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寫作者韓麗珠來說，過去八個月改變了她許多。她的小說《風箏家族》曾獲2008年台灣開卷好書獎中文創作獎，她形容自己身體裡，寫小說的肌肉是最發達的。但因為過去八個月香港經歷的社會運動浪潮，她剛剛以很少使用的書寫方式──日記體──出版了散文集《黑日》。

她從前不愛笑，不願配合社會對人的「表情管制」，但過去八個月，她開始對樓下茶餐廳的侍應、超市的收銀微笑。她曾經只愛身邊認識的朋友與她十歲的貓咪白果，但過去八個月的經歷，讓她開始關心遙遠的人類歷史中，曾被壓迫的人群。日記、微笑、歷史，是她所找到的，在失序香港中，關心他人與世界的方式。

這八個月的最新進度，是武漢肺炎的病毒，將街上抗爭的香港人突然鎖進了自己的屋子，韓麗珠也是。自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韓麗珠就在臉書上寫作日記、散文，一直延續至今，直到1月24日大年三十，一種新元素──瘟疫中的穴居生活──開始進入她的日常寫作。

社運高峰時，她曾去現場經歷、感受，回到家中才能開始書寫。然而瘟疫來襲，她發現受困家中的自己，她的房間，窗外望見的街道，都成了現場。「生活就是現場。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瘟疫的現場。」

截至2020年2月29日，香港已累計確診94例武漢肺炎，其中已治癒30例，死亡2例。

「樓下超市賣廁紙和米的位置是空的。我望向街道，街上無人。買不到口罩。去茶餐廳吃飯，發現廚師侍應都戴著手套，嚴陣以待，有的餐廳不再提供免費紙巾，有的只提供即棄餐具。回到家，要想怎麼消毒自己的外套，要想自己沒洗手就不可以摸貓。」她感到這城市的失序自去年6月開始，一直延續，變本加厲。

然而生活仍在繼續。她不搶購口罩與大米，不太慌亂。「誰都知道，現在，人們需要的其實不是口罩或衛生紙，而是生存的安全感。」2月6日，她在臉書上寫道。她的寫作也在繼續，寫下這座城市長久積累的傷口，寫下未完的社會運動與瘟疫如何交纏，文字仍然溫柔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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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麗珠說，由去年6月開始的這一系列寫作，初心是為醫治人們的傷口。

反送中運動令香港人很連結，又很分裂，人們與不同政治立場的家人朋友爭吵，抗爭者犧牲許多，有人遭受性暴力，許多人身體受傷，甚至失蹤、神秘死亡。瘟疫蔓延，抗爭者沒有足夠口罩，不能大規模上街聚集，警察卻擁有比醫護人員更好的防護裝備，暴力從未停止。「所以運動沒有完。大量被捕者、受傷的人，他們的傷口，身上背負的官司，都還在。這個城市的傷口還在。」

在兩三年前，運動還未發生，她曾用文字醫治過自己。那時她人生遭逢變故，心中充滿恨意，甚至有一段時間「鬼剃頭」，在一個月間大量脫髮。她大量讀書，學到一個寫秘密日記的方法。每天早上起床，她什麼都還沒做之前，都要先寫15到20分鐘的秘密日記。規則是不要鋪排，不要多想，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寫完就蓋上，不給人看，甚至自己也不回去看。她把那些文字寫下來，放在了心裡，然後就可以開始一日的生活。

那時她看清楚，憤怒的底層是極深的傷心與絕望，是不被愛。而一座城市的憤怒，源於歷史。

1997年香港回歸後，她說自己這一代在英殖民地年代成長的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關心社會。但是，2003年的一場瘟疫SARS，由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傳到香港，之後經濟重挫，開放大陸遊客自由行提振經濟。此後的十多年，香港社會發生太多變化，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興起，直到17年後，又一場瘟疫，同樣自中國大陸傳來。

而此時的香港與中港關係，早已不能與當年相提並論。香港政府遲遲不封關，引發醫護罷工，採購口罩也失敗，瘟疫中的城市陷入恐慌不安。「香港人的憤怒壓抑了很久，到這次武漢肺炎，我們又看到香港政府多麼虛弱，什麼也做不到。我們從來都是被建立，但民間的力量，其實可以建立很多好的東西。」她說。

反送中開始後，她就將運動看成是她掉頭髮事件的2.0版，這一次不是她一個人，而是整個社會都經歷好多殘忍。「我見到身邊很多人受傷，甚至有許多事比死亡更殘忍。我覺得非常的悲傷與憂愁，但我不想被浪捲走。」她說，「我只想做些事，令他們舒服一點，醫治好他們的傷口，這傷口是這城市裡好多人共同的傷口。」這就是她寫作的初心與意圖。

也因此，她的文字不是聲嘶力竭的口號與吶喊，不是憤怒的控訴，不是將流血衝突的畫面掰開了、揉碎了給人看，因為她不是為了要讓人更加悲憤與痛苦而寫的。

她為被警察開槍射爆一隻眼的少女而寫。

「多年之後，如果我仍活在這世上，反修例抗爭的殘忍的許多天，必定已離我很遠，卻也仍然常在我身邊，即使在我不察覺的時候。的確有兩個，失去了右眼的人，藏在我意識的深處。我只希望自己心裡有足夠的善意和寬恕的能力，可以迴向他們，讓他們的眼睛得到奇蹟的康復，也讓那些受傷的人可以痊癒。」

她為癱瘓香港國際機場的抗爭者而寫。

「那天，許多人湧到機場，不是為了離家出走，而是因為他們不願離開這個城巿。只有在機場，他們才可以安全地對外來者訴說一個關於這城巿的，家不成家，同時走投無路的故事。」

她也為每一個努力生活的人而寫。

「上周和做書的團隊開會，會後閒談，談到這兩個月以來的生活，大家笑著說，忙著學習許多新知識：自衛術、法律知識、急救知識和公民權利，或許還有香港的街道路線、照顧身心健康知識、身體和土地的關係和自己身體的極限。其中一個設計師說，那麼，以後我們將會成為更強壯的人了。」

她也寫她去維園集會的路上靜靜等巴士的時刻，寫貓咪阻攔她去抗爭現場的撒嬌與「訴求」，寫自己要安撫心裡憤怒的獸，也寫她希望每個肉身都能平安，不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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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的人，透過文字與他人和世界產生關聯。可是，文學並不在坐下書寫的那一刻才產生。「我的整個生活都可以是文學。現在因為瘟疫關在家裡，我做瑜伽、散步、喝一杯水的時候，都在醞釀自己寫一些事，也醞釀自己寫作的意圖。」

同樣的，她在日常生活中不寫字的時刻，面對自己與他人、世界、貓咪的關係時，也在醞釀這種善的意圖。「去年6月以來，我愛香港、世界、他人多了好多，以前我只是愛我認識的朋友，愛我的貓。但現在我也會愛香港一些我不認識的人，或者人類。」

對在瘟疫中受苦的人類，她也感同身受，但卻幫不到對方。「我覺得我們只是剛巧不是出生在武漢，如果是的話，可能本來很安定的生活，突然有一日就感染了，又沒有醫院肯收我，我又不知道可以去哪，就這樣死去。」她說，「因為我通過香港的苦難，明白了其他地方的苦難。我沒有辦法忽略他人的苦難。」她明白城市的傷口難以癒合，但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對身邊的人好一點。對整個世界，對其他動物、植物，都好一點。」所以她開始對茶餐廳的阿姐微笑，安慰她寫作課的學生，更加珍惜與得了腎病的貓咪白果在一起的每一天。

受疫情影響，她本來每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短期寫作課，也變成了視像上課。剛開始她很抗拒，但第一次這樣上課後，她發現同學們都因為悶在家中太久，不捨得下課，一直在線上和她聊天。「被迫閉關會令刺激我們，更加想同人有連結。」

這樣的生活，醞釀出她的寫作意圖，也醞釀出她自醫醫人的文學。她也用文字對抗。她要對抗的是這種被恐懼和失序包圍的生活，要尋回和重新建立一種新的、與自己和他人乃至世界的關係。她在2月7日的明報專欄中寫：

「任何人都是潛在帶毒者，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帶毒者。最初，人們害怕的可能只是病毒，慢慢地，害怕成了害怕的核心。人們害怕接觸所有的物件，害怕被別人碰到，也害怕觸碰自己的任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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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晚上，韓麗珠去逛超市。「但，昨夜的超巿，就像村上春樹小說《襲擊麵包店》裡被䧳雄大盗洗劫的麵包店那樣，香蕉的架子是空蕩蕩的（香蕉可以抗病毒嗎）、米的架子理所當然地空了、牛奶只剩下幾包我不會喝的品牌、衛生紙抹手紙和紙巾也順理成章地一無所有、所有雞蛋都消失了影蹤……」

回家後，她寫下日記。她沒有買這些「生活物資」，而是買了每天要喝的紅茶和巧克力。

她家中還有半包米，覺得自己一個人住，不需要搶購。她也不擔心沒什麼口罩，「如果沒口罩，我就少出門吧。」紅茶是每天都要喝的，而巧克力則是關在家中很悶，需要快樂與安慰的多巴胺食物。「如常生活很重要。就算世界多亂，你也要找一個角落給自己，做回自己平時愛做的事。」心也會影響健康，她說。自去年6月以來，失序成為香港的「正常」，但她也是如常生活，就像《黑日》序言中所說，仍有暴政拿不走的溫柔。

2月29日，她的日記寫道：「我總是不好意思告訴別人，中午12時之前，如果沒有約定的工作，我總是在花很多時間在照顧各種生命，順序是：照顧白果貓、照顧植物、照顧房子，最後是照顧自己。早上八時或之前起來，給貓預備早餐換水清理貓砂；為植物澆水，細看它們的狀況；然後，拖地拭抹灰塵整理床鋪和房子，洗衣服晾衣服和疊摺衣服。最後，打坐和做瑜珈。11時半左右，才吃當天的第一餐。早餐後，才開始當天的寫作和各種工作。」她把這樣的照顧稱為給自己和四周梳毛。

她把關在家中的日子稱為「穴居」、「繭居」，也看一些以前沒時間看的書。她喜歡讀榮格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還喜歡讀賽斯書，講些夢境、催眠、身心靈，乃至於探索前世，自稱「很怪、很雜」。前陣子她重看了《愛在瘟疫蔓延時》的英文版，接下來的閱讀計劃，是讀完神話研究學者Joseph Campbell的系列書，包括《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 》。這本書用說故事的手法探究神話與心理分析的關係，「看他寫神話，就像看他重新寫一部小說那樣。」書的中譯本有台灣已故人類學家李亦園的序言：「在神話中接觸永恆，發現自我，參悟生死，體觀神性。」

不直接與疾病相關的書籍，卻關乎對生命的思考。去年夏天，她也閱讀了許多分析暴力、暴政、猶太人歷史苦難的書籍。不直接與香港相關，卻有她關心的問題。在家中很少出門，也沒辦法跟朋友和家人吃飯，她就看日劇《深夜食堂》，覺得看到很多人在一起吃飯很療癒，也給自己一些煮食的靈感。她開始自己煮早餐，吃本地小農種植的蔬菜，煮一顆溏心蛋。

她與貓咪白果作伴，猜度貓咪的心思，並像未來某部小說的一些時刻一樣，記錄下來。當香港政府面對疫情而堅持不封關的時候，她寫貓咪白果的話：「當我感受到人類朋友的挫折感時，我就把自己封關。」她則回答：「我們把自己全面封關吧。把整個世界封在外面，就不會讓難過互相感染了。」在她不安而忙碌的時候，她也寫貓咪白果踡在她腿上的話：「我需要的是，完全放鬆的大腿，不是寫作中的大腿，也不是回電郵的大腿。沒有什麼好擔心的，隨遇而安就可以。」

「如果瘟疫是一份可怕的禮物，它所帶來的是對日常的終止和停擺。在擔憂感染、懷疑感染、已經感染、等待康復或迎向死亡的過程裡，人得到的是赤祼地面對此刻和自己。」

2月13日，她在《明周》專欄中這樣寫道。瘟疫時期，她希望認識自己，找到自己內在的力量，「希望有一日我們不用再閉關的時候，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自己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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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生活的日常記錄，像是日記，又像是散文，和韓麗珠從前醉心的小說很不一樣。她在家中也思考自己跟小說的關係，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十年前，她寫小說《縫身》的時候，因為太投入寫作，晚上失眠，也不在意運動、食物，覺得只有小說是最重要的。寫完之後，她大病了一場，終於明白文學不是要榨乾自己，而是，生活即文學，生活就是文學本身。

她說寫瘟疫時期的記錄，就像青苔與野草，與她寫小說不同。

「小說是要種的，像蘋果樹，時機未到，果實未成熟是不能摘的。」但青苔和野草就不一樣了，「隨性、野生，隨時都可以生出來。」但青苔也是重要的東西，因為環境所限而不可替代。例如，大年三十的香港已被疫情籠罩，她寫下：

「除夕，很多人無法團圓，留在醫院的，抽了生死簽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人員、清潔工、在城巿各個角落卻像隱形那樣的基層人員，都不一定可以跟家人團圓。有幸聚在一起的人，圍著取暖，卻早已失去新年。新年還沒有來，但已在運送的途中丟失了。」

又例如，各種各樣的離奇搶劫案在香港發生，搶劫對象有口罩、廁紙。她寫下：

「不同形式的口罩劫案出現了，有人把口罩放在車子內，車窗被爆破，口罩不知所終，有人訂購了的口罩在運送途中被人搶掠。在平靜的日子，人們忙碌地上班，為了對金錢的匱乏感在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把自己出售；在患難的日子，人們焦慮地網購或四出尋找口罩的貨源，歸根結柢，都是源於對生命欠缺安全感，於是，鈔票或口罩才能輕易折磨脆弱的神經。」

瘟疫時期，許多人都寫日常記錄，韓麗珠覺得，這並不意味著文學的門檻變低。「環境對青苔很重要，包括溫度、濕度。」她曾經有朋友去爬山，想把郊外的青苔帶回家種，卻怎麼也種不出來。日記就和青苔一樣。「你經歷怎樣的生活，就會產出怎樣的日記，因為日記和散文很接近生活。」

日記不僅很貼近作者自己，也貼近讀者。她形容這是一種很透明的文學形態。「對人的心靈太透明，會令寫作者不記得怎樣去鋪排。」相比之下，小說有距離，但也就不會那麼透明地反映作者的心。這就很像是她曾用來醫治自己的秘密日記，「自動書寫」，是青苔的力量。

在瘟疫蔓延的時代，不能上街的人們長出各自的青苔，在荒山中宣告，此處仍有生命。不論是韓麗珠，還是網路上許許多多普通人的瘟疫日記，是否都可視為無權勢者的青苔呢？

2月14日，韓麗珠已寫過：「人們在失去體制保護的自由時期，得到的考驗是在慌亂的浪裡如何守住自己的身體和心，依仗一己的力量，創造較理想的生活，為無權的自己充權。」

原文刊於《新活水》：https://www.fountain.org.tw/r/post/hon-lai-c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