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中央似乎没有一个好好的沟通渠道
香港与中央似乎没有一个好好的沟通渠道
专访陈方安生
陈方安生 22 岁加入政府，在官僚体系中打滚 38 年，退休后做过立法会议员，组过智库，倡议普选，也被认为和英美政府有紧密联系。对于如何拿捏政治中的时机，陈方安生并不陌生。
摄：林振东/端传媒
陈方安生自言是乐观派，但对于香港困局，她感觉曙光难现。
6 月的时候，她还颇有信心。香港当时刚目睹一百万人和两百万人和平上街，占领金钟干道、包围立法会的行动其时已显激进，多番拖延之后，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暂缓」修例，民愤高涨不平。22 日，在一封致林郑月娥的公开信中，陈方安生提出三点建议：
一、莫咬文嚼字，尽快宣布「撤回」修例；
二、成立调查委员会，不仅厘清示威者及其家人的疑虑，也重建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
三、对 612 金钟冲突中可能被控暴动的示威者，还有可能被起诉过度使用武力的警察，考虑一次性特赦。
这封信以林郑月娥的朋友、前同事的身份发出，在上世纪 80 年代至 2001 年陈方安生离任政务司司长一职，两人均同为政府公仆。「以前都倾到计的 (可以说话的)，」陈方安生说，6 月份，她曾经尝试约林郑一谈，但特首「事忙」，拒绝了。
这一年，香港有难。年轻人一批批走上街头，受伤、被捕、被控，脚步半年不停，许多老人也忍不住走出来。70 岁的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 7 月份在明报撰文，罕有批评政府「犯下严重的政治判断失误」，呼吁撤回修例，成立由法官带领的独立调查委员会；72 岁的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周永新多发长文，希望政府莫以暴制暴，应主动回应市民「复和的盼望」；7 月 23 日，陈方安生联同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政坛元老李鹏飞等，再发联署声明，强烈建议设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民冲突和修例引发广泛反对的成因......
劝勉石沉大海，有的则被明确拒绝。冲突延蔓近半年，香港的街景和人心均已大变。
10 月底，在湾仔办事处接受专访这天，陈方安生依旧快语连珠，但也显得矛盾。她说自己理解年轻人的愤怒，「他们觉得今时今日到这个地步都不站出来发声，日后就没有机会」，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街头暴力，包括破坏港铁、破坏部分商铺、私了不同政见市民等，她表示无法接受，也忧虑反抗者失去道德高地和部分支持；而另一边，香港警察和政府官员的表现又每天刷新她旧有的认知。
事已至此，越缠越深，仇恨和反扑看来难以停息，五个月前的建议早已显得单薄。「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政治决策，时机至为关键。) 你采取一个行动，先后有好大分别，如果在 6 月的时候已经答应撤回逃犯条例，跟著就不会有示威，更不会有暴力升级。」
那四年，中央非常非常尊重承诺
陈方安生本名方安生，祖父为国民党抗日名将，父亲为纺织品商人，母亲为国画大师，师从张大千等，1948 年举家从上海来港定居，两年后父亲去世。在家人援助下，母亲独力扶养陈方安生等八名兄弟姐妹。陈方安生笑说，在方家这个大家族，面对紧张的时局，不同家庭成员也持有不同政见，面对社会严重撕裂，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别是参与政治，你真是要不要太执著、介怀。」
今年 79 岁，22 岁港大文学院毕业后就加入政府，在官僚体系中打滚 38 年，退休后做过立法会议员，组过智库，倡议普选，也被认为和英美政府有紧密联系。对于政治繁复，陈方安生并不陌生。
她的黄金时期落在另一个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从政者少，女性寥寥无几，在港英政府，她凭借标准的英式英文、亲切的露齿笑容和干练的决策手腕，仕途稳健，被称为「铁娘子」，外号「陈四万」，夺下一连串纪录——她是首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79 年成为首位女性署长，回归前夕，93 年，她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名女性布政司，担当港督之下的政府二把手，统领全体公务员。
跟足程序、效忠政府、不偏不倚、用有效的方式为政府推行政策，是公务员菁英的准则。面对 97 回归，陈方安生直言，当时从社会各阶层到公务员团队都有疑虑，而作为公务员之首，她说自己既要负责稳定公务员军心，也要进行海外游说，「推销《联合声明》，推销《基本法》」。
在陈方安生看来，22 年前的主权移交意味著香港的「宗主国」从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英国，转换成「一党专政、共产主义的中国」，对于后者，特别在六四事件之后，不少香港人心有疑虑。
「但那时英国并没有咨询香港人问 『喂你们想不想回归呀？』，根本是《中英联合声明》谈好了之后就对香港人说：『就是这样了。』好多人都有怀疑，否则怎么有这样多的人申请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起码拿著外国护照有个保险。」
对于香港前途，国际上同样充满不确定。「我记得回归前后数年，北京都鼓励我们出外游说国际接受中英联合声明，去美国、加拿大，与他们国会，政府内部的人、与他们的商家会面，说服他们不需要担心，」陈方安生说，去外国游说时，她会这样介绍：「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已经稳定了香港，回归后换了一面旗及宗主国，其他方面绝对是没有改变的。香港仍旧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市民可以享有一切的人权及基本自由，就算是普选，都是北京答应香港人，写了在《基本法》上面的。」
1993 年 9 月 21 日，陈方安生获时任港督彭定康委任，接替霍德爵士为布政司，成为了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
Photograph by 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现在回头看，许多港人明白，回归意味的，不仅仅是「换一面旗」。近年，中央发布对港白皮书，强调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外交部发声明指《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及约束力」，人大多次对《基本法》释法，中联办在香港选举中扮演愈发关键的角色，动则召集建制派，各级中央官员愈来越多地对香港事务发表指导意见，陈方安生说，香港人这半年来爆发的愤怒，是有一个「历史的积累进程」。
「根据基本法，中联办是没有任何的角色，为何近几年越来越粗暴干预香港内部管治？以往还会掩饰一下，但近几年连掩饰都完全不掩饰一下，现时为何建制派听中联办听得多过我们的特区政府？这是怎么样的一国两制？」她反问。
陈方安生强调，回归后的四年里，中央在香港本地事务上河水不犯井水。最初，中央在港的联络机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你从来没有听过姜恩柱 (编按：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会出来指指点点」，2000 年转变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我做四年政务司司长的时候绝对没有 (受干涉)，甚至，我们与中联办是没有任何的来往及关系。」
「那四年，中央是非常非常尊重它的承诺，在言行方面，从来没有干预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不过，港督换成了特首，「港人治港」并非那么简单。97 之后，首任特首董建华酝酿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试图将原为公务员体系的司局长变成特首的政治任命官员。早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负责构思和推行这一政策的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表示，当时政策目标一是「让主要官员向市民负责」，二是给予特首「更大的空间」、「选择协助他施政的司局长」；而在政治任命官员之下，是坚守「政治中立」的公务员。
陈方安生不认同这一改革。她最终选择在 2001 年提前退休，彻底离开工作 30 多年的热厨房。外界也有声音将她的离任解读为她和董建华的不咬弦。不过，她称，当时自己担忧的是，增加并非由普选产生的特首的政治任命权，将极可能导致政府任人唯亲、唯忠诚，打破原本公务员体系任人为才、为能的系统。
「(如果我) 不退下来我就没有选择，一定要为董先生出去推销这一套所谓高官问责制，还要对人说有多好、有多能提高效率、有多能提高高官的问责，全都是假的，我为何要这样做呢？我不需要为五斗米而折腰。」陈方安生语速飞快，「作为公务员做了 30 多年，希望离职的时候能够 leave on a high note(急流勇退)，而不是被迫退下来，既然我不能为你推销，我就走。」
不如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