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疗法
冲击疗法
新冠肺炎疫情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种新型经济威胁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是害怕本身，富兰克林·罗斯福那句话大概是这么说的。在许多次经济衰退中，情况确实是如此——人们因焦虑而不愿消费，成为威胁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眼下，世界对新冠肺炎疫情 (已导致超过 2000 人死亡) 的应对也不例外。亚洲各国央行都在放松货币政策，各国政府也在拟订开支计划以求限制经济损害。
但是，新冠肺炎并不是那种常规的经济威胁。为遏制病毒传播，政府限制了经济活动：工厂被关闭，供应链中断。相比企业和投资者因为忧虑而紧缩开支，这种中断对供应的冲击更难应付。当人们停止消费，增长会放慢，通胀会下降。但当供应受限，即便是在经济摇摇欲坠之时价格也可能加速上涨。上世纪 70 年代，经济学家首次开始对抗「供给冲击」问题，当时粮食和石油供应减少，终结了持续 30 年的空前增长，开启了「滞涨」时代。「供给冲击」分裂了经济学家的圈子。可以想见的是，他们为政府应该先解决高失业率还是高通胀争执不下。主张先抗击通胀的鹰派最终胜出，奠定了之后几十年里央行决策的基调。
和 70 年代石油与食品短缺一样，新冠疫情给全球生产的一大支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威胁。只要中国工人的出行受限，这个全球最大出口国的商店、办公室和工厂就会闲置。这继而导致依赖中国供应的企业库存减少，经营活动受抑制。2 月 17 日，苹果公司向投资者发出警告，称供应链问题令 iPhone 生产受限，可能导致营收减少。因为零部件短缺，汽车制造商现代已经减少了韩国工厂的产量。18 日，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表示可能会在两周内耗尽零部件库存，公司已经让人把零件装在行李箱里从中国空运过来应急。
但是，尚不清楚在 70 年代形成的对供给冲击的看法是否仍适用于当下。事实上，对需求的冲击和对供给的冲击之间的界限很模糊。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布林德 (Alan Blinder) 和美联储的杰里米·路德 (Jeremy Rudd) 在 2013 年发表的论文重新审视了滞涨时代，认为 70 年代失业率飙升不能单从供给面来解释。他们表示，价格上涨的需求效应其实影响更甚。它增加了不确定性，减少了家庭可支配收入，令存款贬值。
后来发生的事支持了这种对供给冲击的影响更加细致的看法。2007 年，油价飞涨重挫美国家庭消费，助推了经济衰退。2011 年的地震、海啸以及由此导致的核事故沉重打击了日本产业。和中国一样，日本也在全球供应链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场灾难导致产量和出口急剧下降，经济活动长久地从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转移出去。但尽管遭受这样的破坏，日本仍处于通缩状态。理论上，关税上调会中断供应，推高价格。但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战的主要经济影响是信心削弱、商业投资告吹、利率下滑。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中国游客的旅行计划取消。这两方面的影响如同以往一样拖累全球需求，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之后就是这样。
眼下的情形也与 70 年代大不相同。关键在于全球通胀仍离奇地处于低位。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以推出刺激措施而不致加剧已有的通胀。在中国，销售损失可能导致裁员、进一步削减支出以及经济严重滑坡，政府似乎有正当理由推出支持措施。与中国关联紧密的经济体也在采取行动刺激支出，这是对的。日本去年决定上调消费税，导致 2019 年第四季度 GDP 年化下降了 6.3%，现在回头看，这项措施太不合时宜。
如果新冠疫情蔓延到全球，那么整个全球经济无疑将需要一剂强心针，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届时主要的并发症将是央行缺乏弹药，毕竟利率已经很低。但是，即使病毒被控制住，在那些受影响较小的国家里，政府也可能要忙得焦头烂额。面对供应暂时中断的冲击，政策制定者必须向公众保证增长和通胀最终将恢复常态，就像现代央行如今在油价飙升时尽力去做的那样。但如果中断长期持续，那就需要做出调整。必须找到新供应商，签下新合同，寻找新客户。受挫的企业可能会决定这次终得要甩掉中国供应商了。这类变化的影响难以预测。
深感不适
假如中国经济因此而进一步下滑，它可能会把西方经济体往通缩的方向拽。但假如几十年来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过去 20 年全球通胀受抑制的原因) 逆转，那么蛰伏的价格压力可能会被唤醒。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再次面临痛苦的抉择，即在经济衰退时是否出手抑制通胀加剧。
对于深受未知数困扰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都会带来严峻的风险。可惜的是，增加生产链和金融系统的韧性的时机已经错失。也许全世界在这场疫情爆发之前就应该领会上世纪 70 年代最重要的教训：冲击总会发生，而且会以骇人的速度把人们已经烂熟于心的经济地形变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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