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世界
被遗忘的世界
在这傍晚的福建街，一种强烈的冲动也在我心中升起，我要去这广阔的东南亚世界游荡，去追寻那些被遗忘的维新者、革命者的遗迹
他仍然觉得恐惧。被问起年轻时与同盟会的关系，他一口回绝，担心满洲人会报复。这是 1966 年的马来西亚怡保市，距离辛亥革命已过去 55 年，不仅满人早已失败，推翻了满人的同盟会亦已瓦解，它的继承者国民党被困于台湾岛上。
这位 70 岁李姓老人的忧虑，不无荒诞，却给当时的年轻学者颜清湟另一种历史触感。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政治、革命仍是某种禁忌，通向不安。李姓老人的反应是普遍的。但当颜清湟转化了视角，只问他们是否接触过孙中山时，人们立刻活跃起来，很愿意提供自己或长辈与这位革命者的资料。比起抽象的政治理念与组织，这活生生的个体更亲切、不具威胁性。
颜清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实地调查，最终促成他完成了这本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我手上的中文版翻译成《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湾联经出版社 1982 年出版，译者遵循晚清民国的习惯，将新加坡称作星洲。
我很可能是在搜集晚清资料时找到了这本书。在这背后，是我对海外华人世界日益强烈的兴趣。尽管人人皆知，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构造了一个全球网络，孙中山说「华侨乃革命之母」，但并不知道这个网络如何构建，他们如何思考，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行动，怎么看待侨居地与母国的关系，怎样处理自己的身份认同……应对中国历史时，我们常困于自身的故事，不愿对外部因素加以注意，这反而使得我们的故事变得褊狭、残缺。
1900 年夏天，当孙中山初次抵达新加坡时，他不仅不受欢迎，还需应对严重的外交事件。此刻，本地最受欢迎的中国人是康有为。自 1898 年维新失败，他流亡海外，征服了很多海外华人的心。他正说服新加坡的华人领袖丘菽园、林文庆支持他的「勤王」主张，起兵拯救受困的光绪皇帝，重启改革，令中国重获富强。
自 1893 年以来，孙中山一直试图接近康有为，他们都有着革新中国的志向。康却总在回避孙，先是觉得自己士人出身，要孙执弟子礼，接着觉得自己是皇帝之师，更不能与孙这样的谋逆者为伍。尽管皆是政治流亡者、清王朝通缉的对象，他们却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康只要帮助光绪复位，孙却想推翻整个王朝。
对于孙中山的理想，这似乎是个恰当的时刻。义和团运动以及因此到来的外国干预，令清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倘若与影响力更为广泛的康有为联手，很可能创造出新局面。他再次被证明为一厢情愿，孙中山派出的两位日本联络者，被康有为怀疑为刺客，被新加坡警方扣押。孙只得亲自前往，动用他因伦敦蒙难而在西方世界获得的声名与网络，解救了他们。但殖民地总督并不同情他的努力，认为「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正当中国面临外国入侵的时刻，煽起新的骚乱是不明智的」，他驱逐了孙中山，五年内禁止入境。
这段小插曲也表明，新加坡以及它归属的海峡殖民地正处于一个转折时刻。自 1819 年开埠以来，马六甲海峡上的这个港口迅速兴起，成为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中国人——主要来自福建与广东——迅速涌来。中国的内部危机，不管是太平天国还是宗族械斗、饥荒或是贫困，都推着人群向此地扩散。
不同地域的人占据不同的职业：福建是米商、船夫、石匠，潮州人则种植胡椒、甘密，还有渔夫、小贩，广府人是木工、砖工、裁缝与鞋匠，客家人大部分是商人、铁匠、泥工，海南人几乎都是店伙计与佣工。少数人抓住机会成为巨富，大多数则为生存苦苦挣扎。无一例外，他们对于这个殖民地并无归属感，只等有朝一日回归家乡、光宗耀祖。
反叛的基因是本地的基因。早在 17 世纪末，失败的反清斗士就曾避难于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又将一批反叛者推到此地。洪门 (它的另一个称谓是天地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英国人在表面上统治着殖民地，地下组织才更直接地支配着普通人，他们熟知大哥、白扇、草鞋这样的头衔，也了解焚香、歃血、结拜这些仪式。
康有为、孙中山的到来，意味着这个华人社会政治意识的突然觉醒。他们的日常挫败——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屈辱感、异乡的孤独、日常生活的困顿与不安——突然找到了一个明确的出口，皆是缘于中国过分孱弱，倘若能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他们就将重获自尊。
我在福建街上闲逛，寻找 20 号门牌，南洋第一份革命报纸《图南日报》的创办地。1903 年，尤列结识了陈楚楠、张永福。前者曾是与孙文同称「四大寇」的香港医学院毕业生，广州起义失败后就潜伏在新加坡，以为苦力们医治花柳病为业，并发展出自己的组织「中和堂」；后两位则是本地出生的华人青年领袖，他们都曾深受维新领袖丘菽园、林文庆的影响，但也对康有为一派的方式感到不满，认定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方式。
1901 年至 1903 年，从上海到旧金山，支持革命的报纸与小册子迅速增加，其中最著名的是 18 岁四川青年邹容的《革命军》，他直截了当地诅咒满人统治，宣扬仇恨、杀戮。这些报刊也随着货品进入到新加坡，击中陈楚楠、张永福等青年的心。他们共同创办的《图南日报》，是这股新时代情绪的象征，开始在新加坡公然标榜反满、革命。
新加坡初冬的傍晚，依旧潮湿、炎热。这个港口城市，身处东西方的交汇之处，货船、信息、金钱的流动一刻不停，却有一种奇妙的停滞感。树木总是郁郁葱葱，空调使室温恒定不变，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的统治者始终是李光耀一家。
对我来说，新加坡曾是一个闪亮又可疑的故事。它的成功不必说，新加坡模式是很多官员和学者眼中的榜样，只领导 500 万人口的李光耀却是世界舞台上的巨人。但这个制度有着过分强烈的控制欲，从重罚吐口香糖的人，到教导年轻夫妇如何增加夫妻生活、多孕育子女，让人多少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所大型中学，高瞻远瞩又严厉非凡的李校长事无巨细地制定了一切规则，你只需遵循。那些玻璃幕墙大厦、整洁的街道、礼貌、温和、高效又有些缺乏色彩的新加坡人，似乎都在证明这套系统的正常运转。
但与此同时，你又能感知到有另一种力量。一个人、一个群体、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总在不停息地自我寻找。此刻的新加坡，像是一块历史的飞地，动荡、贫穷、地缘冲突似乎都被隔绝在门外，人民似乎也将能量汇聚于一个更狭窄、以功利为考量的渠道中，这注定是暂时的。
炎热与潮湿皆令我疲倦，我在福建街 16 号的一家小贩中心坐下，要了虎牌啤酒，继续翻阅手中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这印度的咖喱、马来的酸甜、广东的叉烧构成的小贩中心，3 元新币也能吃饱，亦是新加坡的迷人一面。它既连接新加坡的过去——那是苦力、小贩、鞋匠的世界，他们节衣缩食，吃最简单的一餐；也与此刻的新加坡密切相关——这个奉行开明专制的政府，既让普通人住上廉租房，也为他们提供廉价的食物。
我猜，左侧那座庞大的多层停车场，就是《图南日报》的昔日地址，它会占据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弥漫着革命思想与印刷机的油墨味。它也是激烈与孤独的声音，在彼时的新加坡，大部分华人处于一种非政治化的状态，富有政治意识的主流又是清王朝的拥护者，急切得到北京的认可，以授予荣誉官衔，光宗耀祖。而一小群不满者中的大部分，又是康有为、梁启超的追随者，他们反对慈禧，却是光绪的拥护者，他们需要改革，却不需要推翻整个制度。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成为了革命理念的支持者，他们要更勇敢、没有负担，不担心失去什么。更富有、也具维新意识的人支持了康有为、梁启超，而孙中山赢得底层的民众。
在阅读这个时代时，丘菽园、林文庆这些殖民地精英引起我的尊敬，他们理解世界的趋势，有着深切的关怀，有能力调动资源卷入其中；但更感动我的，却是那些底层民众，他们被日常压力所迫，却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捐献出所有财产，甚至不畏牺牲、加入起义。在吉隆坡，一位陈姓木匠，要供养一个七口之家，却一口气捐献了 12 把椅子；另一位黄姓工人，将自己的房子抵押，把款项捐给孙中山的起义军。而他们中的很多人，热血冲动之后，也要承受对应的牺牲与恐惧。文章开头讲述的李先生，仍被这种恐惧包围着。
如今的新加坡，已很难想象那种群情激愤的景象。我穿过夜市，走在翻译成「登婆街」的 Temple Street 上，中国城如今像是一个博物馆，保存了昔日福建人、潮州人、海南人的生活与审美。你很难想象，20 世纪最初的三十年，从维新、革命到五四运动，它曾经多么的情绪激荡。1907 年后，当孙中山被驱逐出日本，这里成为整个海外华人世界的革命中心。
我对颜清湟先生生出无限的感激，是他以及他的老师王赓武先生的先驱式研究，让这些完全被中国忽略的历史，呈现在我眼前。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一切都是在中国内部展开的，很少人意识到那个海外世界的贡献。
在这傍晚的福建街，一种强烈的冲动也在我心中升起，我要去这广阔的东南亚世界游荡，去追寻那些被遗忘的维新者、革命者的遗迹，他们的热情曾感染过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也一定会深深地感染此刻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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