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疫情在家，想好好整理一下之前在蘭嶼的田野筆記，寫一些新的東西。在此之前，先整理一些舊的，以下是三篇蘭嶼舊作。

一、異鄉人 — — 謝福美：回到蘭嶼，一個達悟女人的兩種生活。2017年11月24日。原刊於端傳媒。

二、島嶼筆記：一場姐妹聚會，蘭嶼女人教我的事。2019年1月12日。原刊於南方人物週刊。之前在 matters 上發過，不綴。https://matters.news/@islander/島嶼筆記-一場姐妹聚會-蘭嶼女人教我的事-zdpuB1ybooqoJUiqPBBEyrDEUFKwT22maTBuqMPpx2xZmbc3R

三、唱作不一樣的原住民歌：謝永泉和他的蘭嶼、母語與飛魚。2019年11月3日。原刊於端傳媒。

異鄉人 — — 謝福美：回到蘭嶼，一個達悟女人的兩種生活

Sinan Yongala，你到底是誰？

從大島返回小島21年了，她每一日的生活，都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Sinan Yongala，是蘭嶼達悟族東清部落的一個母親、妻子和女兒，Sinan意為母親，Yongala是她長子的名字。漢人改變達悟人的命名方式，將戶籍制度植入她的家族，命這家族的親生兄弟一個姓黃，一個姓謝，姓謝的是她的爺爺，她就被取名叫謝福美。

「大島」是蘭嶼人對台灣本島的稱呼。在大島的漢人於20世紀進入小島之前，這個距離台東90公里、離菲律賓巴丹群島99公里的蘭嶼島上，達悟人依海而居，男人潛水射魚，女人上山耕種，從不曾想過「大島」的事。

那時，達悟語吟唱的古老歌謠中，勸人不必急著出門，唱的是：「難道你要去巴丹島嗎？」但到了Sinan Yongala父母的年代，老人的吟唱變成了：「你們幾時才會回到家鄉？……那個台北，是你們不斷回去的地方。」

現在沒什麼人叫她Sinan Yongala了。大家都叫她謝福美，是那個「住在xx民宿後面」，「蘭嶼第二家7–11旁邊走上去的」，那個拍紀錄片的福美。貨幣經濟、觀光業、連鎖企業和來自都會的漢人不斷進入她的島嶼，也勾起年輕人對大島的無限憧憬。

「好想出去，去外面闖一闖看一看。」當年18歲的謝福美，就這樣自然地走上了幾乎每個蘭嶼年輕人都不可避免的道路，可是3年後回到原鄉，卻差點成為精神上的異鄉人。

離開小島，去大島做異鄉人

謝福美出生的東清部落，正對清晨海上的第一道陽光，可是也和其他五個部落一樣，留不住年輕人。這裡年輕人的生活路徑可以這樣概括：「國中高中畢業以後，如果沒有繼續升學的話，一定是去台灣工作。」

她自己也一樣。在島上讀完高中，她的家庭無法負擔她出去繼續讀書，成功大學在蘭嶼的高職分班「成功商水」是蘭嶼的最高學府，也成了她繼續就學的唯一選擇。她讀的是水產系，「因為當時只有水產系」。那麼就讀吧。

「有總比沒有好，有個文憑，總比只讀到國中要好找工作」。她心想。畢業之後，她便迫不及待地和幾個同鄉朋友一起到大島去找工作。

年輕人離開小島，留在蘭嶼的多是老人和小孩。這種情況在冬天尤為明顯。夏天，觀光客湧入蘭嶼，給島上的民宿、餐廳、潛水、導覽店帶來生意，也給打零工的達悟族年輕人帶來工作。但每年雙十節之後，東北季風開始吹襲蘭嶼，天氣變得極不穩定，風大浪大，飛機與船班頻次大減，觀光客離開，也帶走夏季的工作機會，直到下一年4月。台東縣去年底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島上4276個現住的原住民中，只有35%是20歲到40歲之間的青壯年勞動力。年輕人都去哪兒了？

台中和台北，是蘭嶼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最集中的地方。幾十年外出打工，蘭嶼人逐漸聚集在台中的潭子、豐原、大雅、神崗，和台北的板橋、三重。女孩子大多做服務業，餐廳、超商、小店鋪，也有的進工廠，例如鞋廠、紡織廠。男孩子則大多進入建築業和製造業，做綁木工、綁鋼筋工、零件加工和修理。

謝福美就在台中的頂好超市謀得了一份收銀員的工作。可是在大島闖蕩比想象中辛苦太多。學歷限制了她能選擇的工作，辛苦，賺得又不多。早班五點多就要在公司等卸貨，然後出勞力搬很重的貨物，擺上貨架，再做一天的收銀，下班時間也不一定。工作換來的，是一個月一萬多台幣的薪水，她和幾個蘭嶼人合租，每個月一共要付八九千的租金，還要花吃飯和交通的錢。

在出去之前，她的大哥就勸她要去同鄉聚集的地方，好有人照應，她聽了。原因是「怕」。怕什麼呢？她說：「在那邊和人家也不熟，我們又是鄉下來的。」而和偏鄉去都會打工的漢人相比，他們的達悟族面孔又給他們帶來加倍的困難。

「我們的自信心會比一般人不夠。」謝福美說：「也有很多年輕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特別是在原住民很容易被歧視的年代。」

被從其他地方來蘭嶼的人歧視和欺壓，曾是不少蘭嶼人的共同記憶。謝福美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就聽媽媽講，那時候媽媽在蘭嶼讀國小，只有上午教一下很簡單的漢語拼音，其餘時間每天都要抓「野味」給老師做午餐，還要被老師趕著上山砍柴。那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剛剛從日本政府手中接過蘭嶼的中華民國政府，把蘭嶼用來放逐犯錯的軍人、老師、警察和公務員。在朗島部落經營民宿的達悟男人，也還記得小時候被籍貫山東的老師大罵：「再講鬼話老子就斃了你！」「鬼話」，指的是達悟族的語言。謝福美母親的回憶也是，「那時的老師都很壞，會打人，很兇」。謝福美說：「那時島上的人很單純，外面來的人有拿槍的，還有犯人。你不知道他們要幹嘛啊，怕被打，就只好很聽話。」

達悟族不是唯一被這樣對待的原住民族。一直到了謝福美離開蘭嶼，到大島打工的1993年，原住民還被叫做「山胞」，比「山胞」更難聽的歧視性稱呼，還有「山地人」和閩南語「番仔」。一年後，始自1984年的原住民族正民運動才終於爭取到修憲，「山胞」被修正為「原住民」，但歧視並沒有隨著法律條文的改變而一夕消失。

這一年，已在大島打過不知多少底層零工的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已經完成大學學位，回到蘭嶼另一端的紅頭部落，決心要把漢人在1982年塞到蘭嶼的核廢料遷出去。而他同在大島打工回來的妻子則是勇敢的達悟女性，出身漁人部落的她在台北的工廠曾為同鄉出頭，呵斥工頭：「她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你不要欺負她！」

用夏曼·藍波安的說法，這樣的環境，讓在大島謀生的蘭嶼人「需要很多的心理調適」。更何況達悟族是台灣16個原住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屬巴丹語群，和大島原住民在脈絡上又不相同，更難以融入。到謝福美這一輩，情況稍微好轉，但她說，年輕人還是會「心態複雜」。

而日復一日的勞力工作，不僅重複，也讓謝福美看不到自己的價值。她開始想念自己高中時的愛好：「我喜歡寫東西。」她的漢語讀寫都還不錯。在台中轉眼三年，當年那個興沖沖離開小島的少女開始想得比較多。她說：「做服務業不是我的初衷。」換了幾份工作，也都差不多。「我的出路在哪裡？」

就在此時，1996年，一通電話讓她回到了蘭嶼。她卻沒想到這一回去，就是21年。

回到小島，我的文化到底是什麼？

給謝福美打電話的，是蘭嶼第一個本地基金會 — — 蘭恩文教基金會的創辦人林茂安。林茂安出身高雄，以社工身份服務蘭嶼21年，他邀請謝福美到蘭恩文教基金會旗下的《蘭嶼雙週刊》工作。《蘭嶼雙週刊》是小島第一份本地報刊，1985年創刊，至今仍在發行，最初的服務對象正是在台灣工作的蘭嶼年輕人，定點寄送，一解鄉愁。

在網路甚至是電話都不普及的年代，雙週刊成了小島家人和大島遊子的重要溝通渠道。父母會通過雙週刊給孩子留言，最受歡迎的還有謝福美負責的「鄉訊」欄目，「比如這個部落哪一家生小孩、大屋落成、大船下水」。她也常常需要拿一個小DV機，去拍攝島上的各種歲時祭儀和大小活動、比賽，拿回基金會做記錄用。

搬出了在台中合租的房子，回到東清部落，她圓了自己寫東西的夙願，每天迎著海面升起的旭日騎車到美麗的八代灣，在雙週刊的辦公室體面地上班。日子平靜，事業有了出路，可她卻看到越來越多的危機。

「交通、醫療、文化。傳統技藝、祭典儀式、母語傳承。外來的東西一直不斷進入小島，每個領域都在改變。」

這是她從前看不到的事。在大島闖蕩後，這份扎根部落的工作推著她慢慢看回自身。比照作為他者的大島，她看到了自己的島嶼。多年後回想，她覺得回來是一件幸運的事。「也許我沒有到雙週刊工作的話，就跟很多在外面工作的年輕一樣，沒有意識到蘭嶼的文化是這麼重要。」

她看到這文化不僅重要，且正在逝去。和她同輩的人當中，已經有不少人和她一樣，只能說少許的族語。她反思自己從小接受完全漢化的教育，環境變化，講國語變得越來越自然，講族語則越來越生硬，父母和孩子在家中對話，也是一半母語一半國語。「有時候我心裡想的是要講母語，可是嘴巴一講出來就很自然，很直接的是中文。」更有些年輕人，只聽得懂幾個族語單字而已。

而達悟傳統的捕魚造舟，也越來越少人從事。在貨幣經濟進入蘭嶼之前，達悟族評判一個家族在部落中的地位，是看男人捕魚的多少，造舟的水準，以及女人種植芋頭的多少。可是逐漸的，能用錢買到的機動船取代了親手打造的拼板舟，外來的大米和麵食取代了本地芋頭所供給的澱粉，貨船運來的豐富肉蛋類取代了飛魚、鬼頭刀和浪人鲹所供給的蛋白質。觀光業興起，留在島上的蘭嶼人靠開民宿、餐廳、紀念品商店以及帶浮潛、環島夜間觀賞來賺錢，或是進入公部門，鄉公所、衛生所、郵局、警察局、天文台工作。蘭嶼人似乎不需要再過傳統的部落生活，也可以活下去了。或者說，再靠單純的捕魚造舟種芋頭，已經沒有辦法滿足現代生活對金錢的需求了。

謝福美這才意識到自己原生家庭的珍貴。她是幸運的，她的家族是東清部落僅剩的幾個家族漁團之一，父親親手打造過拼板舟，熟稔達悟族的夜曆與儀式，也會親身下海捕魚。母親至今在芋頭田裡面耕耘，會挖陸蟹，會做芋頭糕。她想起自己小的時候，除了上學之外，每天都跟著媽媽上山，料理芋頭田。「以前的生活很單純，沒有網路和電話，連電視都只有一兩家開雜貨店的有黑白的。」可她有天賜的遊樂場，「小孩子放學就是山上，海邊，海邊，山上」。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家庭環境，她才知道從前的部落生活是什麼樣。她開始訪談自己的父母，一次又一次，努力地想為小島的文化做保存。她知道自己的年紀太輕，很多部落生活已經沒有辦法參與，但「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

「你的文化到底是什麼？如果沒有文化做根基，你怎麼去跟人家講你的東西？你對自己的文化都不夠了解，你要怎麼讓人家知道你到底是誰？」謝福美瞪大了眼睛，語氣前所未有的強烈。「如果人家問我的時候，一問三不知，我會覺得很慚愧啊。」

這種強烈的自我詰問，促使她把自己的家庭拍成了一部又一部紀錄片。9年前，《蘭嶼雙週刊》給了她一個機會，去原住民族電視台做數位影音培訓，她留職停薪半年，到台北學習紀錄片的拍攝和剪接。在結訓作業中，她記錄了家族漁團五十年一遇的10人大船造舟過程。這也是她的第一部紀錄片，她取名為《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

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

「我是海，我是島嶼，我是人。」這是原住民樂舞團體「原舞者」在去年的演出「Maataw浮島」中，描述蘭嶼的話。達悟文化中，海洋由男人主導，陸地的工作則交給女性，部落的家庭分工才令島嶼完整。

對男人來說，與海相處的方式，除了潛水射魚之外，還藉助重要的出海工具，拼板舟。拼板舟又分為10人大船、小船、有雕刻和未雕刻的，以10人大船的地位最高。當時謝福美年近70的父親透露心願，要在晚年尚有體力的時候，做一艘屬於自己家族的10人大船。

一艘10人大船，需要由至少5種木材打造的27塊板子拼接而成，不用釘子，是為拼板舟。5種木材包括a ci yi（龍眼樹）、i tap（欖仁樹）、mozgi（麵包樹）、kolitan（台灣膠木）和poro（蘭嶼赤楠）。所有木材都由家族男性上山砍伐、切割成型，再組裝、雕刻、上色，工程浩大而漫長。那一年，她的家族中有6個直系親屬家庭參與了造舟。

女人的工作也很繁重，謝福美跟著母親一起，從男人上山取材的第一天起，直到大船下水儀式完成，在三四個月中每天都為家族的男人準備食物。「中午一定要有，如果男人工作到傍晚，也要給他們準備晚上的食物。」在沒有外來食物的年代，這些食物就是女人種植的芋頭。

下水儀式前幾天，謝福美的母親穿上傳統盛裝，到水芋田把成熟的芋頭一顆一顆挖出來，洗乾淨，在儀式上堆滿了大船內外，是對大船最好的祝福。父親則帶領家族的男人抬起大船，舉行盛大的拋船儀式，直到護送大船下水，帶回第一筆漁獲。

紀錄片《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拍完8年後，謝福美的父親去世。這段為文化保存而記錄的影像，也成了她懷念父親的方式。

謝福美之後的紀錄片中，越來越多地出現她自己的身影。她拍攝母親作為達悟女人的傳統部落生活，自己也真的開始學習和思考，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達悟女人。

她在紀錄片《男人不知道的事》中拍攝母親和親戚中的女性長輩怎樣上山挖陸蟹，製作芋頭糕，最後自己也穿起雨鞋，戴起草帽，趴在地上挖起陸蟹來，拍攝者變成了還不太會使用攝影機的母親。最近兩年拍攝的《另一個家》，記錄她自己成為兩個孩子的媽媽Sinan Yongala之後的部落生活。

2009年，她和同屬東清部落的丈夫結婚，隨後生下一男一女。這時母親告訴她，在達悟族傳統裡，兩個單身男女決定共組家庭之後，必須離開原生家庭，在附近找一塊地，蓋屬於自己的房子，開墾屬於夫妻自己的水芋田，這才能叫做成立了「另一個家」（達悟語matarek so vahey）。男人要開始練習造舟，造完以後就要下水捕魚，女人種植芋頭，也要學習達悟的傳統織布技藝，製作衣服。

讓她印象最深的，是這一句：「我媽媽那時候說，既然你們已經組織家庭了，不可能每次傳統祭儀的時候，都要爸爸媽媽拿芋頭給你。」謝福美意識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你已經是一個個體，一個單位，一個家庭，總不能每次都伸手跟媽媽要，你是沒有手沒有腳嗎？」

就是這一句，讓她在40多歲的年紀，和丈夫背上鋤頭，帶上攝影機和三腳架，到深山裡一邊開墾，一邊互相拍攝。「噢！那個過程。」她現在想起，仍然苦笑著搖頭歎氣。把一塊荒地變成水芋田，需要用手拔除土地所有的雜草，用泥土圍出田埂，再引山水到田裡灌溉。

從第一天開墾到種下第一顆芋頭苗，從沒有做過農活的夫妻倆用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開墾之後，種植和護育就是女人的工作了。可芋頭苗從哪裡來呢？還是要去找媽媽。蘭嶼的芋頭苗算一算也有七八種，媽媽告訴謝福美，黑色莖的芋頭苗果肉最好，要種在邊邊，才不容易被風吹倒。種下之後，三不五時就要去除雜草、看水流、捉蛀蟲，直到一年多以後芋頭才能收成。

部落女人不易做，謝福美拍了那麼多年，可第一次感受如此之深。「真是自己試過才知道。」

可辛苦還沒有結束。好不容易種下的芋頭，本以為可以在飛魚祭前幾個月收成，卻遭遇了不速之客山豬。山豬會聞到芋頭果實的香味，從鐵絲網下面鑽進田裡偷吃。「結果整個芋頭田被山豬夷為平地！我跟媽媽當下就直接大哭！媽媽說，怎麼辦啊，你們好可憐，你們第一次！」

她自己還留存一線希望，「我想說底下應該還有幾顆剩的，結果一顆都沒有！」可是哭完傷心完，芋頭還是要繼續種。「這就是部落的生活啊。在早期，沒有芋頭就沒有東西吃，必須要種。」幾個月後，她去補種芋頭，但已經趕不上那一年的飛魚祭了，只能為明年努力。

「我看到了我的原生家庭給我的文化養分。」回到小島成為真正的達悟女人，雖然出師不利，但她仍在一步一步地練習。

怎麼辦呢？我們的未來

然而，今天的蘭嶼人已經不能再忽視貨幣價值。儘管謝福美非常努力地記錄和保存島嶼的文化，身體力行去記住屬於達悟女人的農耕智慧，可是那終究無法成為她全部的生活。她很坦白，也很苦澀。「現在住在部落很辛苦的一點是，你總是要想著錢的事，忙著賺錢。」

為了照顧家中兩個年幼的孩子，她在6年前辭去工作，離開了《蘭嶼雙週刊》。但造舟、捕魚、種芋頭，並不能帶來經濟收入。現在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是丈夫從事觀光業，她則時不時接一些關於蘭嶼的短片和紀錄片拍攝專案，補貼家用。

什麼都要錢。孩子未來讀書，也一定需要錢。開墾第一塊水芋田時，丈夫常常要花時間帶遊客來賺錢。本只能由本族男性觸摸和使用的拼板舟，讓女遊客體驗一次就可賺到幾百台幣。帶遊客浮潛一次的收入，可能比抓一夏天的魚都要多。7–11售賣的外來食物養刁了小朋友的嘴，傳統的芋頭糕不加點外來的白砂糖，也有人吃不慣了，但在7–11工作的收銀員，又何嘗不是迫於生計的年輕族人？既要在現代生活中謀得生存，又參與真正的部落生活，怎麼可能是件容易的事呢？哪種生活是該拋棄的呢？

金錢總與傳統的部落生活尤其是歲時祭儀產生衝突。每年2月到10月的漫長飛魚祭，從大島回來參加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少。她感覺到這一代已經有喪失了許多祭儀的知識，過程簡化，到最後祭儀可能就會消失。

她為此感到焦慮。「這很危險，我很難去想象今後會有怎樣的文化斷層。時間過得那麼快，哪一天老人就離開，是說不準的。」

從她18歲離開蘭嶼到大島去打工，至今已過了24年，可蘭嶼的年輕人在高中畢業之後，仍然要面對同一個選擇：留在島上，還是去台灣？如果留在島上，也許有機會參與真正的部落生活，但能否維持穩定的收入？如果去台灣，有機會讀大學的話，讀完還捨得回到部落嗎？如果沒有機會讀大學，又是否只能永遠做底層的打工族？

怎麼辦呢？我們的未來。

就像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在小說《安洛米恩之死》中的話，「必須學好華語漢字，在台灣求職謀生才有競爭力。」安洛米恩的大哥無法適應大島的生活，在自殺前，這樣提醒弟弟。小說接著寫道：「然而，年少輕狂的他不認為如此……只要下海抓魚，其他的瑣事好像都不存在似的。怎麼辦呢？我們的未來。」

她也開始為自己的兩個孩子思考這個問題。沒有讀到大學的她，還是希望能賺到足夠的錢，讓孩子去大島讀大學。讀大學，自然要學好國語，可她又想在家和孩子多說族語，希望能兩不誤。

「這是蘭嶼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孩子都一定會面臨的問題。」

剛剛過去的10月，謝福美忙著給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交最新的紀錄片製作計劃，她要拍攝蘭嶼快將消亡的小米文化。達悟人在不同祭儀中給小米賦予了至少二十種功能，其中已經消失的一項，就是在飛魚祭中的祝福祭，達悟女人要以煮熟的小米點在水源地的石子上，祝福芋頭田與家中的孩子。而東清部落只剩一兩戶人家還在種植小米，包括她的媽媽。

片名暫定為《小米的祝福》，謝福美打算請母親帶著自己和女兒，去自己開墾的芋頭田上，重新做一次這已經消失了四五十年的古老儀式。

在現代性危機下，回到蘭嶼，並不就等同於回歸了原鄉。你有多認識你的家？她和幾代蘭嶼人一樣，差一點就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親密感。為了不成為身在原鄉的「異鄉人」，她作為謝福美和Sinan Yongala的兩種生活，都在繼續。

（原文刊於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124-strangers-SinanYongala/）

唱作不一樣的原住民歌：謝永泉和他的蘭嶼、母語與飛魚

在蘭嶼北端的朗島（Iraraley）部落，謝永泉的家裡，有一塊短短的木板。這是他父親在50多年前，去部落後方的 Jipaparey 山頭，從一棵龍眼樹上砍下來的木板。木板曾經很長，父親用來蓋達悟族的傳統屋。屋子的門板、柱子，都從木板上削下來，越削越短，主屋就蓋成了。

akamakey netneten a mazovo

我多麼希望你 快快長大

mo ovey ta tazing napa no oyat ko

助我一臂之力 我的寶貝

maci samorong do ni zasa kayo

因為我不知道 誰能夠幫助我

do ni yahap a moing no vayo a vahey

扛起木板的另一端 我所拿的 新屋的門板

— — 達悟族歌謠《快快長大》，謝永泉父親作詞

拍攝：鄭勝奕

蘭嶼位於台東外海，是黑潮攜飛魚經過之地，六個部落的達悟人世代生活於此。達悟人將蓋傳統屋視為人的榮耀之一，然而此事費時費力，光是在山上砍伐、收集建材，就需要兩年的時間。在父親蓋起一生第一座傳統屋的時候，謝永泉還是個小男孩。山中布滿芋頭田，父親不敢將沉重的木板放在地上拖行，唯恐壓壞了族人的芋頭，只好獨力扛在肩上。父親想起幫不上忙的小男孩，便唱道：快快長大！快快長大。

多年後，2014年，已經55歲的謝永泉第一次在眾人前用麥克風大聲唱出這首父親的歌，還獲得部落歌唱比賽的冠軍。小島人情緊密、資訊互通，一個椰油（yayo）部落的老人聽了，對朗島部落的朋友說：「你們那個小傢伙唱得不錯啊！」沒去現場的人便紛紛好奇詢問，謝永泉，你唱了什麼？自此，人人知道朗島的謝永泉會唱母語歌。

他本是一名天主教傳教員，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在部落、教堂和學校做傳統地名復振、傳統文化講解、族語教學，還曾是部落會議的主席，蘭嶼電台的節目主持人，《飛文季刊》的發行人，也曾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擔任公職。人生的上半段走完，從眾多道路之中，他選擇了母語和音樂，作為人生下半段的主題。

曾有部落的人對謝永泉說：「為什麼我們歲時祭儀都播陳建年的歌，我們自己的歌呢？」難道蘭嶼沒有自己的歌嗎？他自此創作十數首母語歌曲，有從傳統歌謠中改編的，也有全新的現代生活場景創作，有古調，也有民謠，還融入蘭嶼式的「說唱」念白，在三個台灣年輕人的幫助下，即將推出專輯。這會是蘭嶼第一張母語創作專輯，歌聲中講述的，是謝永泉看到、聽到、身體經驗到的蘭嶼。「這是我在我生活的島嶼，唱給你的歌。」

徬徨少年時

謝永泉的族語名字叫 Syaman Macinanao，意思是 Macinanao 的爸爸。蘭嶼的命名制度為親從子名，一生要有三個名字，從少年時的 Si，到成為 Syaman 即父親，再到成為祖父 Syapen。謝永泉的人生還處在第二個名字的階段，Macinanao 的意思是學習，是他長子的名字。

謝永泉目前的正職是蘭嶼朗島天主教會的傳教員。 攝影：鄭宇騏

「傳統文化的浪、現代知識的浪、西方宗教的浪、外來政治的浪、科技產物禍害的浪，和族人危亡存續的浪⋯⋯我承認我並不是每次都穩穩地面對這些波浪的衝擊。」

而在他成為 Syaman 之前，少年謝永泉也和所有蘭嶼的孩子一樣，面對著國語教育、西方宗教和大島台灣的衝擊與誘惑。他曾著書記錄父親的生命史，名為《追浪的老人》，其中說到自己少年的彷徨。「傳統文化的浪、現代知識的浪、西方宗教的浪、外來政治的浪、科技產物禍害的浪，和族人危亡存續的浪。」他好奇父親如何接招，因為這浪他也領教過。「我承認我並不是每次都穩穩地面對這些波浪的衝擊，我常常像猴子撿到人類的整人玩具後，在好奇心滋長的過程中因突然彈跳出來的小丑而被嚇得狼狽不堪。」

彼時蘭嶼的最高學府就是蘭嶼中學，加上貨幣經濟的衝擊，族人越來越渴望離開蘭嶼，到更大的島嶼台灣去尋找升學和賺錢的機會。國中畢業後，謝永泉第一次離開蘭嶼，去花蓮上學，讀電工科。與父親相熟的神父從台東碼頭接到他，開著車一路往北到花蓮。他寫道：「我在蘭嶼從來沒有走過那麼長的路，長到無法想象的遙遠，而我的未來就在這一路的遙遠之中，向前奔去。」

在公東高工一年，學校線路老舊常常停電，他負責維修學校的水電，右手留下一道疤。畢業考，他考上乙級技術師，蘭嶼原住民的孩子考取證照，是當時的大新聞，還登了報。有電子公司指定讓他一畢業就去工作，校長又特別召見，說可以資助他在蘭嶼創業，開辦電子維修公司。

但他拒絕了，他要跟隨父親。他的父親是蘭嶼第一代本地傳教員，用族語傳教，一生跟隨瑞士天主教白冷會神父紀守常。謝永泉在台北的天主教牧靈中心進修了兩年，被樓下的車聲所擾，幾乎不能入睡。同學們去逛商場，他也逛，但身上沒有錢，什麼都沒買過。

25歲，彷徨少年終於返航，他回到蘭嶼成為傳教員，迄今已35年。然而，這個在西方宗教和國語教育的現代知識上，都表現優異的少年，在返航祖島靠岸時，還並不是一個傳統文化所期許的，達悟男人的樣子。他還要像日後他長子的名字 Macinanao （意為學習）一樣，用一生的時間，在祖島上學習造拼板舟、捕捉飛魚、蓋傳統屋，乃至於成為在部落中受人尊重、有資格出席各種歲時祭儀的 Syaman，成為一個父親，一家之長，乃至於部落漁團的骨幹成員，乃至於領袖。

從朗島部落驅車往椰油部落，途中有一個涼亭，面對 Jirakwa heveng 海域。這是謝永泉人生第一次夜捕飛魚的地方。海風撲面，他指著涼亭背後的山說：「這是我們捕飛魚下網的座標。」這是在海上，父親親身傳授的知識。每年夏季，黑潮帶來大量飛魚群，達悟人在夜間划船出海，飛魚跳出水面，落入網中。謝永泉至今還記得，那一次他們捕到一百多條飛魚，深夜十二點才返航。

「我在蘭嶼從來沒有走過那麼長的路，長到無法想象的遙遠，而我的未來就在這一路的遙遠之中，向前奔去。」

謝永泉在處理捕到的飛魚。攝影：鄭宇騏

從父親那裡學到的，不只是關於捕魚與海洋的知識。國中畢業那年，謝永泉收到了一份禮物，是蘭嶼天主教的于神父送他的一台錄音機。那時正逢父親的傳統屋建好，舉行落成禮，部落親戚朋友齊聚，他第一次錄下了父親的歌。

蘭嶼傳統歌謠中，謝永泉能掌握的是 anood 與 arod 兩種，但當年他只會記錄，卻聽不懂。他的族語不錯，但日常用語和傳統歌謠用的語言，又有不同。例如主人會唱：「不好意思請你來，我家沒有什麼芋頭招待你。」但其實芋頭非常多，這就是謝永泉所說的「反喻」。芋頭是蘭嶼人最重要的主食，芋頭數量多是一種榮耀。或是有的歌詞會有隱藏的意思，例如唱到「香蕉」，但其實是指很粗大的芋頭，是在誇獎對方的物產豐盛。主人唱完，客人就回應讚美和祝福主人，「希望你的家人健康」，「希望你的房子永遠站立」。此時，主人又要根據客人唱的再回應，很不容易，要事先準備好唱什麼才行，謝永泉說，這難度猶如「急智歌王」。

而因為部落親友的關係非常緊密，誰的芋頭田在哪裡，誰曾經蓋了幾次房子，彼此都清清楚楚。所以歌謠的對答中就會出現，「你上次已經蓋了兩次房子，還有你的船下水的時候，你的芋頭也很多啊！」或是，「你在朗島大石頭前面的芋頭田，有非常多的芋頭啊！」

「這是很美的。」謝永泉說，「只有關係很緊密，才能唱得出，才能回應。這就是現代人不容易做到的事。」

不過這些傳統歌謠的意義，當年用錄音機懵懂錄下的謝永泉並不知道。「那時候錄下來，只是覺得爸爸會喜歡聽，想要讓他開心。」直到七八年前，蘭嶼電台邀請他主持一期歌謠相關的節目，每一期請一位老人來唱歌，然後用族語和國語解釋歌的意思，他才開始知道多一些。

在那段父親唱歌的錄音中，也有謝永泉自己的歌聲。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唱歌，自己創作了幾句歌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為我是小孩子，不會唱一些很好的歌詞，所以我只能唱到這裡。」蘭嶼的年輕人很少有機會參與傳統歌謠吟唱，因為只要爸爸在，人家就是邀請爸爸作為家庭的代表。因為是自己家的落成禮，謝永泉才有機會開口唱歌。到他下一次開口，就已經是做了父親以後的事了。

「我非常驚訝地說：akokey no kango kai mo！（親愛的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其實我心裡想說的是，ayako tey kapow（親愛的，我好想你）。」

謝永泉與部落友人彈唱。 攝影：鄭宇騏

唱自己的歌

在做了傳教員之後，謝永泉越發看見基督宗教與達悟族傳統文化的衝突和矛盾。「比如說男人魚、女人魚，教會裡說每種魚都是神創造的都是好的，為什麼不能吃這個？」達悟人把魚類分為男人魚、女人魚、老人魚，女人吃的魚往往最好。謝永泉問母親，為什麼你不吃男人魚？母親告訴他，有一些魚，婦女吃了會不舒服，在沒有牛奶的年代，如果媽媽生病，就無法餵養孩子，所以女人要吃好的魚。達悟族認為，有些魚只吃浮游生物，比較乾淨，例如 ivey（烏伊蘭擬金眼鯛）和飛魚，所以婦女生完孩子第一天就可以吃這兩種魚。而底層的石斑類，因為吃腐食，就不太乾淨。

在傳統與宗教之間來回拉扯了十年，他終於決定，要用天主教的精神來推廣傳統文化，讓兩者可以並行，而不衝突。1999年10月，共68位族人發起成立了「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謝永泉是其中之一，協會的主旨除了傳教之外，更重要的是保育傳統文化、推廣母語。

國語教育和貨幣經濟進入蘭嶼後，1970年代的開放觀光，更把蘭嶼推向了急速的現代性變遷，大人出外打工賺錢，少有人再種芋頭、捕飛魚，孩子在學校上課學國語知識，越來越少的孩子會講族語，在外工作請假、交通都不易，參加歲時祭儀的人越來越少，甚至連部落傳統地景都被冠上了新的漢語名字。在這種背景下，協會開設傳統文化講解課程，培育部落知識解說員，教授年輕的族人傳統夜曆、製貝灰、種小米、織布等等傳統知識，謝永泉是主要的導師。

到了2015年，他把傳統歌謠也納入課程當中，舉辦了第一屆傳統歌謠種子培訓班，分男女班收生，共有40多位族人報名，甚至有60多歲的老人家也來參加。然而，就在他以為歌謠班真的可以讓年輕人傳承傳統歌謠時，第二年再舉辦，卻已經沒什麼人報名了。到第三屆，報名人數只剩7個，其中還有一些是從台灣本島來蘭嶼工作的老師，而非本族青年。

這種挫敗，成了謝永泉在音樂上的轉折點。「我問他們，為什麼不來學？他們說，我學不會那個歌詞啦，不會唱啦。」年輕人的答案讓謝永泉明白，如果連日常使用的母語都不會講，那怎麼能看懂歌詞的意思，又要怎麼學，怎麼唱呢？

「所以我才開始創作，希望年輕人用歌來學習族語。」

「連非達悟族的人都可以唱，這說明我寫的歌是可以被學會的，達悟人就更加學得會了！」

2018年，謝永泉在蘭嶼電台錄音到清晨，在錄音室外就地躺下休息。攝影：鄭宇騏

創作的開始，意味著謝永泉不再是唱父親的歌、母親的歌和部落其他老人的歌謠，而是要唱自己的歌。一開始，他從教會入手，創作了三四首聖歌，結合現代生活因素，一時間廣為傳唱，甚至在牧師封牧和退休的重大儀式上，也有教會唱他的歌。例如一首《Kalamsoyan（小幫手）》，就借用了蘭嶼觀光業興盛之後，每年暑假去打工換宿的「小幫手」概念，用族語來表達「我是天主的小幫手」，很生活化，讓年輕人有共鳴。

此後，他開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尋找靈感，創作出兩首以家人為題材的歌，《Akokey（親愛的）》，以及《生日快樂歌》。Akokey 一詞，在達悟語中既能表達問候，類似「你好」，也能表達關心、親愛。他的大女兒謝潔心曾獨自到台東讀高中，又獨自到台南讀大學，他在蘭嶼，很是惦記。某年春節，在外讀書工作的年輕人紛紛返鄉，但從台東機場到蘭嶼的小飛機卻受到海風影響而停飛，女兒在台東等飛機，謝永泉在蘭嶼等女兒。天氣時好時壞，他不知女兒何時才能回來，卻突然見到女兒出現在家中。

「我非常驚訝地說：akokey no kango kai mo！（親愛的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其實我心裡想說的是，ayako tey kapow（親愛的，我好想你）。」搭配吉他獨奏，這就是《Akokey》這首歌的來由。

另一首《生日快樂歌》則是送給大兒子 Si Macinanao。那年兒子生日，但人在日本，謝永泉就寫了這首族語的生日歌，唱給兒子聽。蘭嶼人原本沒有過生日的習俗，因為傳統夜曆與西洋曆法和漢人的農曆都不同，沒有記錄某年某月某日的習慣，但對兄弟姐妹中誰比較大，或是誰和鄰居的孩子同年，都很清楚。不過，謝永泉發現，「現在越來越多人在過生日了」。「那我就希望我們可以唱自己的族語的生日快樂歌。」

他做部落文化講解，每人有張名片，上有一隻魚，代表自己。他的魚是 ivey（烏伊蘭擬金眼鯛），「是很在意孩子的魚」。謝永泉說，達悟人對孩子有很特別的重視，「我們整個一生的意義，最終是歸到孩子。如果你沒有孩子，你開墾，你養豬養羊，你的抓魚的本領，你講那麼多話，要留給誰？」因此，就有這兩首歌，寫給孩子。

因為曲調通俗易學，歌詞也不難，蘭嶼幾間國小的老師都開始教孩子們唱《Akokey》。椰油國小的「小飛魚文化展演隊」，還在今年夏天把這首歌唱到了波蘭的「國際兒童藝術節」。就像他預想的一樣，孩子們真的透過母語歌，開始學習族語、喜歡族語了。更讓他驚訝的，是兩個嫁到蘭嶼的漢人媳婦，在部落歌謠比賽的團體賽中也唱了《Akokey》，還拿到冠軍。這讓謝永泉感到振奮：「連非達悟族的人都可以唱，這說明我寫的歌是可以被學會的，達悟人就更加學得會了！」

「當天王星不斷閃爍時，正是飛魚迴游北方之島的記號。天神將天閘開啟，使千萬條飛魚湧入，猶如水庫洩洪一般。」

謝永泉在蘭嶼朗島部落的Do Vanwa音樂餐廳演出。 攝影：鄭宇騏

來源於傳統生活的創作族語歌，還有一首《不要吃太飽》，全曲只有兩句，用類似饒舌的念白方式唱出。謝永泉在朗島國小教一二三年級的小朋友，搭配拍手：「不要吃太飽，肚子會脹脹！也不要吃太少，肚子縮進去！」另一首則是成年男子唱的歌，用大量虛詞表達釣不到魚的感歎，歌詞敘述一個人多希望快點天亮可以去釣魚，終於去了，卻沒有釣到。這時人就感歎：「syama-syama-syama！」類似「我的媽呀，太可惜了！」傍晚走到海邊，因為擅長捕魚而人稱「龍蝦王」的好友，一見到謝永泉就對唱：「syama-syama-syama！」默契十足，唱完，二人拍手大笑。

除了對家人的牽掛祝福和美好日常，自童年起見證了蘭嶼巨大變化的謝永泉，也寫出了《Jikangai（你不要來）》這樣的歌。歌詞分為三段。

第一段，寫給觀光客和「把核能廢料帶來的人」：

imo ya jimzapzat do pongso eya am

不珍惜這島嶼的人

jikangai

你不要來

謝永泉說，每年夏天大量湧入的觀光客，給島上製造大量垃圾，甚至還留下廢車。而把核能廢料帶來的人，則是指1970年代末，中華民國政府在未取得部落廣泛同意的情況下，欺騙不懂漢語的族人，指要在蘭嶼興建「罐頭廠」，到時蘭嶼人就可在裡面工作賺錢。豈料，「罐頭廠」運來的黃色大桶，卻是原能會的核能廢料。此後，共有近十萬桶核廢料被放置在蘭嶼，直到1996年才停止運入。達悟人自80年代起發起反核抗爭，要求遷出核廢，但核廢迄今仍在蘭嶼。

歌的第二段，唱給部落族人。

imo ya jimacyanod do keyli am

不關心部落事務的人

jikangai

你不要來

訪問前一天，蘭嶼剛剛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全島划船比賽。謝永泉指著窗外的部落廣播，翻譯廣播的內容：「我們的大船還在野銀部落的灘頭，請大家一起去搬回來。」他搖搖頭，感歎現在的部落族人不理公共事務，不像以前很重視，現在卻連大船放在別人的灘頭，都沒有人去搬。

歌的最後一段，唱給酗酒的人。

imo a ya tey maoyaoyahen a tao am

只有一湯匙酒量的人

jikangai

你不要來

蘭嶼本沒有釀酒文化，但外來的酒從台灣一船一船運入，酗酒乃至於酒後飆車，也在蘭嶼頻頻出現。謝永泉希望族人能認識到，酗酒的傷害很大，「除非你酒量真的很好，你才可以喝。」

雖然歌詞意涵很多，但爽朗的曲調和節奏，也讓《Jikangai（你不要來）》在島上很快流行起來。謝永泉不僅在族語課堂上唱自己的歌，也開始在部落小酒吧 Do Van 駐場，各種划船比賽或慶典儀式，也有族人邀請他去做駐唱嘉賓。他還記得自己有一次去東清國小唱歌，唱完之後，有一個小朋友一直黏著他，還從紙箱上撕下一塊，拿筆給他，說要簽名。他覺得又可愛又好笑：「哎唷！怎麼會有個小朋友來要我的簽名？這個簽名的紙張太酷了！」

他在部落的親友則發明了這首歌的另一個唱法。男人們去海邊釣魚，遇到對方，會對唱「Jikangai！」，互相調侃。「意思是說，你釣那麼少，還不如回家睡覺呢，不要釣了吧！哈哈。」

去年夏天，謝永泉的首張創作EP錄製完成，收錄四首歌，封面主題曲就是這首《Jikangai》。EP封面是大片流動的藍色，天海相接，三隻飛魚由天空流入大海，背後正是謝永泉窗外，正對的兩座山頭。這個場景曾被他寫入那本《追浪的老人》：「當天王星不斷閃爍時，正是飛魚迴游北方之島的記號。天神將天閘開啟，使千萬條飛魚湧入，猶如水庫洩洪一般。」

「你來這裡，看到飛魚季節的時候，飛魚是這樣一大群一大群從海面跳上來，你就知道我唱的是什麼。而不是我到美國，去講我們的飛魚是怎樣，然後給他們看圖片、影片。」

謝永泉與部落眾人一同發起傳統地名復振的行動，此處為Jivahey。 攝影：鄭宇騏

蘭嶼的歌，傳到哪裡去？

2017年，謝永泉在蘭嶼看了一部紀錄片，叫做《尋找甜秘客（Searching for Sugar Man）》。電影講述的是上世紀60年代，一位在美國底特律寂寂無名的歌手 Rodriguez，在20年後的南非意外走紅。其出色的創作和歌詞中的反抗意味吸引了大量南非歌迷，唱片銷售破百萬張。但無人知道 Rodriguez 本人在哪裡，甚至有傳說他早已自殺。影片的最後，導演找到了一直在家鄉做著勞力工作，默默生活的 Rodriguez，而他本人，卻對這忽如其來的盛名淡然處之，仍然繼續原本的生活。

「我看得很感動。」謝永泉說，「一個遠方的族群竟然被影響到，而且我很欣賞他一直還在他的家鄉。我覺得跟我的理念很像。」

把這部紀錄片帶給他的人，是一個叫做鄭宇騏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來自台中，為了服兵役替代役，在朗島國小工作了一年。2017年的一天，他去旁聽朗島國小的族語課，第一次聽到謝永泉的創作歌曲《Akokey》。在蘭嶼做替代役的生活條件並不好，他住在學校的貨倉裡，有蚊蟲鼠蟻，夜裡上廁所還要舉著手電筒走五分鐘到外面去。但好處是，他的住處離謝永泉的家只有十分鐘步行距離，在族語班上相識以後，他就不時接到謝永泉的電話：「宇騏，你上來！」也不說什麼事，他就走過去，往往一起吃飯、聊天、唱歌、喝酒，有時到深夜，便睡在謝永泉家中。一來二去，鄭宇騏還獲得了一個「朗島小鄭」的花名。

鄭宇騏和哥哥鄭勝奕同為獨立樂團成員，也都是影像工作者。趁著哥哥到蘭嶼看望，鄭宇騏就提出，要給謝永泉做一張專輯。謝永泉聽了，半信半疑。鄭勝奕也覺得，錄專輯費時又花錢，真的可以嗎？一個是信任「朗島小鄭」，一個是疼弟弟，兩人到了教會，謝永泉彈唱，鄭勝奕錄音，就這樣完成了第一次專輯歌曲的採樣。

「謝老師的歌就像時空膠囊一樣。」鄭宇騏說。他所看到的謝永泉，和傳統的原住民創作很不同。「謝老師的歌裡面沒有思鄉情懷，沒有都市原住民的漂流情結，這跟很多原住民歌手的創作方向完全不一樣，很奇怪，只是寫蘭嶼的生活。」這是謝永泉創作的出發點，「他在蘭嶼，他創作的位置在這裡。這是很特別的。」

為了讓謝永泉理解一張專輯能帶來什麼，他給謝永泉看了《尋找甜秘客》。他還打算給謝永泉拍一部類似的紀錄片，把整個專輯的製作過程，以及專輯出來後的反應，和謝永泉狀態的變化，全都拍進去。

和當日還沒有步入職場的弟弟不同，哥哥鄭勝奕首先考慮了製作經費的問題。他找了朋友，搖滾樂團「偏執狂」的吉他手吳政儒，用「友情價」，一年三萬（台幣），把朋友帶進了這個計畫。吳政儒說，一張專輯製作，40萬的成本是起跳價。但他們幫謝永泉申請了不同基金會的計畫，總共也只拿到55萬的經費，還不包括人力成本和之後的宣傳費用。

即便如此，甘願，就做下去。他們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幾次進出蘭嶼，向自己工作的公司請假，和謝永泉一起錄音到深夜。他們討論到底編曲的風格是要民謠、藍調還是搖滾，討論要怎麼錄下拼板舟船槳擊打水面的聲音，來替代鼓聲。

吳政儒的樂團主唱是阿美族，本身就對原住民音樂感興趣。但聽了謝永泉的歌，他發現蘭嶼的音樂和台灣本島原住民音樂完全不同。蘭嶼是海洋民族，達悟語也是台灣原住民族中唯一一個屬於菲律賓語系的語言，不論是歌詞的節奏還是曲調風格，都自成一格。

除此之外，謝永泉的音樂還混雜著他成長年代裡，民歌、林班歌以及宗教團契歌曲所留下的歷史痕跡。鄭勝奕說，謝永泉就像一個穿越時空的人。而他們所要做的，就是讓謝永泉的音樂在編曲、配樂上有更細膩的藝術性，能夠打動蘭嶼之外的人，不僅是做傳統文化復振，也要具備能夠打動音樂圈的藝術之美。「大家說起蘭嶼的歌，總是想起陳建年，可是陳建年不是生活在蘭嶼的人，寫的歌也是國語歌。」鄭勝奕說，「我覺得謝永泉的歌更能代表蘭嶼。」

去年的EP只印了兩百張，但很快就供不應求。正式的專輯將把歌曲增加到十首，包括追逐飛魚的歌、搗小米的歌，還有媽媽為芋頭田而唱的歌等等，還可能邀請族人夏曼藍波安和瑪拉歐斯來合唱一兩首。但歌單不斷調整，製作需時，部分錄音工作還得重新來過，預計明年9月才能夠出版。

出版之後，要拿給誰聽？和三位年輕人不同，謝永泉自己不太去想宣傳的事。「我有了專輯以後，就放在這裡好了。你想聽我達悟的歌，你來蘭嶼。」

他說，這是因為只有到了蘭嶼，才能「聽懂」他的歌。「比如我唱的歌當中，有 Jikarahem（漢名：五孔洞）這個地名，那是我常常去釣魚的地方。你聽我唱那首期待去釣魚，卻沒有釣到的歌，你就要到那裡，你來了，看到了，看到浪很大，你才知道我唱的是什麼。」

又比如他唱追逐飛魚的歌。「你來這裡，看到飛魚季節的時候，飛魚是這樣一大群一大群從海面跳上來，你就知道我唱的是什麼。而不是我到美國，去講我們的飛魚是怎樣，然後給他們看圖片、影片。」

「人家問我，你有了專輯以後會怎麼樣，我說我還是養豬啊，到芋頭田裡去放水。」

謝永泉的家，窗外正對朗島部落海域。攝影：鄭宇騏

不過，有一首歌有些特別，在專輯出版前，就已經傳到了菲律賓巴丹島去。巴丹島和蘭嶼的達悟族本是同源，語言十分相近，卻因為殖民的歷史而分隔。在對大島台灣和世界上的其他土地有所認知之前，達悟人形容要去很遠的地方，就講：Ka mangey Jivatan an？（你要去巴丹島嗎？） 謝永泉把這句日常用語改編成歌，歌名就叫《Jika meybezbez（你不要急）》。他曾去過巴丹島很多次，但今年夏天卻有點不同，幫他錄製專輯的三位年輕人提議，讓他和巴丹島的歌手用母語對唱、合唱。大家走在路上、坐在民宿、吃飯前、睡覺前，不停不停地唱，練習兩天，終於成功，還在巴丹島的廣場上表演。

這樣的演出，謝永泉很喜歡。但他仍然不想變成跑演出賺錢的商業歌手。「人家問我，你有了專輯以後會怎麼樣，我說我還是養豬啊，到芋頭田裡去放水。」

製作專輯的三個年輕人仍在想：「蘭嶼的歌，到底要唱給誰聽？傳到哪裡去？我們的市場定位是什麼？受眾是誰？」而謝永泉覺得，要讓蘭嶼自己的族人聽到，回到他吸引年輕人學習族語的初衷，最重要。至於之後的事，就像 Sugar Man 一樣，謝永泉說：「你的歌會傳到哪裡去，是很難預測的。」

原文：《唱作不一樣的原住民歌：謝永泉和他的蘭嶼、母語與飛魚》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103-culture-lanyu-writer-musician/?utm_medium=copy&utm_medium=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