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滞留者口述：被迫共同生活六十天，我和家人的矛盾越来越大
武汉滞留者口述：被迫共同生活六十天，我和家人的矛盾越来越大
你身在这个地点，但是你跟这个地点其实是失去连接的
2020 年 3 月 08 日中国武汉，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在一个临时的隔离墙前与另一人交谈，该墙是为限制住宅区居民的出入。
Photo: Getty Images
我现在是处于一种长期在家，社会生活消失之后，整个人麻木的感觉。别人问我武汉什么情况，其实我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武汉现在怎么样。就是你身在这个地点，但是你跟这个地点其实是失去连接的。
最早看到这次肺炎的相关消息是一月初吧，但我当初竟然相信了官方放出来的消息。我记得有跟朋友聊，大家都会觉得 SARS 发生过一次了，这次就不可能会太严重...而且虽然我觉得可能会有小的、局部性的比较严重的传染，但是我打心里是不相信会有大规模的扩散。在潜意识里面，我是不相信它会扩散的。
我从小不是在武汉生活，只有以前假期或过年的时候会回来看姥姥姥爷。今年春节前，回武汉之前我也有顾虑，但是因为特别想回来看我姥爷，他前一阵患了心梗，身体很不好，现在全身血管是堵的，过年前两个月一直在送医院。这可能是我们前段时间面临的最可怕的一件事，万一他又需要紧急救治，是没有医院可以接收的。
姥爷已经八十三岁了，每天要吃八种药，封城后一段时间我都在忙活这个事，给他弄药。我们不敢去医院拿药，之前去的那家医院已经被征用为发热门诊，联系到认识的医生，她说过来风险太大了，跟我们说尽量不要去开药。所以我是托了外地的朋友，开了姥爷慢性病的药给我寄到武汉。
一、封城前后
我 1 月 16 号回到武汉，是戴着口罩回去的。之后两天到家门口的咖啡馆工作，我都戴着口罩出去。我们家离武昌火车站不远，人流特别密集，但是没有一个人戴口罩，而且他们都非常奇怪地看着我。
家里人当时也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到接近 1 月 20 号那几天，不是陆续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嘛，我变得非常紧张 ，强烈要求他们不要出门，但还是没有拦住。因为我舅舅和姨夫，他们有一些工作需要在外面聚会，是去那种类似于酒楼的人很多的地方。当时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但我觉得他们完全不相信我说的危险。
直到 20 号晚上，钟南山有了病毒会人传人的公开讲话之后，家里人好像才接受了这个事实，后两天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像有更多的微信公众号消息出来了，他们才开始有一点紧张。当时我们一个口罩都没了，我只带了两个 N95 回来，也都用完了。21 号那天我妈出去买菜，顺便在药店买了 50 个外科医用口罩。那个时候还买得到，但据说第二天全武汉就没有了，整座城市那时也才开始整体恐慌。其实封城之前，大家做反应的时候就是 21 号和 22 号那两天。
封城的消息出来大概是半夜两点多，那个时候我还没睡，还在跟武汉的朋友打视频，因为我们都非常担心，视频一挂，封城的消息就出来了。我有朋友本来是带着孩子过年回他老婆在武昌的娘家，结果他们领着两个特别小的孩子，选择了第二天白天、封城前后，找了唯一一条高速，开车回到杭州的家里，然后主动上报隔离。
当时他跟我说他要走的时候，我很慌，因为要被困在城市里面，但是并不知道这里面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他一直劝我，他说为了生命安全，你一定要想尽任何办法先出来。后来我就把我妈叫醒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得起来开会。大概三点半吧，我跟我妈说封城了，我们要不要想办法，10 点钟之前我们还可以逃出去。我妈直接懵了，但她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就抱了我一下，说「我就算了，我真是后悔让你回来了」之类的话。然后还帮我看了机票，说能不能把我送出去，说舅舅他们可能也不会想办法走。
我记得很清楚，21 号的时候舅舅还在开玩笑，说天呐看上去可怕了，我们要不要买票回去了。但这只是开玩笑，不是那种真的很严肃地在想。后来我想过，好像如果再让我选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想陪在姥爷身边。因为老人没办法走，所以大家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最后家里其他人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封城了。但他们属于那种、我觉得很多中国人都会这样吧，特别会开自嘲的玩笑，或者是用一些玩笑来打发恐惧，每天都呈现这样的状态，就是开各种玩笑，笑声越来越大，可能是为了消解掉一些东西。很多时候都会说「那有什么办法呢」，然后会在我们家庭微信群里面发那种搞笑视频，例如网上有把面粉烙成口罩形状的视频，就发到家庭群里面互相开玩笑。
我中间是跟他们有一些矛盾的，后面我就会选择尽量不交流了。我每天在家的状态特别丧，他们会觉得我不该那么丧，我会说一些特别气愤的话，但他们可能不想听到这样的话。或者是我在很严肃地说，接下来可能还会有物资上面的危机。我记得物资上面的担心大概是二月初，那个时候其实家里面还有很多屯粮，因为过年一般都会屯很多吃的，所以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记得封城的第二天，他们众志成城地跟我说，封城意味着政府肯定接下来会有计划解决我们武汉市民的生活问题。结果等了大概五到六天，才发现封城这个决定，并没有伴随任何其他的考虑或者政策，只是先把城封了。大概元宵节前后，发现家里的存粮真的吃不了那么久，他们也有点慌。元宵节当天晚上我们家就煮了一盆面，然后还有一点点白菜，一起匀着吃了。那个时候突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渠道可以拿到吃的了。
后来社区通过物业送过菜，小区的居民也试过团购买菜，但都不太顺利。最后是在一个本地的电商平台上面，抢到了菜和很多肉，这些平台平常是供给餐厅和酒店的，需要一次订很多，像我们一次就订了 20 斤肉。它需要大批量地订货，但订到的概率挺小的，一般都抢不到，抢一周才能抢到这一次，但是如果抢到，一次就能解决一周。
2020 年 3 月 13 日，居民在中国武汉市以一条皮带取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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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的家庭
家里人对这次疫情的反应有几个节点，封城后初期也有害怕，害怕自己已经被感染；然后是愤怒，感觉他们每天都在骂；再到一个月以后，完全趋于自保之后的麻木，也不太关心外面发生什么，就是维持自己的生活，也不太去看武汉现在究竟在发生什么或者死了多少人。到这个阶段我就会觉得和他们分裂特别大，无法再对话了。
我跟我表哥发生过很多矛盾，他被堵在了湖北孝感。我每天都发很多东西到家里的微信群，有一天他直接说，「说实话，我不关心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我只关心我的房贷什么时候能还完，我的家人是否健康，对我来说这些死亡就是数字而已」。当时我整个人就怒了，在群里说很多话，但他会用「哈哈哈哈」来消解。可能我是很认真、很严肃地想说一些道理，但跟家里人在这样的交流里面，有时候会感觉很无力。我想试图严肃地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对方会以嘲笑也好，自嘲也好，或者是无视，我得到的更多的反应其实是无视，没有人理我，没有可能形成讨论。
甚至是，他们会在我面前故意摆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像我表哥会说一些很酸的话，什么「我是没有很高的学历，我现在就是想自己钱多赚一点」，会说一些这样的话来刺激我。我们经常会在群里争论，说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也会带有情绪，会人身攻击，说中国就是有你们这样的人太多了。
其实我们家是属于那种亲情联结特别紧密的家庭，总共几个亲戚，表面都要很好，很紧密，很亲近。但是各自呢，就会有一些小的分歧和分化，但是他们平常不会去直面这些东西。我唯一只能跟我妈很透明地去说我的观点，她是老党员，还是管组织工作的，但我跟她的沟通是很通畅的。她只在意一点，就是怕我讲太多政府不好的话被抓，除了这一点，其他都还能听。
我这次很多时候是把她拉到房间，憋不住的时候我就要跟聊，就给她看一些网上的信息。我记得李文亮死的第二天，我跟我妈说，我们在这只是苟且，现在即使我被抓或者被感染，我也觉得不算什么了。她当时很沉默，没有反对我说的东西。我觉得她是认可的，只是她的个人情感，不能把我推向她认知的危险之中，她只是说那你还是不要在网上说太多东西。
我表哥他们，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个对他来说真的就是数字。然后这个引发的跟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复工，对他工作的威胁，对他还房贷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这些东西是他最关心的。他蛮担心公司会不会有打击、他工作的保障、工资会不会降等具体的问题。
而其他家里人，有时我们也会因为看到的事情而争执。一开始有文章说，美国的流感也死了多少人，他们就疯狂转发那些文章，然后我就嘲笑他们，争执起来。他们会说，「你以为美国什么都好吗？」又变成了这种话题。而最近国外疫情变得严重，有中国人从外国回来，他们就说好多人从外国来中国，还不是看到中国安全、医疗条件好，还说病毒肯定就是外国人带过来的。我本来想忍住不说话，但最终还是爆发了。我一方面是觉得，没有什么好交流的了；一方面我又是带着情绪，很想去冲突。但是关在一起已经一个多月了，如果持续的冲突只会让人疯掉的。所以我现在是选择不跟他们交流，我每天戴着耳机，偶尔和我妈妈交流。
2020 年 1 月 27 日，中国武汉市一群妇女戴着口罩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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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有愤怒的时候。封城之后，先是恐慌期，大概有五天，五天之后就进入愤怒期。我妈开始在朋友圈发很多东西，还有她的同事给她打电话说不要发这些东西，因为工作比较敏感，但她就是很愤怒。到现在又平复下来，回归那条很平缓的线。愤怒的时候，他们就说武汉的政府无能，武汉的政府隐瞒事实，像我妈都在说，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坏掉的自上而下的结构。她其实是有这种意识的，她完全了解，只不过平时她不会去面对这个事。
家里人现在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武汉政府的瞒报和应对问题。但其他层级的问题，就完全不关注了。而且春节联欢晚会那天他们还在看着，并没有很强烈的愤怒感。但我当时在房间里听到后就整个不行了，恶心到不行。他们还是边调侃边骂，也边在享受那种过年的氛围吧。
不过也不能说他们对那些宣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现在也不看新闻联播了。这几年确实他们信息摄取的通道也在微信，群消息、公众号、朋友圈，不怎么依赖电视媒介了。他们在微信群最近转发文章比较少，是因为那几天公安部开会说要「查处网上造谣滋事行为」，所谓网络严打，群主可能要担责。我妈的政治觉悟太高了，有一天她把群主转给了我外婆的微信号，我都惊呆了。我说，怎么群主被换成外婆了？她说，外婆已经八十多岁了，就算出问题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似乎和他们平时的日常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说现在被关起来而已。对他们来说，只是在这暂时失去自由。他们二月中旬就说，大概半个多月就可以走啦。我说不可能，他们也不理我。他们的信息流跟我们可能完全是两个空间，我在群里面发的东西他们其实也不会看。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在群里面如果丢很多图片和视频他们会看，但是我发的很多《财新》和《三联》的深度报道，他们是不会看的，他们是不会去看很多很多文字的，除了我妈。他们会看转发的抖音视频，我记得我舅舅好像还有抖音账号。我妈倒因为这一次安装了微博，还让我推荐一些博主给她。她其实这次变化挺大，因为她是知道那一套有多吓人，所以以前对我施加的是恐慌教育，虽然不管我的自由的，就是我做什么选择我怎么想，她不干涉。但她只是说不要做什么事情把自己送到监狱里面去了。她一直跟我强调这一点，但是我可以跟她讲我所有的观点。
而且我在想一个问题，我在武汉的另一位朋友，和她老公两个人关在一起了。因为之前甘肃援助湖北护士被剃光头的事件，他们俩在家，互相把头剃光了。他们那个时候非常气愤，说整个人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愤怒。然后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剃头。我当时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觉得家庭，我作为在家庭里面的个体，这一次其实很希望我不是跟家里人关在一起，我很想摆脱这种家庭结构。
我希望我是跟朋友或是我一个人，或者是跟更亲近的对象关在一起，那我觉得我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面对这个事情，或是你能摆脱掉家庭对你的一些束缚也好冲突也好，那种让你变得很无力的影响，因为他们同时又是你的亲人。我说好羡慕你们俩个关在一块，因为他们俩还一直在联络一些物资派发的事情，然后我呢，就是每天和家人在一起，听到家人很多对我来说就是杂音或是激起我愤怒或无力的声音，把我给消解掉了。
其实又回到那个老问题，就是一个人在家庭结构里，她的个体性被弱化了，她的能动性也被弱化了，我的行动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的。我在家里，如果剃了个光头，我会面对的是什么？这样的行动意义在家庭里面被消解了，会变得很弱。
家庭现在是一个结构，因为我们现在像是一个同生共死体，虽然你想在理性上隔断，但在生活上被绑在了一起。然后还是要一起去想吃饭的问题，以及可能面对的其他种种问题，但是你又发现没有办法对话。家里人带给我的无力感太强大了，跟他们在一起的那种麻木感太强大了。
总体来说，一个月之前他们就变得非常乐观，到了一种我都不能理解的乐观状况。不过据我了解，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他们家里人、年长一点的亲戚，也是这样的状况比较多，不知道这个乐观是如何建立的。我昨天还在想， 是不是他们只有让自己这样，才能去经历其实很艰难的时期或事情，因为比如他们小时候也遇到过很艰难的时期。我在想，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某种应激反应，就是必须要让自己那样的乐观，和屏蔽、消解掉其他，才能这样活下来，从而不去真的面对。
2020 年 3 月 6 日，一名工人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教堂进行消毒。
Photo: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三、我的思考
我其实也经历了几个情绪与想法变化的阶段，到现在，我会觉得这样的状况只是一个开始，这样的艰难只是一个开始，这种艰难也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我会更加迫切地觉得，应该断掉一些幻想，更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或者说能做什么。承认了这样一个现实之后，就觉得自己没那么被动了。那种干着急的状态，可能是封城之后十五天，现在虽然状态还比较麻木，但是觉得没有那么被动了，可以思考了——可以思考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碾压和窒息的感觉。
这一次，如果我积极一点想的话，我觉得也许能看到一种可能性。我以往也会觉得，不会有改变，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审查制度，或者发生自上而下的变化。但是自下而上难道真的是没有什么行动、个人实践的可能吗？因为这一次是无阶级差别的，每个人都被席卷进来了。虽然这还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就是我被迫地卷入了这种「同生共死体」里面，但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会诞生一些新的可能吧？
我也在想，这一次无差别的影响，接下来中国可能会进入很艰难的状况。很多人会很悲惨，各行各业的人们。但就在这样一种被迫的碾压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所谓的一些小的变化出现。那个泡沫，那个看上去特别好的泡沫，爆了。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一些年纪更小的朋友，都是今年要出国的，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能他们以前不会去关心任何这个社会、中国发生的事，他们现在会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里，因为这些都已经影响到他们所构想的那个非常美好的生活图景。或者是我朋友家里有做小的民营企业，他们会更加敏感，因为可能现在家里已经有经济危机了，那个「岁月静好」的图景被打破了。
我也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只是觉得这是必经的。我时常会感到，跟某些朋友生活在两个维度，感觉不生活在一个世界。因为你的认知和信息渠道会导致这样的平行世界，以后是不是就把大家打到一个鸿沟变得小一点的共同世界？
我现在觉得，首先还是要回到那种幻想被破灭的感觉，那种感受，好像建立于周遭已经像地狱一样了。我说的那种幻想的破灭，是以前还在幻想一种可能更光明一点，或积极的一种可以走下去的路，或工作的状态，或周遭的环境。但现在我会觉得，反而是应该切断这种想法，把自己置于一种真的非常无法回头、没有办法再故意不去看一些东西的境地。我以前也会有自己小世界的维度，每个人都会有，而且也并不是那么强大的一个人。那现在可能就会更决绝一点。
2020 年 1 月 27 日，两个武汉居民走在空蘯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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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怎么认真思考当初对官方疫情消息的轻信，但是觉得潜意识里，可能还是过于相信现在网络信息的可曝光程度，我会觉得一旦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肯定在各种平台没有办法完全遮掩。但我没有想到他们的控制其实是更彻底的，轻视了他们对舆论的管控。包括这种点跟点之间、针对性很强的控制，直接威慑、控制了所有知情的医生和可能公布消息的途径，太有效了。
李文亮死的那天晚上，对我影响还蛮大的，第一是感觉自己有罪恶感，第二就是我不怕这种死亡的感觉了。说起来有点中二啊，但是真的有这种感觉。会觉得，从李文亮死的那天之后，我就没有之前我说的那种恐慌和怕感染的感觉。而且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努力，是我确实打心里也不怕了。然后就会觉得，就是要回到个体的实践上面。个体实践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都还在试。
我这次看到，在群体中很多人自发的实践，例如我有个朋友在做针对武汉周边城市的物资捐赠，做到后来越来越大，对接了很多好的基金和资源。他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而这次跟一些其他志愿者合作，和他女朋友一起在线上完成了整个工作。他前两天电话跟我交流，开玩笑说被迫变成了一个好像还挺专业的、关于救援、救助、对接的志愿工作者。希望他之后可以有一些途径，把他的实践、这种被迫自己去学习的救援实践发布出来，让更多的人通过具体的个人实践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最近会觉得比较积极的一点，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样做，大家都是在试，大家都在找一些方法。
现在有时候和家里人还会聊一些新闻，但他们不理我，也不太想跟我沟通了，因为我太严肃了，不是他们习惯的语境。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干扰，干扰他们喜剧的气氛，不适宜地出现。
我都会觉得，如果最终没有人感染，这段日子对家里人来说其实相当于一段关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他们很多时候是在玩手机，打麻将可能是为了陪姥姥，然后在院子里面晒太阳、聊天，挺多可以说的，他们感情真蛮好的。大家的紧张感越来越低，都觉得好像只要不出门，我们就是安全的，只要物资能保障我们就是在家里休假，大概是这样的状态。他们现在已经觉得进入了一个积极期，就是在收尾了。现在还在想什么时候可以订票，什么时候可以穿什么衣服回去，要不要买雨衣和泳镜用来防护之类的，在想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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