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野生动物的距离有多远？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距离有多远？
把人和动物放到一块，识别出来好多共同的需求，也识别出好多共同要回避的事
城市野生刺猬，也是人居环境最容易见到的野生兽类。
2019 年春天，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居民区里，王放第一次在这座城市里观察貉。它从楼房的通风口里探头探脑地钻出来，双眼在夜色里发出莹莹的光，体型和小型犬差不多，脸有点像狐狸，腿不成比例地短，毛色发灰，前额和鼻吻部却是白色。
王放轻轻地把手电筒转向自己，但貉并不害怕，自顾自走了过来。它们早已熟悉了人类，住在墙壁的夹层、桥墩、废弃下水道等离我们近在咫尺的地方，昼伏夜出，遵守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
「在城市里，我们不太关注特别罕见的物种，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广泛适应城市生活，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物种。」王放解释说，这些动物在生态学上被称为「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指示着所在城市生态系统的质量，英伦三岛的狐狸、西欧大陆的野猪，都是此类代表。而在上海，貉的生存轨迹，记录着这座城市水源、植被、空气和土壤的变化。
2019 年 8 月，身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的王放启动了名为「貉以为家」的研究项目，带着两名博士研究生和一名硕士研究生，在上海近 40 个点位布下红外线相机，搜集这片区域内貉的基础数据，上传到数据平台，开放给政府部门、科研工作者和 NGO 使用。
貉曾在中国广泛分布，但在部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它们被捕杀或失去栖息地，已经局部灭绝。但在上海，貉幸运地存续下来，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和温和无害的性格，练就了一套在城市缝隙中生存的技能。它们履行自己在食物链上的角色，守护一片区域的生态系统平衡。
然而，城市里毒鼠强、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剂的滥用，仍在导致貉的种群崩溃甚至消失。另一方面，貉身上携带的狂犬病、犬瘟、疥螨等病毒或寄生虫，也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如果从发展眼光看的话，再过 20 年、30 年，中国城市里人跟动物的冲突会比今天多得多。」王放觉得，现在的城市野生动物研究是给未来的潜在风险做准备。在他的构想中，未来这个数据平台的结果开放给公众后，能成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甚至景观设计公司重新规划和改造社区景观的基础。
王放对于野生动物的兴趣，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北京成长起来的他，从北大附小一路念到北大，北大校园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自然乐园。他最喜欢看蜘蛛、甲虫等各种各样的虫子，带着孩子的好奇和残忍，把水灌进虫子的洞，也会在作业本上画满虫子的口器。
小学三年级，他拿到人生中第一台相机，从此探险的战绩都有了可供吹牛的证据。四年级时，王放看了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潘文石描写学生吕植经历的书籍《大熊猫的故事》，决心以后也要和动物一起工作。2001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5 年后回校硕博连读，成为吕植教授的博士生。
上大学后，个性自由的王放给自己最初的定位是做一名自然摄影师。那时，全国的鸟类摄影师不过百人左右，「大家都拍了很多好照片，但是中国还是缺乏打动人心的自然报道。」王放把焦点放在拍摄专题报道，通过照片讲述动物习性、自然变化，以及和人有关的故事。
那段时间，他过着一种近乎浪漫的生活，在各地游历、独立拍摄专题。2006 年为贵州梵净山保护区专题寻找黔金丝猴，王放每天早上 8 点出门，爬到树干上搭建的临时平台，午餐只有一把花生米，这么一等就是七八个小时。徒劳的等待一直持续，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林间升起一场大雾，黔金丝猴的叫声从四面八方由远及近。一阵大风将雾吹开，王放突然清楚地看到猴子在树周围追逐打闹。一瞬间，他甚至以为那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待时的煎熬，换来摁下快门一瞬间的舒畅，「更多时间在等待惊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
感动常有，但沮丧也是常态。「你对这个世界有期望，就会不断地被自己的期望困扰。」负面的报道时常会被阻挠，拍摄过的地方很多因为开发而消失。有时半夜喝多了酒，他忍不住跑到网上发帖，痛骂「摄影师是废物」。照片的力量太单薄了，王放决定回去专心做科研，为地方保护发挥一些实际作用。
硕博连读的第一年，王放的观念就受到了冲击。他跟随导师参加高铁环境影响评价，评估工程会对大熊猫栖息地带来多大影响。一进会场，周围弥漫起警惕的气氛。不断有人劝他们「境界要高一点」，说高铁会给地方 GDP 带来多大增长，说多少人在盼着这条铁路给他们带来工作。
王放再次感到了无力。「特别深地感受到大家的需求不一样，而且都合理，你的需求是关心生态保护，但别人的需求确实也是别人的饭碗、别人的医疗、别人的教育。」评价会开了不下 20 次，每次都因为环保问题驳回。王放能给出一些大熊猫受影响的数字，但无法提出准确的保护方案。
这场评价会让王放反思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意识到摄影更多依靠感觉，但是科学要靠数字说话。「如果可持续发展这件事儿有公式能定量预测出来就好了，不是靠拍脑袋，也不是靠情怀。」基于公式，能够划定人类施加影响的范围，生物保护也就有了尺度。
于是，王放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采集了秦岭地区大熊猫的数据，试图找出人类活动的阈值。因为基础数据几乎为零，光采集就花了 3 年。海量数据收回来后的数据分析，是最折磨王放的步骤。野外取得的数据没有在实验室里受到严格控制，需要用数学过程还原碎片信息背后的影响因素。他不得不啃下大量的数学书籍，自己写模型，开发新方法。
经过延毕一年，王放最终得出了一些关键阈值，「比如当车流量超过阈值的时候，这条公路就像熊猫的死亡陷阱一样过不去了。不管旅游开发还是移民搬迁，只要找到这个阈值，就能更好地去调整。」
还有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大熊猫比人类想象的更熟悉人类。如果是 5 户以下的居民点，它们可以接近到几百米之内的距离。让大熊猫陌生的是巨大工程，以及大型移民搬迁点和旅游开发。但在传统观念里，所有人类活动对动物保护都是负面的。粗暴、一刀切的生态移民法常常被采用，如果没有规划好，可能让不少乡民失去生计。
而另一些看似无害的行为，反倒是大熊猫的「隐形杀手」。比如乡民在山里放的牛，看上去能和大熊猫和平共处，但经调研发现，只要有牛的地方，熊猫出现的概率会下降 40%。「只要老乡在这里放牛，保护区一年几百万元的投入一下子打了 6 折。」王放算了一笔账，这几十头牛带来的经济产出，还不到自然保护投入的零头。
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后期间，他更多地在研究中思考人类的需求，并试图在大尺度上搭建野生动物保护的方法框架。2015 年，王放跟随团队回国访谈农户，发现乡民依旧把土地视作命根子，而传统的农耕和放牧非常不经济，还会给野生动物带来伤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或许比生态移民更有效。「把人和动物放到一块，识别出来好多共同的需求，也识别出好多共同要回避的事。」
同一年，秦岭发生了大熊猫死亡事件，原因是狗把犬瘟热传给了大熊猫。反过来，野生动物也会杀死狗，同样会把它们身上的传染病通过狗再带回人类社会。
居住在美国时，王放自己就体会过这种冲突。经过 80 年左右的恢复，他所在的弗吉尼亚地区已经呈现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和人的冲突成为日常。有一次，一只浣熊半夜敲响了他的家门，它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无辜的眼神赢得人类的投喂，王放也忍不住落入了圈套。第二天，他反省了自己的做法，拿着扫把将它赶走，联合所有人一起抵制。但尝过甜头的浣熊不愿停手，它偷偷打开冰箱，打翻了垃圾桶，最后在攀爬电线时触电而死。
这些事件让王放察觉到人跟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还有更多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纠葛。
在北京拍照多年，王放很熟悉城市的野生动物，他时常到海淀跟拍鸳鸯，在中关村观察食物链顶端的红隼一家。和人们所想象的不同，只要一点绿地、土壤和水源，城市就可以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2019 年年初，王放回国后来到复旦大学任职。他把新家选在新江湾城，离湿地、森林都很近。他的孩子上完幼儿园能看看鸟、小蝌蚪，在湖边骑骑自行车，而不是陪着大人在五道口堵车。寂静的晚上，还能听到刺猬轻轻拱来拱去的声音。
对城市野生动物的研究也已有所进展。按照人类干扰的程度，上海城区被分成高、中、低三个区块，每个区块再挑选森林、湿地、河湖等近 60 个不同的类型。「希望用 2 到 3 年的时间把不同类型的城市环境全调查了。」
城市的使命偏向于满足人类的需求，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复杂。前 3 个月，王放和学生们靠自己收集数据。他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阻碍，进入小区会遇到物业的阻拦，要做任何栖息地的改造都需要考虑业主的需求。同样，他们也无法进入学校、公司和厂房。
于是从 2019 年 11 月起，王放开始招募名为「公民科学家」的志愿者协助调查。「比如小区的业主，搞定业委会之后，就可以在小区里面做调查。或者学校的老师，就帮我们在学校里边安装设备。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这些志愿者大多是动物爱好者，迄今已经招募了超过 100 人，按照区域划分为 8 个小组。公民科学家帮助王放团队节省了不少人力、交通和时间的成本，调查规模也得以迅速扩大到 40 个，今年还会增加到 200 个。
分配好各自区域之后，志愿者会去寻找野生动物的痕迹，在有动物出没的地方布设红外相机，每隔两个星期检查一次。一到两个月之后，等相机拍到上千张照片，志愿者再去一张张做动物的识别，分辨每张照片拍的是什么动物、数量多少、大概在干什么。之后，王放还会培训志愿者去做植被和人类活动调查，评估貉栖息地，再为貉佩戴 GPS 定位颈圈，研究它们的扩散。在公民科学家的提议下，研究对象的种类即将扩大到蜻蜓和无斑雨蛙。
经过调查，如今在上海至少 80 个小区都发现了貉的存在。青浦区溪流边的貉，擅长优雅地滑入水中，捕食鱼虾、青蛙；住在奉贤区一家幼儿园旁的貉，熟知小朋友的作息，会从烧烤摊边偷走留有残肉的竹签，侧着头钻进洞里，给幼崽喂食。貉与流浪猫、狗之间，似乎也达成了一种互不侵扰的和谐关系。
除了貉，收集到的数据还包括了大量其他野生动物，有黄鼬、刺猬、赤腹松鼠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物种，也包括了狗獾、环颈雉这些在市区相对少见的物种。王放希望最终拼凑出的，是一整套城市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如果项目进展顺利，王放能知道这些野生动物在城市生存所需要的空间面积多大、条件如何，互相距离多远，它们沿着什么样的路途完成觅食和求偶，再向更广阔的范围扩散。他期待之后能据此设计出「保护小区」和数量预警，这里的人们能在一定时间段内不喷洒药剂，让野生动物安全地活下去；同时，也建立起疫病控制机制，监控、保护动物以及人类的健康。
王放还是在寻找那个阈值，既不妨碍城市居民的日常，也为动物们寻找栖身的尺度。「我一直觉得生物多样性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无所谓好或者不好。接受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惊喜与发现，必然同样需要解决它带来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这个问题很正常，也将一直存在。」事实上，野生动物所需要的那些关键词—清澈的流水、自由生长的灌丛、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的生态系统，也让人们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
「城市生态研究很困难，没有濒危物种，没有国家级保护动物，除了崇明东滩的鸟类，上海并不是其他生物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没什么人关心我们。」有时候，王放的学生也觉得城市似乎没那么「浪漫」。他们更多依赖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推进这个不算最重要的课题。王放能理解，毕竟自己也曾经历自然摄影师的理想主义、科研新人的困惑矛盾，才来到这一步，「在爱动物的人眼中，动物保护和管理根本没有城市与野外、珍稀与普通的区别。」
疫情把野生动物推上了风口浪尖，人们这才突然关注起这些藏在身边的邻居。大年初二，王放收到消息，上海动用大量人力来驱赶居民楼的蝙蝠，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希望扭转这个局面，但是缺乏科学支持。随后，相关话题陆续出现：是否扑杀城市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要如何修订，城市里的宠物猫狗是否要被处理……
「这个时候再不出来说话，平常那些工作就都白做了。」于是王放频繁地就公共议题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向公众科普城市野生动物的知识。他感到自己被卷入了浪潮中。尽管有点无奈，但疫情之下人们的恐慌和茫然，更凸显他所做工作的急迫性。「现在开始已经有点晚了，不过也比不开始要好。」王放最早想在上海摸底考察的动物恰恰就是蝙蝠，他有点懊悔，如果当初及时做了，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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