「狼性文化」本身也是。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经常有「西方国家太重视劳工权益，所以他们的发展越来越慢，跟爱好奋斗的中国人完全没得比」的热门帖子——

中国政府都不敢公开吹嘘的「低人权优势」，在网友们嘴里显得无比自然。

这种观点之所以能盛行，除了官方对类似价值观的长期宣导之外，另一点就在于，被歌颂的工人阶级，在中国以白领阶层为主的网民圈子里，往往是「他者」。网民需要的是宏大叙事为自己带来的自豪感，而真正「被低人权」的那些工人的遭遇，他们并不关心。

比如说，关注尘肺病、罢工、跳楼讨薪这些问题的，要么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知」，例如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关注尘肺病农民工的「大爱清尘」；要么是极少数激进的新左翼青年，例如 2018 年深圳「佳士工运」中的一批高校学生。白领阶层里大多数人会自认为处境和工作很辛苦，但得到了相对良好待遇——这种心态与华为员工类似。

但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正在打破白领阶层的自信。通信、互联网等行业结束了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后，员工们开始发现，「狼性文化」中企业对市场的「狼性」可能已经无法创造新的价值，反倒是企业家对员工的「狼性」变本加厉。年初的「996」事件发生时，不少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观点都是，「只要钱给够，996 也可以接受」；但最近的几次事件显示的趋势可能是，996 照旧，而企业家并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为此付出额外的成本。

此消彼长还是随时复活？

关注中国大陆互联网的人士通常都会认为，中国的网民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在越来越强，近些年微博、微信、观察者网等平台上的「小粉红」、「工业党」等网民群体愈发活跃就是明证。

严格来说，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直也在官方意识形态论述中此消彼长。但要说民族主义奠定其主导地位，恐怕还是要归因于改革开放和苏东波事件——正统的「共运」已经消亡，本土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是「修正主义」的委婉说法，中共不得不转向民族主义叙事，以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作为其合法性来源。

这种策略有其内在缺陷。民族振兴的故事只有在社会成员普遍能感受到自身境遇的改善时才有用，而只要贫富分化和经济增速趋缓同时发生，民众产生被剥夺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阴魂就不会散去。

前文提到的佳士工运即是一例。2018 年，佳士科技的工人因不满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过低的福利待遇发起抗议，要求建立独立工会，这场运动吸引了一批各大高校的左翼学生参加。学运和工运的合流令人想起一百年前共产党崛起的历史。警方迅速处置了这起事件，并将其描述为「境外势力的操纵」(余承东也是如此描述李洪元的维权行为)。

佳士工运被平息下去了，酝酿它的思想温床并没有随之消失。中国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学校教育中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薰陶，哪怕并不真心相信，也并不排斥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拿起这把武器。

任正非热衷于学习毛泽东思想，主要在于其中的权谋手段和民族主义叙事。他忽略的地方在于，毛泽东的言论中同样有共产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251 事件」之后，已经有网友认为，这正是毛泽东预言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还有人抬出了祖师爷马克思：「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也有引用斯大林的：「资本家们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为全民的事情。」

然而，网易和华为事件中的两位当事人都熟知「不要把批判矛头对准体制本身」这一策略。网易游戏策划的斗争目标是自己的主管和人力资源部，网易高层决定和他谈判和解时，他很快就表示感谢及息事宁人。李洪元也在接受采访时感谢华为多年来的培养，强调「网络上的舆情并非我的本意」，想要向任正非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不难猜测，如果任正非释放善意，他大概也会欣然接受。

这并不是要苛责这两位当事人，我只是想要说明，中国的互联网上正存在著几种不同的阶级话语：如果说网友对高以翔的惋惜是一种攸关生死的本能反应，那么对网易和华为的「资本主义」谴责则是在经济衰退环境中，代入个人利益时，借助仅存的共产理论资本生成的武器；即便佳士在前半年轰轰烈烈 (实际上内涵也复杂)，网民对传统工运也缺乏基本认知；996 曾经因其型态及技术上的创新而引人瞩目，但其更代表著一种接近中产的阶级力量及需要一定门槛的技术话语。这几种不同的语权在中国互联网上交错纵横，但更多时候，阶级话语可能只是临时起意的武器，民族主义话语在某个节点让位，但它随时可以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