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也是各路思想涌现之时。从美国的亨利·基辛格、托马斯·弗里德曼、弗朗西斯·福山，到以色列的尤瓦尔·赫拉利、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印度的阿兰达蒂·罗伊，那些活跃在思想市场的名字纷纷发声，希望影响公众。

思想拥有改变自我、他人，乃至世界的力量，这在正面和负面意义上均可成立。有时，那些推动思想市场演变的力量和企图塑造你思想的人和机构并不明晰，反思思想市场本身变得必要。

相比过往，21世纪的思想市场更庞大喧嚣、有利可图、泥沙俱下。在美国，《外交政策》每年都会发布全球百大思想家名单；TED演讲、西南偏南大会、阿斯彭思想节等思想活动层出不穷；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思想会议蓬勃开展；致力于传播思想的各种平台、论坛和新闻机构的数量也在爆炸。

丹尼尔·W.德雷兹内是思想市场的参与者，也是研究者。作为参与者，他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写文章。作为研究者，他出版过《思想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分子及财阀如何改变思想市场》一书，探究美国思想市场的演变和影响。

《思想产业》的主题严肃，但文风有趣，混杂个人经验、访谈调查与学理分析。往高里说，这本书具有跻身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理查德·A.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等研究思想市场名作的潜质。往低里说，这本书至少可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思想市场的现状，对反思中国的思想市场也不乏启迪。

思想市场的两类参与者

《思想产业》的核心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德雷兹内的很多论述围绕此展开。

因为“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在中国的污名化，有必要复述德雷兹内的界定：“当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笔者指的是那些造诣极高且训练有素、能够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发表评论的专家。他们在民主话语中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服务：揭露伪装成智慧且广为接受的陈旧思想。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思想市场的最大贡献是，当皇帝没有穿衣服时，将真相道出。如果公共知识分子失去声望，政客和假行家便能凭借他们巨大且不倦的意志力，更加容易将某个观点推入公共意识，而不管这个观点本身是否可取。”

相比“公共知识分子”，“思想领袖”这个词出现要晚得多，但它的使用量已大大超过前者。德雷兹内觉得，思想领袖是知识的传道者，乐于打造自己独有的透镜解释世界，然后劝说听力所及范围之内的每一个人相信他们的世界观。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都参与智力创造活动，但行事风格和目的不同。公共知识分子对许多事物均有相当了解，能够指出知识骗子。思想领袖了解一个宏大事物，相信他们的重要思想将会改变世界。

打个比方，“如果承认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是知识分子，那么奥巴马属于公共知识分子，而特朗普则是思想领袖”。换成中国的例子，作家许知远是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充满悲观和怀疑，常常显得格格不入，而热衷跨年演讲、得到创始人罗振宇企图做思想领袖（成不成功另说），跳入时代洪流，昂扬乐观传道。

这两类人可能实质对立，也可能风格对立。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同一个人既可以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思想领袖。但当我们把思想市场的参与者区分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时，会对现代思想市场的认识更加明晰。

德雷兹内的结论很简单：现代思想市场惠及所有知识分子，但思想领袖从中得到的好处远大于其他人。

美国思想市场演变的三大驱动力

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区别？这又意味着什么？

德雷兹内给出三点理由，权威公信力的下降、美国政治的极化以及愈加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在他看来，这三个因素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与以往不同，它们在同一时间发展到了顶峰，共同对思想市场施加影响。

根据皮尤民意调查数据，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公众对几乎重要公共机构的信任都在下滑。总的来说，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暴跌，从1964年战后峰值的77%下降到2013年历史最低的19%。这和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伊拉克战争等都有关系。

德雷兹内称，公众对公共机构日益加剧的悲观态度反而对思想产业有利。信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思想市场，使思想市场的竞争趋向公平，也使思想领袖发声成为可能。即使思想领袖没有那些传统证书，他们也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发表意见。在任何一个真实性备受重视的时代里，这种方法对思想领袖（通常通过归纳得出观点）来说更有效，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通常通过演绎分析得出观点）。

至于美国政治的极化，根据美国国会投票统计，目前国会政治极化的情况比过去125年中的任何时期都要严重。这造成受众割裂，更加愿意支持意识形态纯粹的知识分子，导致新型思想领袖的诞生和自身思想的认知闭合。

德雷兹内举例说，如今保守派知识分子可以在希尔斯代尔学院求学、在传统基金会实习、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工作、赢得科赫奖金、为莱格尼里出版社写书、从某个保守派演讲者事务处获得签约合同，然后在福克斯新闻频道讲述这些经历。他们可以在没有反对观点的信息生态系统里繁荣发展。将上面的名字换掉，例如将科赫换成索罗斯，自由派人士差不多也能这么做。

最后一个因素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这也是思想市场转变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德雷兹内称，不论是工资、收入或者财富数据都清楚显示：过去三四十年中，美国最富有的那群人过得远比其他人好。事实上，当前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不平等反映在思想市场的结果是催生出为新思想的阐释和推广提供资金的新捐赠人阶层。在推出能够让富豪阐释共鸣的观点方面，思想领袖比公共知识分子更具优势。因为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都质疑财阀完全靠自己功绩取得社会地位的观点，也对富人达到他们所处社会地位的体系结构持更加批判的态度。

德雷兹内说，事实上，你很难找到对思想不感兴趣的亿万富翁，比如比尔·盖茨的大历史项目赞助打造面向中学生和普通大众的免费大历史网络课程，他也是赞助和推动通用核心课程运动的关键人物；马克·扎克伯格最早的重大慈善行动之一是为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学校系统捐款1亿美元，后来他又在脸书上开设每月一次的读书会。

相比20世纪的美国富豪比较多地将自主权下放给委员会，21世纪的美国富人更多会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沙龙和出版平台，并要求所建立的慈善实体清楚传达自己的意图。

这一趋势发展到巅峰，就是调查记者简·迈耶在《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中讲述的故事——以科赫兄弟为代表的一小群拥有巨大财富的激进右翼家庭如何通过砸钱，且在少有公共披露的情况下，影响美国人决策和投票。

迈耶称，科赫兄弟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而引人注目的思想斗争。他们资助看似毫无关联的智库与学术项目，促使宣传团体在全国政治辩论中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雇佣说客将他们的利益推动到国会，招募工作人员建立人为的基层组织，为他们的运动提供基层的政治势力。另外，他们还资助法律团体和司法掮客在法庭上为他们的案件出力。最后，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私人政治机器——其与共和党不相上下且可能将其纳入其中。许多行动被秘密掩藏，在台面上则伪装成慈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公众可以追踪的资金链留下。

“科赫兄弟思想无比坚定专一。他们也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身处一群由极其富裕、极端保守家族组成的小团体中。他们几十年来倾注资金，影响美国人的思想与选票，而且几乎没有被曝光。他们的认真发力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除了科赫兄弟外，这个团体还包括理查德·梅隆·斯凯夫，梅隆银行和海湾石油公司的继承人；哈里·布拉德利和林德·布拉德利，因国防合同而发家的中西部人；约翰·M. 奥林，化学和军火公司巨头；科罗拉多州的酿酒业家族库尔斯；还有密歇根州的德沃斯家族，安利销售帝国的创办人。每一位都互不相同，但他们一起形成了新一代慈善家，热衷于动用私人基金的数亿美元来改变美国政治的方向。”迈耶写道。

TED现象和明星知识分子

思想产业兴起的突出例子是TED现象的盛行和明星知识分子的诞生。

德雷兹内称，TED演讲的目的就是帮助思想领袖吸引有钱人。演讲都很短，不到20分钟，对那些乌托邦式思想更有利。对潜在赞助人来说，这种安排非常完美。TED演讲没有讨论者，没有批判性反馈。

“内森·赫勒在《纽约客》上说，如果TED有政治世界观，那它一定是‘架构在宏大而无可争辩的东西之上：教育、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平等权利’。这与硅谷的无冲突政治理论完全契合，该理论认为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作为一个欣赏情绪感染力和个人真实性的媒体，TED对思想领袖远比对公共知识分子有利。”

明星知识分子是《思想产业》中的有趣部分，这种有趣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是个二线或三线明星知识分子，偶尔讲述自己成名与“堕落”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采访了尼尔·弗格森、法里德·扎卡利亚等一线明星知识分子，有不少一手材料。

他认为，随着现代思想产业不断扩大，超级明星经济开始出现。在这些市场中，居于顶端的少数人占据多到不成比例的收入和关注度。现代思想产业的本质是，一个宏大的思想可以将任何一个人送到极高的位置。一篇文章发的时机正好，可以把一个知识分子送入顶层。

经过调查，德雷兹内列出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名单。这份名单共有22人，只有萨曼莎·鲍尔一人是女性。名单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凭借一篇宏大文章中的一个宏大思想声名鹊起，比如福山是冷战快要结束时，在《国际利益》上发表的文章《历史的终结》。

在德雷兹内熟悉的外交政策领域，像弗里德曼、弗格森都是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的好手。相比李普曼的时代，如今的明星知识分子除了影响力，还有丰厚收入，比如弗格森每场演讲的报酬在5万至7.5万美元之间。他告诉德雷兹内，自己平均每月做一场这样的演讲，而他为公众写作的动机——“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钱”。

明星知识分子想要维持地位，得不断著书立说、参加演讲等。这样一来，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我剽窃或怠工偷懒；另一种则是变成有下属的品牌经理，将研究和写作任务外包，但外包会增加作品出错风险。这也导致21世纪知识分子的丑闻非常之多。

前《哈佛商业评论》总编贾斯廷·福克斯评论道：“过去几十年一直闪耀的通往利益丰厚的思想领袖界之路，是先用深奥严肃的著作（或一份重大的工作）奠定自己的地位，然后再开始制造流行语。而如今，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期望进入思想领袖界，经常仅仅直接对准流行语。……结果是催生一个似乎不断奖励肤浅之人的智力环境。”

德雷兹内觉得，如今美国的思想产业，膨胀的思想泡沫很多，破裂的相对较少，遭遇智力破产的就更少。“如果现代思想市场拥有更多的知识分子，那么出现此类思想滥用的状况的可能性便会降低”。同时，“思想市场若是将权力交还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它也改变局势，使思想领袖处于劣势。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由公共知识分子主导的世界，而是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之间的平衡”。

无力的改善方案

德雷兹内不满意美国思想市场的运作。在提供改善方案之前，他讲了《新共和》的故事，认为起码解释21世纪思想产业的潜在趋势，揭示个人力量推动变革的局限。

《新共和》创刊于1914年，是美国著名的自由派思想刊物，刊登过许多伟大知识分子（如杜威、李普曼、奥威尔、罗素）的文章。但是，到了21世纪，它面临和所有不赚钱的严肃刊物一样的生存困境。

2012年，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买下《新共和》，雇用老编辑富兰克林·福尔担任主编。虽然杂志此后刊发不少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但始终没有盈利。为扭转形势，休斯聘请雅虎新闻前任总经理盖伊·维德拉。维德拉大刀阔斧的革新，可以概括为将其从一本倚重公共知识分子的印刷刊物转变为以思想领导力为中心的数字媒体。

这引起福尔等人的反对。2014年，当休斯决定任命一位新主编的消息传出后，福尔辞职，十几名员工和几十名特约编辑也跟着辞职。结果，改版后的《新共和》吸引力大不如前，网站流量骤降一半以上。2016年，休斯将杂志转手给出版人温·麦科马克。

离开《新共和》后，福尔写了一本《没有思想的世界》，反思科技巨头对思想的威胁。

他在书中愤世嫉俗，认为大型科技公司正在撕碎保护个性的原则，设备和网站破坏隐私，不尊重作者的价值，对知识产权怀有敌意。在经济学领域，它们为垄断正名。它们希望，在我们浑浑噩噩度过一天又一天时会做出的选择，无论是大是小，都能自动化。是它们的算法提出我们该读什么新闻，买什么商品，旅行走什么路线，乃至把哪些朋友纳入自己的小圈子。

“科技公司正在毁灭独立思考的可能，这原本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在它们创造的世界中，我们一直被注视，也总是被分心。……这些公司已经成功实现了改变人类进化方向的目标。我们都变得有点儿像电子人了。手机是我们记忆的延伸；我们把基本的心智功能外包给了算法；我们把自己的秘密拱手交给服务器，任凭计算机前去挖掘。需要时时牢记在心的是，我们不只是在跟机器融合，也是在跟操纵这些机器的公司融合。”福尔写道。

德雷兹内觉得，《新共和》的经历为思想产业提供几点教训：首先，富豪在思想市场的影响力可能相对较大，不过，只有当他们自愿消化财政亏损，这种影响力才能存在；其次，试图改变拥有浓厚知识性文化的组织机构将会导致巨大混乱，并且很有可能走向失败；最后，一家新闻机构的颠覆难以从根本上影响现代思想产业，即使它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

他提出改善方案，但显得无力。

一是结构性因素自行反弹。比如当时（2017年）他称，权威的公信度几年前跌入低谷，但是如今已有所回升，政治两极化趋势有所缓和。不过，现在来看，寄希望于此，过于乐观。

二是传统的非营利部门自我改革，高校和智库吸引更多捐赠。因为对二者而言，捐赠收入越多，越能保证思想独立。这点从目前来看，改变起来也非常困难。

三是实现思想产业内部种族和性别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公平竞争局面。相对来说，这点改善起来比较容易。

四是要求知识分子自我监督。这个建议德雷兹内自己都说“听起来有点天真”，但他解释称，物质回报会诱使一般的知识分子堕落，但是愧疚和恐惧能够对抗经济诱惑。伴随成功而来的愧疚可以被利用，转化为自我约束。对于失败的恐惧也是思想市场中的有效激励因素。知识分子鲜少破产，但他们对自己所处地位相当敏感。

中国的思想市场

《思想产业》写的是美国，但德雷兹内称，推动思想市场转变的驱动力不仅在美国，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现象。

反观中国，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模仿TED的一席、造就，喜马拉雅、得到等知识付费平台都在迅速发展，改变中国不成熟的思想市场，孵化不成熟的思想产业。当然，中国和美国有许多不同，比如权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由于问题过于复杂，这里只做简单讨论。

长期研究知识分子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梳理过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公共空间的变化，认为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共知识分子阶段，那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时知识分子所生存的公共平台主要是印刷媒体。到了21世纪初出现BBS，活跃的也主要是知识分子。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博客和微博出现。博客的出现诞生一批专业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微博的出现诞生一批网络大V、意见领袖，风头远远盖过传统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差不多是这四五年，自媒体崛起，进入网红时代。

他注意到，意见领袖退场，如今网红占领微博这样的公共空间，学院体制外面也形成众多民间知识空间，如豆瓣、知乎、看理想。许纪霖觉得，在这个新时代，知识的叙述和传播倒过来会决定知识生产本身，一种新的知识叙述方式倒过来也会重新建构知识的生产和思维方式。虽然这种知识的叙述和建构方式对学院派来说，颇为不屑，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今天真正能影响社会精英人士的，不是学院里面的专家，而是像薛兆丰一样的新知识分子。

今天，年轻人经常接触的媒体也许是抖音、快手、B站等新兴平台。这时，年轻人如何对待思想，传统知识分子又是否选择与新空间的技术和话语方式达成某种妥协与和解成为一个问题。

不同人有不同选择，也给中国的思想市场注入新的变量。许纪霖说自己“没有什么好的答案”，“固守是死，适应也是死。传统知识分子真的死亡了吗？知识分子未来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无论答案如何，它都将彻底改变中国的思想市场和转型进程。这也有待我们的实践。

头图为电影《午夜巴黎》剧照，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