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救急
民生救急
国内国际双重冲击，民生全面承压。救民生，救需求，刻不容缓
陈宝眼看着四口之家再次走到垮塌的边缘，他想使劲托住，却有心无力。
36 岁的陈宝是湖北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手机上的红色健康码又让他多了个身份——新冠病人。尽管已经康复两月了，但这个红色标签挡住了他所有的出路。他是单亲父亲，家中生病的老父母、上小学的女儿，都指着他一人。年前家里仅剩一两千块钱，几乎消耗殆尽，水电费都要交不上了。
陈宝的家在黄冈市英山县南河镇。英山属鄂东大别山地区，曾是深度贫困县，正在接受「摘帽」验收。但疫情冲击不可谓不大，依托温泉的旅游业停摆，支柱性的茶产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严重的是，农民工复工延期，不少至今滞留家乡。他们多是家里的顶梁柱。
放眼湖北，情况类似，湖北是农产品大省，从孝感市云梦县 20 多年的蔬菜产业，到宜昌市秭归县的橙子……很多农产品都销售困难或价格大跌。湖北正在面临疫情的后续冲击，多名受访者表示，外省客户对湖北农产品仍有顾虑，湖北人出去打工仍有困难。
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与湖北互认健康码。不过，劳动力输出任务仍然繁重。据官方披露，湖北省常年出省务工 600 万人左右。截至 3 月 19 日，除武汉市外，全省 16 个市州通过「点对点」输送赴省外务工人员约 12 万人，正在对接广东、浙江等省并将陆续外出约 150 万人，还将进一步拓展与对接输出约 255 万人。
从全国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波及民生深远。建筑、餐饮、家政、旅游等吸纳大量就业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就业的行业，仍然半停摆。从南到北，有不少菜农果农在疫情期间看着果蔬烂在地里。疫情带来的减产恐带来后期农产品通胀风险，助推民生压力。
国内经济活动逐渐解封之际，国际疫情的影响又山呼海啸而来。外贸企业大量欧美订单遭取消或延期，企业裁员或放假已经开始。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对 3143 个样本家庭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调查」，60.9% 的家庭认为 2020 年收入相比 2019 年会有所下降，25.9% 认为会大幅下降；其中，2019 年家庭年收入在 3 万以下的家庭，39.4% 认为会大幅下降。41.6% 的家庭表示 2020 年消费会有所减少，14.2% 的家庭预计会大幅减少。
数月中断收入已经令不少家庭陷入困境。收入下降带来的消费紧缩将令经济进一步承压，或带来恶性循环。中国现有纾困和经济提振政策主要着眼于企业端，不少专家表示，民生救助政策力度不足。救企业是不够的，救民生，已刻不容缓。
最脆弱家庭面临垮塌
疫情发生时，陈宝在武汉打工。他白天在一家服装小作坊，没有底薪，平时从早上 8 点干到晚上 8 点，周末干到下午五点半，忙得没时间喝水，吃饭也是十分钟扒拉一下，一个月能赚 4000 块钱；晚上收工后继续去摆摊卖小土豆、长沙臭豆腐。他不敢在闹市区，躲着城管在偏僻的地方卖，忙到晚上十一二点，能再挣一两千。这样汗流浃背，省吃俭用，才能勉强糊口。
陈宝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但不是低保户，除了每年 1000 元的教育助学，没有其他补助。全家四口人只有 1 亩 2 分地，只够自己吃的。陈宝的父亲原本一只眼睛看不见，几年前车祸摔断腿，借了几万块钱才救过来，现在腿里还有钢板，肿得厉害，又有严重的高血压。孩子在读小学，虽然免学费，但每学期还有校车费、生活费、试卷费，算下来也要两三千。
去年农历接近腊月底的时候，陈宝开始烧得厉害，孩子放假了，跟他一起去摆摊。他实在难受，只能孩子卖，他在旁边看着，几乎一个星期没怎么吃饭。腊月二十五，他回到英山县，坚持不下去了，去医院拍了片，说是肺部感染比较严重，让住院。第二三天，关于这病更确切的消息传来，医院才把他隔离起来。陈宝年轻，恢复得比较快，初四初五左右，医院通知他出院。之后，政府又让他们全家到隔离点隔离了十几天。去隔离的时候，因为家里一头猪没人照顾，陈宝的母亲哭得厉害，村里答应安排人喂猪。
陈宝说，尚未领到政府的临时救助，他不想靠政府救济，想尽快找点事做。3 月 25 日，县领导过去慰问，带了一个救灾包，里面有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村长说」。陈宝第一件事就问健康码什么时候能转成绿码，县领导表示，这个没办法，都是统一的，「可能还要等两个月」。陈宝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眼看着山穷水尽，他感觉家快垮了。
新冠病人群体，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在武汉打工生活的程玲夫妇在春节后先后发病，健康码至今也是红色。他们年纪较长，还要调理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工作。
受身体受损、健康码、就业歧视等影响，新冠病人误工的时间将较普通人更长，或带来新的因病致贫、返贫。其中很多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
即便未感染新冠，不少困境家庭也不堪承受疫情重压。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社工机构「协作者」对 46 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做了第二轮动态监测评估。结果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劳动力恢复工作。即便复工，也因工作时长等疫情影响，导致收入减少。未复工的家庭，一些家庭存款消耗殆尽，开始通过借钱、花呗、透支信用卡等方式维持生活。还有人因此陷入网贷漩涡，这些家庭多有因病致贫、丧失主要劳动力、单亲、隔代抚养等情况。接受调查的近八成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有活就干，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维持当天的生活。
有的家庭有低保，但人均每年三四千元的低保不足以维持生活。米粒 52 岁，2012 年为了丈夫和孩子治病来到北京，靠拾荒和摆摊为生。疫情让她丧失所有收入来源。一家三口都有病，她一想到未来就恐惧，靠药物控制抑郁。
2020 年，中国贫困线收入标准为人均年收入 4000 元，这仍属赤贫标准。还有很多临近贫困线的家庭，也非常脆弱。
江西社工刘玉方服务的家庭，有一户在江西新余，爷爷带着上小学的孙子，父亲没有履行照顾家庭的责任，爷爷靠种点地去赶集。他们既不是低保户，也不是贫困户。疫情一来，集市关闭，这家人生活更加困难，实在想吃肉了才去买二两肉。
眼下，开学在望，不少家庭仍在为学费发愁。很多流动儿童就读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无法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如果未得政府财政支持，学费达每学期数千。
艰难的湖北人
湖北人，比全国其他地方人民更难。
疫情对湖北省经济带来全面冲击，疫情中心——湖北经济引擎武汉，至今仍在暂停状态。
3 月 19 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来到荆州站站台，为赴粤返岗务工人员送行。他呼吁请求全国各地、全社会善待湖北人民，善待湖北农副产品。
在中央要求下，更多地方解除了对持健康绿码的湖北人的 14 天隔离要求。随着封锁逐步解除，湖北农产品、湖北人，都流动起来，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是，疫情的短期冲击和中长期影响不可小觑。
孝感云梦县是蔬菜基地，蔬菜产业有 20 多年历史，主要产花菜和包菜，大部分供应省外，2018 年蔬菜产值 16.5 亿元。隔蒲潭镇副镇长刘幺祥告诉财新记者，2 月底，镇里每天销售量只有不到 20 万斤，但每天可产出的保供量在 100 万斤左右。
多方拓展渠道，3 月初，滞销的情况得以改变——低价为代价。很多合作社只能把蔬菜卖给山东、浙江等地的出口企业，做脱水蔬菜，价格一斤两毛五左右，去年可卖七毛。
云梦县开园香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四成表示，原来每年都把菜拉到蔬菜交易枢纽河北邯郸，但现在「他们不要湖北菜，湖北菜没有竞争力」。合作社原来雇佣一些贫困户、低保户打小包装，现在市场不能走了，就不用打小包，「他们只能帮忙扫扫地，消消毒，收入受影响」。
云梦县金土地蔬菜合作社也一样，只能把菜低价卖给加工厂。「两毛五只能保农户的肥料和农机作业的钱，人工都是白搞。」负责人林迟斌说，往年合作社每天需要雇佣 70 多人，今年只有 30 个人。
这些合作社成员多为小农户，家家户户都种一些，一年两到三茬，今年收入料将下降。
黄冈市英山县，距武汉两小时车程，往年春节，英山要接待大量武汉人泡温泉度假，今年旅游收入完全损失。英山也是中国茶乡，茶产业生产规模全省第一，全国第四，是重要的经济支柱。「茶的施肥要在正月十五左右完成，但今年一直到 2 月 15 日都没有做。」春茶价格高，茶商必争，一名英山志愿者表示，今年春茶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英山县茶叶商会会长汪格非称，今年茶叶产量、价格双降已成定局。外面的人进不来买茶，跨省交易也有障碍。全球疫情对出口也会带来影响。他最担心茶农受损，种茶的、采茶的、卖茶的、打工的，整条链上都受影响。
在「脐橙之乡」、山峡库区移民地宜昌市秭归县，脐橙曾陷入销售困难，价格大跌，去年卖两块多一斤一度只能卖到一块钱左右。不会网上销售的农户更为艰难，只能眼睁睁看着橙子落到地里。目前销售、价格有所恢复。但外省销售渠道仍未畅通，「我给北京等地的老客户打电话，很多都说，再等等。」种植户郭春凤说，客户对湖北的橙子仍然顾虑。她丈夫刚动完眼睛手术，孩子马上要中考，他们打算暂时留在老家，靠几百棵果树过活。
湖北鸡蛋等农产品也普遍出现价格下跌的情况，不过销售已经逐渐恢复。
除了农产品，湖北又是农民工输出大省。云梦县隔蒲潭镇负责宣传的贺连华告诉财新记者，镇里通过点对点对接出去了大概有 400 多人，还有不少人仍然滞留，「有的厂子不愿意接湖北人，一些企业也不是满负荷运转」。
从 3 月 13 日至 23 日 20 时，湖北全省通过「点对点」包车方式离鄂的农民工约为 18 万，相比总量来说仍很低。
在位于大山里的恩施州巴东县沿渡河镇小神农架村，50 岁的杨廷超尚未找到工作。恩施刚解封不久，就他观察，村里大多数人仍然滞留村里。广水的小黄夫妇也滞留在家，她丈夫在北京搞装修，湖北进京通道尚未恢复。
「建筑工地一个房子住三四十人，很多不敢收湖北籍的。」前述英山志愿者表示，农民工的岗位跟白领不一样，是随到随用，没有契约的，「如果工地用人，你到不了，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建筑工期一般比较长，六个月到八个月，一开始错过后面很难插进去」。
而吸纳上百万省内农民工就业的武汉，除了重点项目，经济尚未全面重启。很多像陈宝一样的农民工，在小作坊、施工队等打工，没劳动合同保障，不开工就没钱。不少武汉中小企业，本身也处于难以为继的边缘。
波及深远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大，一轮一轮的，复工不太理想，全球疫情的冲击也是山呼海啸的。我在美国，商业活动基本全停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主任甘犁说。
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截至 3 月 20 日，25 个省份已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达 1879.23 万人，占去年外出务工总数的 68.85%。在农业农村部监测的安徽阜阳、四川达州和河南南阳，截至 3 月 22 日，三地农民工返城率分别为 75.0%、78.1% 和 62.8%。
「我们估计延迟 1 天开工的经济损失约合人民币 580 亿元。」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说。
回到或未离开就业地不等于正常和充分复工。
崔竹林四姐弟都在北京，她是老大，从事健康行业，由于线下活动暂停，她不能出去见客户，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老二学应用物理，不好找工作，毕业后贷款上了一家培训机构互联网方面的课程，今年找工作受影响，每个月 1500 元的学费还款要靠花呗来套。老三在一家小餐馆，受疫情影响被裁员。老四是弟弟，就读于一家面向打工子弟的职业教育学校。今年的学费也靠花呗。好在老二、老三最近终于找到了工作。
「我们尝试对家长先收 100 元保险费，即便这样，70 多户家庭中，也有四五位家长表示困难，想缓缓。我们能感受到大家的压力。」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说，学校决定先自己扛扛，暂不收学费。
何琴在皮村一家餐厅打工，餐馆仍未营业，丈夫在工地上班也未复工，「买菜拣便宜的买。有一阵子没吃肉了」。
欧美疫情冲击则来得排山倒海，订单大量取消，一些刚复工的服装等外贸企业，不得不又停工放假，甚至裁员。
前几日，一则东莞精度表业有限公司的公告流传于网络。公司称，由于公司最重要客户美国品牌「Fossil」停止所有订单，公司出现重大危机，将全厂放假三个月，并鼓励员工主动辞职。一名同位于东莞长安镇的表业公司负责人向财新记者证实，该公告属实，「他们的订单全都停了」。他自己的钟表厂也只做外贸，欧美订单全部遭取消，东南亚的单子暂时还在继续。东莞所有外贸厂子都差不多。现在单子能做到 5 月，「如果没有新单子，做完也得减员」。
近日来，东南亚疫情形势也更为严峻。全球疫情对外贸影响恐将进一步深化。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假设无收入的情况下，依靠家庭银行存款、支付宝、微信账户内的所有易变现资产维持日常生活，15.8% 的家庭预计仅可维持 1–3 个月，22% 预计可维持 3–6 个月。
同时，家庭工商业经营户复工形势也非常严峻。3 月 12 日–3 月 21 日的调查显示，47.7% 的家庭表示工商业已复产复工，41.9% 的表示还没有复产复工。在已复产复工的家庭工商业项目中，53.6% 的表示复工程度在 50% 以下。15.4% 的受访者表示已经裁员，23.1% 的表示可能会裁员。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于 2 月在全国八省 48 县 1733 户，基于分层随机抽样开展了两轮跟踪电话调研。据测算，新冠疫情将使农民工返工平均延迟 19 天；采用 2019 年农民工日工资估算，疫情将造成农民人均年收入减少 3.5%。尤其是低收入群体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 20%)，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人均年收入将下降 17%，疫情不但将加大目前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因疫返贫和因疫致贫的风险也在增加。黄季焜表示，现在的复工推迟情况，比调查时更为严峻。
救民生刻不容缓
2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5.2%，主要是由猪肉和蔬菜拉动。黄季焜担心，疫情带来的农产品减产，或助推后期通胀压力，提高生活成本。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关注疫情对扶贫的影响。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尚有 52 个贫困县未摘帽，500 多万贫困人口未脱贫。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克服新冠肺炎影响，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三区三州」(三区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指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怒江州) 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将是攻坚重点。
在凉山州昭觉县从事扶贫工作的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陈昕表示，昭觉外出务工不多，受疫情影响相对不大。人口流动大、经济跟外界联系更紧密的地区，更易遭受疫情冲击。
「消除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主要应用超常规的政治行政推动力，带动超常规的财政和公共资源投入，把最底层的贫困群体托出贫困线。它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小云认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应没有问题。已投入的教育、住房、医疗等保障，也将起到安全网作用，避免多维贫困的发生。
但是，李小云等多名专家表示，应警惕返贫以及新的致贫风险。农村一二三产和外出打工都受到严重短期影响。在云南某个以旅游为主要收入的扶贫村，这两个月旅游收入为零。农村以往被崇尚的野趣、野味等价值，也直接遭受挑战。中长期效应正在发酵。
中央和民政部门已经发文，要求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包括受疫情影响基本生活困难的城乡居民，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低保。对受疫情影响致贫的其他人员和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要及时落实临时救助等政策。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民政部期间，推动建立了城乡低保等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王振耀认为，目前城乡低保认定存在过严倾向。农村低保从 2013 年高峰时期的 5388 万人，降至 2018 年的 3519 万人，城市低保从 2009 年的 2300 万人降至 1007 万人，总计减少逾 3000 万人。他表示，「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最高政策」，在其他福利还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对低保卡得过度严格会酿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临时救助政策执行方面，财新记者采访的部分贫困人口，尚未领到现金形式的临时救助。
还有大量人群徘徊在贫困线边缘。李小云据世行数据测算，若将贫困标准从 1.9 美元提高到 3.2 美元，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将增长近 10 倍，从 0.24% 增长至 2.51%，即有 3000 多万人处于非常脆弱的位置。农村最低收入的 20% 人口，还有大量堆积在贫困线上下。
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总监廖洪涛强调，应关注中央提出的相对贫困以及城市贫困。一些低收入群体可能失去在原来低技术岗位和中小企业的工作机会，「跟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大学生相比，他们更脆弱，不易换岗从事新职业，原来的生存基础，可能因疫情消失」。
甘犁称，中国近 40% 的 GDP 与进出口外贸相关，「这么大的冲击，如果再不刺激需求，不足以让中国经济平稳地走过这段困难时期」。
在他看来，现有社会救助体系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规模太小，为了确定受益人成本太高，「我们这次没有必要再那么精细地去把最贫困的人找出来」。
他建议，对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收入较低、民生负担较重的群体，给予一次性的现金补贴，既可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老百姓渡过难关，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助于稳定消费，避免落入总需求下降，进一步导致就业减少、收入下降的恶性连环。
具体而言，可利用个税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居民收入和支出申报核实体系，对未能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红利，且年收入在 6 万元以下的群体，对其教育、医疗、住房和赡养支出按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定向补贴。如将补贴额度按认定支出负担额度的 10% 设定，人均补贴额度接近 1620 元。
据估计，受惠人口规模将达 1.76 亿，补贴总额接近 2860 亿元，可发专项国债。考虑消费乘数效应，预计可拉动近 4000 亿元的经济增长，相当于 2019 年 GDP 总量的 0.4 个百分点。将包括农村在内的没有综合所得计税的个人纳入，需要再增加 4000 亿资金。即便补助水平翻倍，总体规模亦可承受。
美国、欧洲、日本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直接发钱、补助停工、失业损失等民生支持政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种冲击下，只在供给端发力的。没有需求的企业是没法救的。保企业，我们并不清楚一家企业到底是怎么回事，该不该救，保居民我们知道。」甘犁说。
他表示，据央行数据，2019 年底中国政府债余额 37.37 万亿元，相当于 2019 年 GDP 余额的 37.7%。这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
2 月，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为 6.2%。3 月 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疫情扩散和蔓延，对整个世界经济乃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影响还难以准确预料。稳定就业的形势和任务很艰巨繁重。
近期的折腾让陈宝明白，短期内恢复务工不现实。现在，他惟一的指望落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湖北新冠肺炎确诊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1 万元补助。但更多受到疫情冲击的低收入家庭，仍在生存线上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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