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罢工」到共同利益
从改革「罢工」到共同利益
岁末年初，法国退休改革引发近半个世纪来最大规模罢工。2019 年，多国动议引发游行，大国保护主义亦未平息。何以跨越从「一己优先」到共同利益的鸿沟
2019 年 12 月初开始的这场大罢工，参与人数一度近百万，延续已超 1 个月，是法国自 1968 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
一场大罢工，让巴黎人在忙乱与不安中走入新一年，也打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 (Jean Tirole) 的脚步。
即使对有罢工传统的法国来说，2019 年 12 月初开始的这场大罢工也不寻常。参与人数一度近百万，延续已超一个月，是法国自 1968 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多达 90% 的高铁停运；新年夜，巴黎 16 条地铁线有 14 条关闭。2020 年 1 月 9 日，45 万法国人在全国各地参与了第四轮罢工游行。
2020 年 1 月，梯若尔的著作《共同利益经济学》的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美国半个世纪来的开放和发展，让近 30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多被在美国做研究的学者收入囊中。梯若尔是当今惟一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得主。他应邀来华演讲，却因巴黎交通几近瘫痪，不得不调整来华时间；原本安排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CED) 总部巴黎的一场会议发言，也不得不在他居住的图卢兹通过视频连线完成。
引发罢工的是马克龙政府提出的退休金改革，计划将 42 个提供不同程度优待的养老金计划并轨，这在很多人看来会延迟他们的退休年龄。在一年一度的新年致辞中，马克龙并未回避这个问题，「我知道变化常常让人沮丧，但是恐惧不应该意味着无所作为」，推动罢工的左翼工会领导人回应：「总统活在自己的泡泡里。」
2019 年可谓全球数十年来街头抗议最盛的一年，从欧洲、北非、中东、南美，到亚洲。
触及民众利益的举措屡屡引发游行示威。2019 年 10 月下旬，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地铁票涨价不到 4%，触发该市约五分之一人口上街。原定于智利举办的 APEC 峰会和 2019 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一个取消，一个易地。
法国则已是连续第二年在街头抗议中走入新年。去年此时，马克龙将燃油税税率上调 15% 引发的「黄马甲」运动仍在发酵，直到 2019 年 10 月才淡出人们视线。贫富鸿沟、生活不易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民众的不满来势汹汹。
这一年，保护主义在不少国家依然显眼。曾经的自由主义旗手继续秉承「美国优先」，无论是中国或欧洲对美经贸顺差，还是法国推出数字税，特朗普政府通通以加征关税应对。「我在那里读的书，都快不认识这个美国了。」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梯若尔如此坦言。
何以推动改革，重拾开放？财新记者试图从梯若尔的口中及书中找寻线索。在他眼中，无论是经济学家、民众，还是政治家，都需努力跳出已主导经济学近百年的理性经济人思路。
改革「罢工」的困境
2015 年的戛纳电影节，法国电影《市场法则》(La loi du marché) 拿下最佳男演员奖。片中，一位被解雇的中年产业工人在失业后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再就业培训项目，但都徒劳无益。这部电影揭示了法国社会一种深深的不安，一个年过半百的雇员一旦失业，就再也无法找到另一份工作，而这种严酷的现实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近 30 年来，法国的失业率从未低于 7%，比德国、北欧国家高得多，也明显高于美国、英国等国家。但是，这到底是市场法则，还是社会选择？
在法国，人们普遍持有一种观念，即有「铁饭碗」性质的工作是一项应有的权利。政府因循这一观念的政策导向，在梯若尔看来令企业裁员困难重重，承担遣散费之外，还得经受劳动法庭的听证。为了控制失业率，政府还一直鼓励企业提供临时 (即有固定期限的) 合同。但是，企业对裁员难度心知肚明，即使合同工表现再好，也很少将他们转变为永久合同工。
超灵活的固定期限合同与超僵化的永久合同将就业者划分成两类人。许多年轻人工作没有保障，企业缺乏提供培训的动力。政治争论，以及媒体关注的焦点，似乎总在手握永久合同的雇员遭到解雇的问题上。实际上，这一类型解雇只占所有终止合同情况的 4.4%。
然而，即使是拥有「铁饭碗」的员工也有明显的不安定感。他们明白，一旦自己被解雇，再找到一个「铁饭碗」岗位的机会渺茫。因而即使同上司关系紧张，他们也会无奈地留下来。根据一份对职场关系感受的调查，法国在 139 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在第 129 位。这让整个法国社会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也危及法国社会的适应与创新能力。
「在经济事务中，通往地狱之路往往由善意铺就。」梯若尔如此形容。维护「铁饭碗」，给人们带来的并非全是理想的工作。政府迎合人们的偏好保护就业，并不符合多数人长期的利益。
对丢掉「铁饭碗」人群的过度关注，缘于心理学上典型的「偏袒可识别受害者」现象，用斯大林的话来说，「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但 100 万人的死亡就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了。」此类员工数量不多，面孔及遭遇清晰可辨；很少有人去思考背后的机会成本，那些更多、未被创造出来的岗位。
马克龙政府力图改变的退休制度不乏与此相似的情形。电视上常见的退休者生活窘迫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过去 20 年间，法国退休者群体与年轻人相比，相对经济地位实际上变得更好了。梯若尔指出，65 岁以上退休者的平均收入甚至高于 65 岁以下。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不久前谈到「养老金改革应该抓紧」时指出，全球目前认为退休后收入适当的「替代率」水平为 60%-80%。
退休改革难题并非法国独有，「百岁社会」是许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将要面对的前景。法国 62 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低，也远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由于铁路系统司机、教师等 42 个不同就职人群的养老金体系给许多法国公共部门雇员提供了早退休、高保障待遇，不少人的实际退休年龄在 55-60 岁之间。法国的养老金制度始于 17 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火车司机 55 岁便可退休的规定，要追溯到司机工作环境仍极为恶劣的蒸汽机时代。结果是，养老金支出已占法国 GDP 的 14%，是 OECD 国家 8% 这一平均水平的近 2 倍；法国养老金体系赤字高企，两年内就将达 100 亿欧元。
面对养老金赤字，国际上大体有三种方式可以应对。梯若尔分析，一是减少退休者能拿到的养老金水平，二是增加工作者的社保税缴费水平，「但法国社保税率与邻国相比已经很高，再提高会打击法国已然不强的产业、经济竞争力」。另一个方式就是人们退休得更晚。「毕竟，人们开始工作晚了，健康好了」。
马克龙政府对此轮退休改革已申明的目标，是将这 42 个体系整合成一个基于统一积分的体系，并未宣布要延迟 62 岁的退休年龄。但是，改革计划已面临极大阻力，三分之一的中央政府雇员参与了罢工。
在新年致辞中，马克龙称不会向悲观主义和瘫痪僵局妥协，坚持不放弃让退休体制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方案，但也要求总理菲利普 (Edouard Philippe) 设法与工会「尽快找到一个和解方案」。
罢工何时方能结束？「『黄马甲』运动开始时，没人知道会持续那么久。」梯若尔坦言。2018 年 11 月开始的这场运动延续近一年，是法国 1968 年以来最为暴力的骚乱。
诺奖经济学家的反思
无论是在今日美国的「特朗普王国」，还是「4 万亿」推出不久、经济逆势反弹的中国，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都显得格格不入。这位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 1997 年出版的《期望消退的年代》一书中，犀利描述了经济学同行们的三种写作方式。
希腊字母式写作，是教授们严谨、理论式的写作，其中一些人借用复杂的语言来掩盖思想的平庸；涨跌式经济学常见于电视和报纸的商业版面，也常让普通人打不起精神；机场式经济学则使用畅销书式的语言，这类著作大多预测灾难，少数阐述无限乐观的情绪。「无论悲观还是乐观，机场式经济学通常很有趣，鲜少博识，从不严肃」。
梯若尔对希腊字母式经济学擅长无疑。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对他如此介绍：「曾几何时，我们试图寻找一把魔剑，可以劈开所有的石头。有一天，一位新的铁匠来到我们身边，他锻造了许多把剑，每一把都更坚硬，也更灵活。」那时的梯若尔说：「我的选择一直是待在象牙塔内。」
五年后，他的这句话折射出他的转变：「我不喜欢机场式经济学家，但每个人都要付出些努力。」
「我总是对电视上聚焦人与人缠斗等花边，而非谈论问题、论据本身感到不安。」他直言，但现实是，人们更愿看吸引眼球的东西。要让人对更深的论辩感兴趣，经济学家的沟通得更清晰、易懂。
美国第 33 任总统杜鲁门曾直言：「给我一个能提供明确结论的经济学家 (one-handed economist)。」学者的 DNA，在梯若尔看来恰是质疑。但不流于过度简化的结论，也让学术推理难以适应大众媒体传播特点。口号或刻板印象远比对政策多重效应的复杂推理更容易深入人心。
《共同利益经济学》是他逾 40 载学术生涯第一本面向大众的书。「在此之前，我没在这方面下力气。写论文给同行看，写专业性、政策性文章给决策者或企业看。克鲁格曼则很善于将复杂 (sophisticated) 的论理，讲得谁都能听懂，而且还有兴趣听，就如那第三类写作那样。」
「诺贝尔奖综合征」是对诺奖得主获奖后不得不甚或爱上在媒体上就不擅长领域发言现象的描述。但如今，他认为经济学家也必须像医生那样给出解决方案，前提是正确、全面地观察事物，但得说，「基于现有知识情况，我的最佳建议是……」
2017 年的法国大选，恰好是在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后不久，两名民粹主义政客在第一轮中的支持率不逊于马克龙。「我过去不太愿意掺和政治。」但是，由于太害怕民粹主义候选人当选，梯若尔与曾担任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 一起写了封联名信，指出民粹主义候选人提出的政策议程的问题，在两天内获得了 25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签名。马克龙最终击败勒庞当选。
最近 10 年，经济学也面临不小危机。长期以来，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学科基石。「但我们并不总是理性行事，行为及选择也受心情、同理心、希望展现给人良好形象以及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梯若尔说。跨期不理性也很常见，一个典型例子是难免拖延、推迟令人不愉快的任务，对未来投入不够。「纵观几乎整个 20 世纪，经济学研究很少涉及这些方面。」
情况在慢慢转变。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 (Robert Shiller) 和 2018 年得主塞勒 (Richard Thaler) 分别长于行为金融及经济学研究。今年桂冠花落既是梯若尔同胞，也是师妹的迪弗洛 (Esther Duflo) 等三位波士顿教书匠。迪弗洛与班纳吉 (Abhijit Banerjee) 这对诺奖伉俪在他们的新作《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结语中亦写道，「经济问题太过重要，不能只交给经济学家」。
与在公众沟通问题上的后知后觉不同，今年 67 岁的梯若尔并非到耳顺之年才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感兴趣。20 年前，他在图卢兹开始组织主题为「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研讨会。8 年前，他在自己领导的图卢兹经济学院创设图卢兹高等研究院，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聚到一起。「毕竟，这些学科研究的都是人、社群、国家等类似的一些研究对象。在亚当·斯密时代，从未区分不同学科。经济学自立门户，只是过去 100 年的现象。」
然而，作好公众沟通，又要吸收其他学科洞见，是否还能保证高质量的经济学研究？西方早有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卧底经济学家」，中国也已出现经济学家走向知识付费的现象。梯若尔没有直接评论，只举例道，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理论你不必都同意，但他也很擅长在电视上简单易懂地阐述理论。」
「当然，斯密那个年代，不用在做学问、写书的同时，还在电视上发言、发推。」时代对经济学家提出更高要求，社会的共同利益也有赖每个人付出努力。
人的认知偏差
「电话总是在我洗澡时响起。」多数人都有过如此感受。人们也更担心飞机失事和恐怖袭击，忘记了车祸与普通谋杀致死者远远多于这些罕见事件的受害者。自「9·11」以来，美国发生了 20 万起凶杀案，只有 50 起是伊斯兰恐怖分子所为。
人总是容易受第一印象影响，也更容易记住戏剧性、骤然中断的场景。这些典型认知偏差与媒体等外部信息源又相互强化。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的研究表明，第一印象法 (heuristic) 有助于人迅速作出决策，但也会带来误导。
标准的宏微观经济学模型通常假定经济人一旦获得新信息，就会理性地评估、更新自己的信念。但在现实世界中，哪怕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来自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在根据临床症状计算发生不同疾病概率时也会犯低级错误。
考虑一个经典谬误，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需要大量抽样才能符合「大数定律」。但是，很多人认为，当正面连续三次朝上后，下一次反面朝上的概率大于正面朝上。然而，硬币并无记忆，每次抛掷后，每面朝上的概率仍为 50%。现实中，投资者买卖股票时也会出现此类偏差；足球裁判吹罚犯规，也倾向于「找补」之前的决定。
而个人与集体、眼下与长期利益并不完全吻合，说服人们作退休改革因而愈加困难。「如果你说养老金体系不可持续，有人会否定数字的准确性。」梯若尔说，还有人说富人可为此埋单。「但今天富人都高度流动，他们可以出一部分钱。要补上如此大的窟窿，少不了中产阶层出一分力。」
2017 年法国大选期间，勒庞关于移民的统计数字及政策主张分别被法国财政部、OECD 及私人部门机构证伪，但其支持者依然说，很多移民寄生在法国的福利体系上，继续投票给勒庞。「人的信念一旦形成便很难扭转。」梯若尔说，在金融事务中，也不乏持续否认、选择性遗忘心理。无论是百姓面对庞氏骗局，投资者寄望央行放水，还是各方面对金融危机征兆，莫不如此。
「我们常常相信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能得到证据支持的事。」柏拉图和斯密均曾指出这一现象。「我们形成和修正信念的方式，是为了证实我们想要拥有的形象，满足自己对世界和生活的想象。」梯若尔坦言。
经济学家是否能有所为？「至少可以影响一部分人——通过『机场式经济学』的办法。」他坦言，相比看一部电影、一本小说，研读经济学著作确实更难。当有人决定研读后者时，无疑希望此类书籍容易理解。如果学者能把智识上的距离缩小，就能激起一些人智识上的好奇，选择多读一小时书，而不是再多看一小时的娱乐电视。
另一个办法是强调人的美德。人有亲社会倾向，如果政府劝人们说，「很多人都在避税，导致我们收不到足够的税」，据此要求公民纳税，很可能难以奏效。更好的办法是利用从众心理，说「x% 的人参与了环保回收」，而这个 x 最好很高，用美德的力量去激励与感化。
在「卧底经济学」哈福德 (Tim Harford) 看来，爱登堡 (David Attenborough) 爵士的自然纪录片让许多人感受到自然之美，对环保意识的推动远大于各类说教。
然而，在法国人退休问题上，这些办法并不奏效。一些退休者面临生活重担，也有不少人出于惯性不愿改变。
「当你看到 15% 的汽油税上涨就引致社会动荡，你就知道人们不愿牺牲利益。」微软创始人盖茨不久前引「黄马甲」运动的例子如是道。在他看来，出路或许只有通过技术，将人们需为改革付出的成本大幅降低。
2019 年，早梯若尔一年获诺奖的席勒出版《叙事经济学》一书。有人质疑，经济学家难道应该去写故事？梯若尔坦言，相比数据、逻辑和论理，人对故事、叙事和画面有更直观的感受。2015 年，一位 3 岁叙利亚儿童惨死在土耳其海滩上的照片，对欧洲人关于难民问题的认识产生的震撼，远大于在地中海中溺水难民总数产生的影响。
民粹主义政治家通常很擅长利用此类认知偏差，借助叙事煽动仇外情绪。梯若尔认为，为了人们的共同利益，也应利用这一偏差。比如反对酒驾的广告宣传，相比给出每年醉驾致死的统计数字，不如让人看一个驾车者头部撞上挡风玻璃的视频。尽管后者信息含量更少，但它会留在人的脑海中，下次酒驾前，脑中会浮现这一画面。
理性经济人假设，还隐含人掌握充分信息的假定。现实中，人有可能缺乏信息，甚至由于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时间、金钱成本，选择性地放弃了解信息，一些选择也可能被习俗、规范、教育自动排除，这导致许多人往往停留于政策做法的第一层效果，忽视不易想到的后果。法国人保护「铁饭碗」便是一例。
「我们都希望他人作出必要的智力投资，来鼓励决策者作出更理性的集体选择。」梯若尔认为，每个人多一分理解，有助于拆穿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都在鼓吹的一种不存在艰难抉择的经济愿景。最终，一个好的社会，不可能脱离民众的努力。「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政治家，也会得到你应得的经济学家。」
从小培养人的科学精神、质疑精神，对心理、经济等学科都有所了解，在他看来或许效果更佳，但塞进孩子脑中很难管用，得让人自己感兴趣。
然而，诸多求变事宜亦有政府之责，多数人深感无力影响。因而每每碰上「公地问题」，不少人选择以独善其身之法应对。政治家能如何尽到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政治家推改革：繁荣期还是困难期
2019 年 3 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引用了九个月后卸任欧委会主席的容克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都知道结构性改革该做什么，就是不知道做了后我们还在不在位」。更多政治家坚信，经济困难期不是推改革的好时机。
「其实多数改革恰恰是在困难形势下做成的。若对改革能有良好沟通设计，主政者未必下台。」梯若尔举例，在北欧，瑞典上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就是在 1991 年金融危机后推出；差不多同时实施的芬兰改革，当时面临该国最重要商业伙伴苏联的解体。
上世纪 90 年代，加拿大各级政府债务规模已接近 GDP 的 100%，但在 1993 年至 1997 年间，加拿大联邦政府减少了 19% 的政府支出，并完成养老体系改革。
德国 2003 年推出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抢在人口结构危机到来前。施罗德 (Gerhard Schröder) 颇具政治勇气之举为德国此后 20 年繁荣打下基础，却让自己丢掉了随后的大选。加拿大当年的主政者克雷蒂安 (Jean Chrétien) 以及瑞典的佩尔松 (Göran Persson) 则连续执政均超过 10 年。
为何困难的经济形势有助于而非阻碍改革？「日子很好，或还能熬，就好比温水煮蛙。」梯若尔做比。「债务一点点攀升，可以再等几年。」
情况危急时，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机选择之外，对改革的包装、沟通亦很重要，而危机、困难期，沟通更容易，对人们来说，改与不改并非天壤之别。他坦言，这也恰是应对全球变暖的困境。「再等两年，世界末日也还不会到来，就好像患上了景观失忆症，我们感觉不到一些天天路过、熟视无睹的地方渐渐发生的变化。」但在不知不觉间，人类未付出实质性努力已有快 30 年。
马克龙作为一个政治新手，两次改革的沟通方式都趋于极端。「黄马甲」运动爆发前，马克龙上台不久，支持率颇高，对改革之必及内容未作充分解释，表现得像个「独裁的君王」。此次退休改革，考虑到五年任期过半，同时也期望改变精英主义形象，转而花了很长时间来征求意见，一直未公布会采用哪些具体措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为与工会的谈判留下空间，但也造成许多法国人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产生巨大焦虑。
毫无疑问，社交媒体时代为改革带来挑战。「黄马甲」运动不再是传统的工会掌控，「几乎可以说是一场『脸书运动』。」梯若尔说。没有领头人，让政府寻求协商困难重重。此外，各路人群通过社交媒体极易聚集，诉求截然不同，「惟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不满」。
去年年初，面对持续发酵的「黄马甲」暴动，马克龙开展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大讨论」，花了 92 个小时聆听人们的诉求。讨论结束后，难题愈加凸显，法国公众的观点存在矛盾，既要减税，又要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马克龙不得不用加重债务负担的小幅减税平息众怒。
加拿大等国改革的另一个经验，是把多项改革整合在一起。加拿大在减少政府支出的同时，推进养老金改革。马克龙提燃油税的做法则提供了反面案例，未宣布将额外的税收收入用以补偿低收入者，丢失了不少潜在支持者。
整体、综合性的改革方案更有可能帮助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梯若尔分析，孤立、单一领域的改革容易受到攻击，「10% 的利益受损者会迫不及待站出来，90% 的人包括长期潜在受益者，要么不清楚自己会从改革中得到什么，要么认为潜在收益很小，选择不吱声或搭便车。」这也是开放政策面临的难题。
保护主义者的囚徒困境
2019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否决了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两家公司铁道交通业务的合并，令不少正重拾「国家冠军」梦的欧洲人大跌眼镜。
法国财长勒梅尔 (Bruno Le Maire) 力推的这一合并，意图应对 2015 年中国南北车合并。外国企业难以进入中国铁路市场，中国中车坐拥巨型市场，被认为会很快进一步做大、攻掠欧洲市场，因而欧洲也须有自己的「国家冠军」。
然而，时任欧委会竞争专员、2019 年 12 月刚升任欧委会执行副主席的维斯塔格 (Margrethe Vestager) 否决了这一合并，称两家合并将在欧洲铁路市场占据垄断地位，最终将是消费者为缺乏竞争埋单。
梯若尔曾为欧委会提供竞争政策咨询，在他看来，法德方面希望应对的问题，不应通过合并来应对，而应诉诸外国投资审查机制，或促中国市场开放。
中美经贸失衡在他看来同样不应诉诸关税。特朗普颇受欢迎的关税大棒，也属一种叙事。看似可缓解中国、欧洲对美国的冲击，但多重负面效应容易被人忽视。中国很可能会报复反制；美国国内的行业内竞争也会被削减——「恰恰是竞争推动企业自我改善，而不是躺在少了选择的消费者身上谋利」。
此外，保护主义也无法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自动化引致的失业问题比全球化更严重。「人们往往关注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但第二、第三层效应可能很大」。
在 2019 年 12 月中旬中美宣布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的第二个工作日，甚少接受采访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受访表示，在与中国达成「停战」协议后，已准备好升级与欧盟的对抗，在 2019 年 10 月针对欧洲对空客补贴对欧洲各式产品加征关税后，美国近期又对法国、意大利开征的数字税发出关税威胁。
1 月上旬，勒梅尔和欧盟新任贸易专员霍根 (Phil Hogan) 会面后一道表示，数字税是找到对科技公司避税问题的全球性解决方案之前的临时性举措，美国若对此加征关税，欧洲亦会报复。
面对美国如今的单边主义，梯若尔认为中欧可以携手应对，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个机遇。「然而，国际谈判的困难恰在于，政治家在民族国家意识下本能是不先做让步。」这令各方作为一个集体往往陷于「囚徒困境」，坐失改善各自处境之机。
人人都更愿意相信事故和疾病只降临到别人身上，进而出现很多有害行为，如粗心驾驶，或是不愿相信公共债务激增可能危及社会安全网，愿意相信他人会为此埋单。「社会契约就好比一张保险单。」他说，保险的机理，正是在家庭和雇主之外再提供一道保障。每个个体付出一些短期成本，保证「当我们堕入最不幸的人群中时，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大国决策者在他看来也可尝试站到「无知之幕」背后，设想生在他方、生而不幸的「命运风险」。生在欧美，眼见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一代不如一代，或是生在中国，体会到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打压，各位会作何感想？
不过，在开放的同时，梯若尔强调也须保护受冲击人群，「保证中国不碰到美国今天碰到的问题」。美国社保体系欠佳，欧洲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也许意味着中欧更有条件走出「囚徒困境」。
但是，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在开放的同时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社保、养老金体系。他说：「保护每个人，而非每个企业及岗位。」
肆零
肆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