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战争：「递刀论」的旧答案和新问题
方方战争：「递刀论」的旧答案和新问题
递刀论已经拒绝在是非 (价值) 问题上继续纠缠，而干脆后退了一步，承认「家丑」也不可外扬
方方日记引发的代际冲突，也走向了集体举报。几位中国高校的教授或退休教师公开表态支持方方后，均遭到 举报 (罪名为支持港独、台独或批评中国共产党) 而被学校调查。在这一点上，方方日记和 香港反修例运动 所引发的舆论大字报殊途同归。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主流舆论场没有讨论空间，前者还能「负隅顽抗」，发声回击。
方方谴责带头者是想回到文革的「极左分子」，红三代导演叶大鹰也 表态 因为「痛恨用政治口号煽动仇恨的那些人」而声援方方，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则将攻击方方的年轻人称为「 反对改开的新生代 」。
另一边的阵营则把「文革」的帽子丢回去，胡锡进 回应 方方，「你自己的词库里有相当多『文革时代』的畅销词」，身为红三代的「意见领袖」兔主席 更为直接 ：「上纲上线贴标签，在年轻人看来，这才是文化革命遗物。把极左带回的其实是方方本人。」
无论哪个阵营才是文革回魂，代际矛盾都在这场冲突中清晰可见。兔主席对《武汉日记》在美国预售的 点评 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认同：「这本书会作为重要素材被输入到国际反中舆论里，成为『反中产业』的一部分。它注定将为国际反中力量添砖加瓦，提供宝贵弹药。」
一、方方日记面对的新问题
对方方的攻击并无新意，无非「造谣」、「负面」、「递刀」等说法。作为新现象出现的，其实是舆论容忍尺度的极速收缩。 承受大量责难的《武汉日记》，内容可谓相当克制，不仅时时体恤基层公务员的辛苦，被医护人员感动，夸赞年轻志愿者，为新增病例的减少而开心，甚至被全民指责的前武汉市市长也在日记中得到理解。方方要求的问责，仅限于湖北省和卫健委的官员，对政治体制没有一声质疑。也因此在真正的体制批评者眼中，《武汉日记》太过温和，没有切中实质问题。
「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让自己生活得轻松，就可以不帮助他们这些枉死者追责吗？」这样的句子已经是《武汉日记》中相对最激烈的言论，但是跟十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的言论相比，都不算出格。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曾援引宪法，发表文章《 哀悼不哀悼是公民的自由 》；2011 年，同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 公开批评 重庆的「唱红打黑」，表示应该通过司法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即便到了习近平「新时代」的 2015 年，经济学家茅于轼也在 文章 中直言「任其 (官员侵犯公民自由) 存在下去，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将遥遥无期。」这些言论当时也引来官媒的攻讦，但是在舆论生态中并非特例，也没有遭遇方方式的民间围攻。「煽动颠覆」、「境外敌对势力」之类的政治话语，在当年公民意识尚有一席之地的舆论场受众有限，甚至可能遭到网民嘲讽。
时过境迁， 一场瘟疫降临 ，来自体制内的追责声音，几乎只剩方方。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称她为「 单枪匹马 」，在这个意义上十分准确。而 方方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保守的舆论年代，她说这是一场瞒报导致的「人祸」，年轻人大受冒犯，反问「你是说这是中国的锅吗？」；她说湖北官员的表现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准，年轻人听着也很难受，表示「过于主观」 。
方方的困境，在于她面对的新世代，是真正把官方的意识形态内化为自身问题意识的一代。他们举报方方和诗人王小妮，熟练地定罪，「颜色革命」、「境外势力」、「帝国主义」，并非图一时嘴快，而是真心相信如此。他们被斥责举报可耻，反而会深感委屈，因为政治教科书和共青团中央的微博教导他们，举报是国家给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些政治词汇是用在举报中的「书面语」，在日常讨论里，方方的罪名则是「歪屁股」，是「踩一捧一」，也是「递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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