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2019 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大卫·哈维：2019 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如果只有社会主义政策对如今的世界才有效，那么毫无疑问，寡头统治者会确保其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而反资本主义政治的任务就是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2020 年 3 月 28 日，西班牙封城期间，居民在窗户鼓掌向医护人员致敬。
Photo: Gabriel Bouys/AFP via Getty Images
当我试图对每日的新闻流做解释、理解和分析时，我倾向于将正在发生的事情，放置于两种各具特色但相互交叉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下。首先需要描述的是资本流通和积累的内在矛盾，即货币价值在不同「时刻」(马克思所用术语) 是如何通过生产分配和再投资、实现 (消费) 并且为追求利润而流动。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无休止扩张与增长的螺旋。随着地缘政治竞争、不均衡的地理发展、金融制度、国家政策、技术重组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现象的展现，这一模式会变得相当复杂。
不过，我对这一模式的想象，是将其视为嵌于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背景 (家庭和社区)，嵌于自然的持续和不断进化的代谢关系中 (包括城市化和建筑环境这种所谓的「第二自然」)，嵌于不同地方的人口在通常的空间与时间上以各种方式创造的各种文化、(基于知识的) 科学、宗教之中，以及偶然形成的社会状态之中。这些后发「时刻」包涵了对人类期望、需求和欲望的积极表达，对知识和意义的渴求，以及人类在不断变化的制度性安排、政治争论、意识形态对抗、亏损、失败、挫折和异化背景下所进行的无止境追求，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地理、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具有显著多样性的世界中展开的。
可以说，这第二种模式构成了我对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的所做的理解；而第一种模式涉及的是经济引擎内部的矛盾，正是这一引擎推动着这种社会形态沿着特定的历史和地理路径演变。
2020 年 1 月 25 日，因肺炎疫情严峻，天津一个商场只有很少顾客。
Photo: 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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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6 日，我第一次获知有一种冠状病毒在中国开始传播，便立刻想到它可能会对全球资本的动态积累产生种种影响。基于对经济模式所做的研究，我知道资本流动连续性的阻碍和中断会导致贬值，而如果贬值变得日益广泛和严重，就预示着危机的开始。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 2007-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卓有成效地使全球资本主义脱离危难。因此，任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后果，况且全球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了。
在我看来，目前的资本积累模式已经问题累累。抗议运动几乎无处不在 (从圣地亚哥到贝鲁特)，其中许多抗议都聚焦于这样的现实：对大多数人口而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已运作不良，因为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日益依赖于虚拟资本以及货币供应和债务产生的大幅扩张。它已经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无法实现资本所能产生的价值。那么，既然主导经济模式的合法性日减、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它将如何吸收并经受住这场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冲击呢？很大程度上，答案将取决于这次经济中断会持续多久、扩大到什么范围，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贬值的出现，不是因为商品无法售出，而是因为商品不能及时售出。
我一直拒绝把「自然」这一概念视为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之外并与其脱离的概念。我用一种更为辩证和相关联的观点，看待人类活动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资本虽然会改变其自身再生产的环境条件，但却是在非预期性后果 (例如气候变化) 的情境下进行，而这个自发的、独立演变的力量又会不断地重塑这些环境条件。从这个角度而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显然，病毒一直在发生变异。但这种变异在何种情况下会威胁生命，则取决于人类的各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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