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俱乐部与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与增长的极限
时隔半个世纪，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份文献中足够震撼的前瞻性力量，《增长的极限》里的预言已经压倒性地堆积到了我们岌岌可危的全球化面前
少时读福尔摩斯，不可免俗地被一个神奇组织吸引——在故事《希腊议员》里，夏洛克隆重推出了自己的哥哥迈克罗夫特，称他来自伦敦最古怪的俱乐部——第欧根尼俱乐部。「很可能你不知道，伦敦有许多人，有的生性羞怯，有的愤世嫉俗，他们不愿与人为伍……为了这个目的，第欧根尼俱乐部便诞生了，现在它接纳城里最孤僻和最不爱交际的人……我哥哥是俱乐部发起人之一。」到了英剧《神探夏洛克》，编剧索性让哥哥成了一个隐形大人物，手握重权，俨然一位政府要员，只是迟迟不点破他的实际头衔。
总结起来，这种俱乐部一般具有如下特点：成员一律高智商人士，都很低调，实际上非富即贵，在紧要关头能够呼风唤雨，改变全局走向。无论如何，它的出现让我这样的故事爱好者心怀向往。等到后来年岁渐长，知道了一些奇怪的知识，才发现现实世界中也不乏这样的组织。比如，起源于耶鲁大学兄弟会的组织骷髅会，成员多是美国政商界的大人物，包括三位美国总统以及多位联邦大法官和大学校长。此外，共济会、光明派、罗马俱乐部、比尔德堡团、哥伦布骑士团等组织，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今天想要重点介绍的是罗马俱乐部，因为它是上述神秘组织中科学家比例最高的一个。它出现的年份也很特别，1968 年。那一年，在法国巴黎发生的「五月风暴」很快成为席卷欧美年轻人的世界运动，罗马俱乐部则早一个月前在意大利成立。当年 4 月，一群来自学术界、民间团体、外交和工业领域的各国精英，在罗马特拉斯提弗列的法尔内西纳别墅举行会面，决定成立该俱乐部。不管是「五月风暴」还是这次罗马聚会，以及同一时期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背后都有一个深层原因：消费主义热在西方引发了强烈的精神危机、环境危机和经济危机。
罗马俱乐部有两位创始人，一位实业家和一位科学家。1966 年，英国化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科学顾问的亚历山大·金 (Alexander King)，读到了意大利工业制造公司 Olivetti 总裁奥雷利奥·佩西 (Aurelio Peccei) 的一篇演讲稿，被其中观点打动，通过意大利大使馆联系到了作者本人。接下来两年中，两人有数次会面，并达成共识，要做一件对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太妙的世界来说很重要的大事。于是，他们有了 1968 年的会晤，一共邀请了三十多位有影响力的人士前来，其中大多数是经济学家和科学家，讨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佩西和金的引导下，俱乐部成立之初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愿景：全球视野、可持续性以及关注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问题。最后一点是认识的核心，佩西认为，如果把环境恶化、贫穷、地方病、城市堕落、犯罪等问题孤立地视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的问题」，那么注定失败；必须要意识到它们组成了一个广义的元问题，根植于我们所处的境况之中。
俱乐部成员之一、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巴比耶利·马西尼 (Eleonora Barbieri Masini) 教授，在 2007 年的纪念文章《奥雷利奥·佩西的遗产》中写道，佩西将罗马俱乐部当作一种精神冒险，「如果罗马俱乐部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它是第一个对人类的自杀性无知状况做出反抗的俱乐部。」
成立四年之际，罗马俱乐部递交了第一份报告，让他们迅速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回头来看这份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文献，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足够震撼的前瞻性力量。在这个新冠病毒肆虐的春天里，认真思考它所提出的警示，我无法不被一种深深的挫折感所包围，那里面的预言已经压倒性地堆积到了我们岌岌可危的全球化面前。
报告最终以书的形式呈现——《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of Growth)——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对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做了计算机模拟，历时两年，执行者是来自麻省理工的 17 名科学家。他们使用了一个叫做「世界三号」的软件系统，考察了上述五个因素的增长趋势，探讨在三种情况下、通过改变这五个变量之间的增长趋势来实现可持续反馈模式的可能性。结论认为，如果什么都不做，保持目前 (1970 年左右) 的增长趋势，到 2072 年，人类整体就将迎来极限，从而导致「人口和工业能力突然无法控制地下降」。包括全球人均工业产值在 2008 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迅速下降；全球人均可消费粮食在 2020 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迅速下降；全球人均全球服务水平在 2020 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迅速下降；全球人口在 2030 年达到顶峰，随后迅速下降。
从曲线上看，每一个「迅速下降」均表现为一种断崖式跌落。它们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环境恶化、资源耗竭而直接「团灭」的灾难式崩溃，不会比你看过的任何一部灾难片来得温柔缓和。这是因为所谓的增长已不再是前工业时期的线性增长，而是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的指数增长。报告开篇，用了我们都熟悉的国王与术士的故事。国王要发奖赏，狡猾的术士说，只要按照他的方式给予一些米粒即可：在一个 8×8 的棋盘上，第一格放 1 粒，第二格放 2 粒，第三格放 4 粒，第四格放 8 粒……依此类推。国王欣然同意，下令把大米从库中取出来，然而放到第 40 格就已经超过了 100 万粒，远在到达最后一格之前国库就已被清空。这有没有让你想起现在世界范围内每天上升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从零到 10 万，大致用了 2 个月；从 10 万到 20 万，12 天；从 20 万到 40 万，6 天……所有大城市的医疗系统，从绰绰有余到完全挤爆，只需要一周。指数的杀伤力是不可估量的，在意识到它之前，你就已经没有时间。
报告中还列举了一些重要资源的消耗。1972 年，铬的储量为 7.75 亿公吨，其中每年开采 185 万吨，并以 2.6% 的指数方式逐年递增，耗尽只需 95 年；即便储量再乘上 5 倍，也只能维持 154 年。金、铁、石油等均不乐观。可以想象，这份报告发出来后的冲击有多大，很快就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成为销量达千万级的畅销书。当然，它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抨击，主要批评集中在模型过于简单粗暴，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恐吓有余、建设不足等。
关于这个「世界三号」模型的选择，其实十分值得一提。在罗马俱乐部成立初期，佩西信奉的是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到触及资源极限后便会稳定下来，通过饥荒和流行病来控制，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保证公平分配。然而，1969 年，他认识了麻省理工的计算机科学家杰伊·弗雷斯特 (Jay Forrester)，后者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创立系统动力学，用计算方法来考察复杂系统中的许多变量如何相互影响并随时间变化，像工业系统、城市系统都是他的研究对象。注意到这个已相当成熟的模型之后，佩西便委托弗雷斯特的研究小组来预测接下去一个多世纪的人类未来。
1971 年，弗雷斯特出版了《世界动力学》，他的学生和同事随后推出了《增长的极限》。这些结果对罗马俱乐部的精英们也是一个巨大冲击，模型显示，人类文明不会达到增长极限并停留在那里，而会继续超越极限并保持增长，直至崩溃和急剧恶化。也就是说，计算机冰冷地告诉你，问题不仅在于公平分配可用资源，而且在于避免整个人类文明的崩溃，不愿看到这一切发生，就需要停止经济增长。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难以接受甚至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未来。
所以，《增长的极限》会遇到那么多反对意见也毫不奇怪。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亨利·瓦利奇 (Henry Wallich) 甚至指出，解决报告中这些问题的办法，不是停止增长，反而是加快增长，不然将使「数十亿人陷入永久贫困」。三年后，备受争议的罗马俱乐部提交了第二份报告《人类在转折点》(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基于凯斯西储大学团队更精细的模型，对未来做出了更为乐观的预测，认为环境和经济灾难是可以通过人为控制来预防或避免的。1989 年的报告《超越增长的极限》，则重新对影响世界系统长期行为的主要元素进行识别，警告了新的危机，并呼吁发达国家的公民和政府不要仅仅被狭隘的经济利益驱动，而应承担其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榜样职责。
在近 50 年里，罗马俱乐部始终保持着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并推出一本报告的势头，涉及环境、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传统价值观消失、政府失灵、新技术的影响、教育系统失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混乱等诸多重大议题。他们的会员一直限制在 100 位，都是世界范围内拥有卓著声名的人士，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或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名人。
令人惊讶却也在意料之中的是，近年对《增长的极限》所作预测进行评估的工作，正为它当年所遭受的非议作出平反。2011 年，佛罗伦萨大学物理化学教授乌戈·巴迪 (Ugo Bardi) 在《重新审视增长的极限》中指出，现实和当年的预言曲线十分吻合，弗雷斯特的工作实际上被妖魔化和耽搁了。巴迪本人也是罗马俱乐部 2017 年报告《塞内卡效应》的撰写者。2014 年，墨尔本可持续发展学会首席研究员格雷厄姆·特纳 (Graham Turner) 的数据分析证实，「增长的极限」已成为现实，也许我们可以开始为崩溃的全球体系做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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