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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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病大流行期间，送货上门服务在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由新一类工人提供
中国日前经历新冠疫情高峰期间，上海各地的小区门口出现了一排排金属大货架。这些小区不允许外部人员进入，但需要一个地方来存放足不出户的数百万居民从网上订购的海量包裹。这些架子上堆满了消毒剂、维生素片、大袋米面、食用油和蔬菜。
中国自 1 月下旬起在湖北省封城，随后在全国各地的市镇实施了相对宽松一些的封锁。食品配送公司为帮助民众捱过封锁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 3 月初以来，除境外输入病例以外，本地新增确诊病例极少。因此管控已经放宽，商店和餐馆获准重新开张。但许多人谨慎行事，大部分时间仍待在家里。官方媒体一直把送货上门的人员誉为「英雄」。对此应该没人会反对。
即使在危机发生以前，他们就已经深受城市居民的喜爱。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和几乎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结合在一起，推动了网上外卖服务迅速增长，达到富裕国家无法比拟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下单后 30 分钟内拿到从咖啡到稀饭等各种食物。它们通常由该行业里的两大巨头——饿了么和美团点评的外卖员放在电动车的后箱里递送。超过四亿人——约占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一半——曾让「外卖小哥」(超过九成外卖员是男性) 送货上门。城市居民已经非常习惯从这些小哥那里接过热饭热菜，戏称其为「衣食父母」。
疫病来袭后，外卖员的服务变得性命交关。官员们下令企业停工，但允许保留一些「基本」服务，包括递送熟食和食品杂货。许多人对别人制作饭菜的安全性不放心，转而从网上超市买杂货。根据美团对第一季度营收的悲观预测，其外卖订单减少超过一半，但下属便利超商的饺子皮和调味酱销售额增长了七倍不止。人们现在又开玩笑说，疫情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厨师大国。
外卖小哥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来自中部城市郑州的 24 岁的张帅 (音译) 在上海为美团送外卖，工作时必须戴口罩。公司每天给他测两次体温，用卡片记录结果并别在他的外套上，同时也上传到应用中供用户查看。现在大多数小区已经重新对外开放，他在餐馆取货和送货进小区时还要经过许多道检查。
不过这份工作仍然吸引着张帅这样的人。实际上，他是在感染数字上升时和美团签约的。别的工作都太难找了，他说。而且，他每月可以赚一万块，已经比上海的城市平均工资还高，部分原因是美团给了补贴，还有一些心存感激的用户会打赏。他会一直干到疫情完全结束。另一个外地来的务工者说自己和另外五个骑手住在一个单人间里。不怕和他们挤在一起吗？ 「我不怕死。」他咧嘴一笑，发动车子走了。
零工经济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城市。过去，从农村来的年轻工人在生产线上劳碌，基本上不被城市居民所看见。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去严格死板的工厂工作，而选择以更加散漫的方式谋生。他们无所不在，穿着公司的亮色外套，在人流车流中危险地穿梭。除了外卖员，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为其他基于应用的运输服务业工作，比如送快递或做网约车司机。
外卖小哥已经帮助中国的食品配送服务发展成为一项 460 亿美元的业务，规模为全球最大，是美国的两倍。2018 年，美团和饿了么共有约 600 万名骑手。对员工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研究公司盛博估计，到明年美团每天将需要 100 多万名外卖员，比去年多 20 万人。去年夏天，身穿黄色夹克的美团大军每分钟平均递送两万份订单。
对于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而言，这份工作是打开城市生活超乎想象的捷径。做工厂工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通常还要有一名同乡做担保人。但是，要做外卖员，有时只要把身份证和健康证明的副本上传到应用就成。收入通常比在装配线上高。
美团的骑手有近三分之一曾在工厂工作。他们转换行业反映出一个全国趋势。2018 年，外来务工者从事服务业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制造业。
疫情可能会导致他们中的更多人去打零工。中国许多遭受重创的企业正在裁员，外卖公司却是另一番景象。阿里巴巴的食品杂货电商盒马已经从 30 家停业的连锁餐厅「借调」了 2000 名员工。疫情爆发以来，美团已经招募了 45 万多名新骑手。因为与病毒有关的出行限制，其中许多人都在自己老家所在的省份送货。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纪雯雯说，近年来，零工工作给劳动者提供了「缓冲器」。在中俄边境黑龙江边的煤城鹤岗，外卖骑手中有一成人过去是矿工。罗琼 (音译) 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在饿了么赚的钱是他做矿工时的两倍。「我赚的比我们这里的公务员还多。」他自豪地说。
和中国刚刚开始产业腾飞时的工厂工人相比，今天的外来务工者怀抱的梦想往往有所不同。许多人从没耕过地，也无意回农村。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外卖、快递人员中有五分之一上过大学或职校。他们希望获得尊重。在调查中，近一半美团骑手表达了对自己社会地位的焦虑。在饿了么，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获得了用户足够的尊重。
这种挫败感可能会加剧。疫情期间，外卖公司推出了免接触配送系统，把食物杂货挂在门把手上，或者放在它们在一些大城市的办公室和公寓楼群中安装的专用储物柜里。与外卖小哥面对面互动曾经几乎已是城市生活的日常，如今戛然而止。它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恢复了。
送外卖让外来务工者可以自行选择工作时间，但压力仍然巨大。许多骑手通过中介受雇，而后者对这项工作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负担沉重的外卖、快递人员通常要负责前往卸货点的最后一段路程。泛民派劳工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 (HKCTU) 将零工工人描述为「庞大的不稳定无产者」。
这支大军中有一个 22 岁的瘦高个，套着肥大的饿了么夹克。他希望记者只写他姓刘。他说，在东部城市宿迁附近的远方老家，他得「像机器那样连轴转」才能赚到和在上海一样多的钱。现在，他每个月攒下 5000 块。但他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时，即使最恶劣的天气也不例外。小刘说，自己每天都会闯红灯，以免送餐晚了被罚钱。2019 年上半年，上海每周录得 12 起涉及外卖员的道路交通事故。许多事故未上报。
多年来，工厂工人运用他们的集体力量来争取更好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分散的外卖、快递人员更难做到这一点，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 (CLB) 的杰弗里·克洛索 (Geoffrey Crothall) 指出。如果一些骑手罢工，算法可以将订单重新派给其他还在工作的骑手。
尽管如此，骑手们也会利用社交媒体帮助自己。他们在微信和 QQ 等通讯服务上建有大型聊天群，在里头交流递送路线，也讨论雇佣条款和不满。美团称旗下骑手有五分之二是因为同乡推荐而干上这份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工厂里那种团结。小刘找到了一个微信群，里面全都是他跑外卖的老乡。外卖、快递人员还会在他们经常碰面的地方结识互动，比如网络连接良好的地方或繁忙的美食广场附近。
这样的社交让他们能够协调罢工活动。CLB 说，外卖行业已成为「工人骚动的主要源头」(见图表)。根据该组织的记录，外卖小哥们在 2016 年举行了第一次罢工。至今共 121 次。抗议活动涉及欠薪、减薪和罚钱。
因为这些工人不是正式雇员，公司通常可以对他们的不满置之不理。2018 年，一名骑手因不满配送费太低罢送了两天，结果被饿了么平台封号。不过，两家最大的公司也很清楚公众对外卖骑手的同情——去年 10 月天安门广场国庆阅兵仪式中，外卖骑手是游行方队之一。此外，公司也要避免员工流动太过频繁。
为提高员工忠诚度，美团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队伍「乐跑」，那些愿意派送远距离订单的人能拿到更高的报酬。它还协助建立了一条派送员心理健康热线。疫情期间这家公司为骑手提供了免费在线咨询。它将为患新冠肺炎的员工支付最高 30 万元的医疗费。
从长远看，骑手们不太可能感到满意。香港大学的潘毅表示，他们有「被卡在中间」的风险——既无法在城市生活中前进，也不愿退回到农村。疫情爆发前，一位初来乍到的外卖小哥被问到为何从甘肃老家来到 1700 公里外的上海，他笑答：「谁都喜欢大城市。」顿了下，他又说，「但也不能永远做这个。还得干一些有出路的事。」最近问他，他说已经辞职了。「太累了。」他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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