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例外的生活
一種例外的生活 ——
今天我打算逼令自己,真的接受現下的生活狀態,不是一種短期的例外狀況,而將會是持續很久的日常。我不能再逃避這件事,我需要冷靜下來面對它、接受它,然後想一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該怎麼辦。
寒假開始沒幾天,我就忙著籌備政大USR計畫和公共人類學課程合辦的寫作營。現在回想起來,那忙碌的兩天就像一場夢,我們整日和夥伴坐在一起,看喜歡的人講好聽的話,然後討論、寫作。那時我才剛剛搬到台北的第三個家不久,結束了長達一年在指南山上獨居的日子(澄清:不是去指南宮做道姑)。那一年的日子唯有貓咪與我常伴,而我去了好多的地方,和老師請假回了兩次香港,心裡好亂。我想要有夥伴的生活,重新回到親密的人群之中,所以我搬家了。搬完家的那天晚上,我在新家的廚房親手做了四菜一湯,請我依賴和信任的人來吃。Food and love. Safety, intimacy.
但是很快,我逃避已久的農曆新年就來了。父母變幻著各種方法催我回家。我本來一直拖著,想著能拖就拖,在家的時間越短越好。這當中的原因除了慣常已有的代際矛盾與政治鴻溝之外,也有因為我所做的一些事,寫的一些匿名報導而引發的安全考量。那時肺炎疫情只不過是一個很 minor 的考慮因素,朋友勸我不要回家時,拿那時只在武漢有零星確診數據的肺炎出來講,是排得很後的。什麼SARS禽流感豬流感,聽得多了,但是這座城市,從來也沒有怎樣。這座城市最大的醜聞除了貪污的前市長,就是翻掉的動車,都與疾病無關。拖著拖著,寫作營開始的前一天,媽媽說她要在生日當天迎來退休日,希望我回去陪她過這個生日。我不是狠心的人。雖然不情願,但我就回去。
後來的事就是,在短短一個星期內,瘟疫像滾雪球一樣來到我的身邊。最近時,樓上有一戶疑似病例,隔壁樓有兩戶接觸者,街對面的社區有確診。然而在這些隔離和封鎖接近我之前,在武漢封城當天,我就已經第二次改簽了機票,把回台灣的時間提早到了大年初二。此前我還改簽過一次,是回家後三四天,我受不了與父母和親戚相處,覺得快要瘋了,於是把14天的回家之旅改成了10天。第二次改,我改成了7天。武漢封城時,我所在的城市還遠遠沒有成為浙江第一,可是看著武漢封城,那天我對朋友說,我怕疫情擴散會影響我回台灣。那時我還不知道,原來這兩座看似遙遠的城市,有這麼大量的商貿往來。連意大利和法國多溫州人我都是知道的,但就是不知道武漢多溫州人。自然那些人都會回鄉過年,帶著病毒回來,自知的或不自知的。大年初二的機票,不夠早,我不夠心狠。當日中午台灣封關。如果我改到大年初一飛,一切就不同了,然而那是大年初一,回來過年哪可能不過完大年初一。我不夠心狠。
那天是1月26日。我的行李箱在那天合上又打開,到今日沒有再移動過位置,始終在書桌下,好像我隨時要走的樣子。各種出逃我都打算過,但都不能成行。我所痛恨的投胎所決定的國籍,凌駕一切也決定一切,所有學術討論和網路論戰對改變當下的命運都毫無意義,我開始相信,這是命數。我回想了一些曾對我表示好感的非中國護照持有者,後悔自己為何沒有隨便挑選其中一個來結婚。我設想自己若還在香港,那麼已經是連續居留的第幾年,距離香港護照還剩幾年。我設想自己若仍在工作沒有讀書,假期也不會允許我有寒假回家14天的行程安排。但其實,我應該設想投胎,那才釜底抽薪。怨怒和自戕的願望不斷上升,恨,恨一切。整個2月,直到3月的第一個星期,我都這樣度過。
然後我好轉了。這座城市的疫情也好轉了。我可以買到百香果、芒果乾和無糖的養樂多。漸漸地,連口罩和酒精也能買到了。但我仍舊不出門,厭惡出門。這城市沒有我的氣息,我在這裡水土不服,沒有朋友,沒有聲音,無處可去,無處想去。所以我想,不可以死在這裡。要死在讓我感到自由的地方,死在喜歡的地方,例如海邊,然後想想,是鯨魚還是鯊魚,會慢慢吃了我。
父母已經不太敢對我提出什麼要求,當然,這也是因為我不再與他們爭吵、發難。我累了,也無計可施了。我不再說要出走,因為瘟疫已經蔓延全球。我不再辯駁,任由他們去相信新聞聯播,相信中國是世上最安全的國家,from now and forever。我們達成了一種表面的相安無事,把生活空間區隔成三塊,各自生活著,只是一起吃飯。在這個長年沒有我氣息的房子裡,我徵用了一間儲物室來作為我的書房。然而最讓我感到安全的房間,還是臥室。最自由的時空是在夢裡,昨夜我夢見一個很好的人,我們在台北重逢,他驚訝地看著我走出房間,走向忠孝復興那條滿是小吃店的街。
我過得忘了日期和星期幾,好像是故意的。我發覺自己在製造一種假象,把這段日子視為一個蟲洞或是什麼,而不讓它屬於原本的生命、時間。或是,不承認它屬於原本的生命和時間。我在一種漫長的例外狀態裡醒了又睡,睡了又醒,雖然仍舊活著,仍在進食、上遠距課程、做作業、洗澡、睡覺,然而那好像是另一個我。從原本的我之中,生生地拔起,丟到一個躲避了十年的地方和家庭,然後困在這裡。
不少人寫文章數算,歷史上曾有什麼瘟疫滅掉了帝國。我卻覺得這場瘟疫,實在是帝國的最大助力。帝國不方便做的事,它全做了。帝國不方便殺的人,它全殺了。多麼省力。到頭來,帝國還可以站出來教全世界要怎麼用數字極權和全方位的人身管控,來進行這唯一正確而古老的隔離,並為之大做文宣,搖身一變為救世主。帝國用瘟疫來提醒我,一首老歌,「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這種例外狀態,可以持續一個月、兩個月而不拖垮我原本就搖搖欲墜的精神,但如果是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半年、一年呢?我必須承認這種例外,將成為我新的日常了。
不去想疫情何時能真正受控,不去想歸期,什麼都不想,這樣的日子怕是到頭了。我不能再不去想了。我真的可以在這個地方,這個時空,這個房間,這個城市,這個家庭,如此生活下去嗎?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起初我會擔心人們遺忘了我。但也許,最後是我遺忘了人們。我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類呢?我可以自洽地活下去嗎?
所以,請與我說說話。請多與我說說話。不要問我怎麼了,只提醒我,我曾經是怎樣的人類,是怎樣的愛人,怎樣的朋友,怎樣的姐姐和妹妹,怎樣的學生,怎樣的同事,怎樣的貓咪飼主,怎樣的寫作者。然後怎麼辦?我要怎麼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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