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蝇王》故事,重新激起人性善恶之辩

2020-05-18 作者: 曾梦龙 原文 #燕京书评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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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蝇王》故事,重新激起人性善恶之辩

这本书是一种挑衅,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好。但是,天堂永远不会由人类创造。可悲的是,地狱总是触手可及。

5月9日,《卫报》刊登了荷兰历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新书《人类:一部充满希望的历史》( 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 )的书摘。

这篇书摘讲述一个真实的《蝇王》故事。1965年,太平洋岛国汤加,6个十几岁的男孩在寄宿学校过着无聊生活。他们偷了一艘渔船,踏上冒险之旅。没想到,一场巨大风暴摧毁渔船。在海上漂流8天后,他们被冲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偏僻小岛。15个月后,澳大利亚一名船长发现并救出这些少年。

《蝇王》是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全球销量达数千万册,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誉为20世纪经典。小说借小孩的天真探讨人性之恶,故事发生在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群6岁至12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他们尚能和睦相处,后因恶的本性膨胀,互相残杀,酿成悲剧。

布雷格曼称,事后来看,《蝇王》成功的秘密显而易见,戈尔丁具有精湛的能力描写人类最黑暗内心深处。当然,他带有1960年代时代精神的印记。当时,新一代人质疑父母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暴行。他们想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否是个异常现象,还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纳粹?

相比《蝇王》,布雷格曼挖掘的历史故事呈现完全相反面貌,没有互相残杀,而是少年们签订了一个永不吵架的契约,互相帮助度过危机,流露人性之光。“真实的《蝇王》是一个关于友情和忠诚的故事,表明如果我们能互相依靠,会变得更加强大。”他在书中写道。

这篇书摘发表后,反响强烈,被一些人认为符合当前全球抗疫需要人类合作和善良的境况。文章四天后的阅读量超过700万次;新西兰演员罗素·克劳、美国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等名人参与转发;今年73岁、6位少年之一的马诺(Mano Totau)本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过着平静生活,突然成为新闻人物,无数媒体争相采访。

真实版本《蝇王》

布雷格曼觉得,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一直认为人类是自私的动物。这种利己的人性形象在电影、小说、历史书和科学研究中得到大肆宣扬。但是,过去20年,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转向对人类更有希望的观点。这种发展很年轻,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甚至不了解彼此。

他希望写一本有关这一主题的书,所以必须处理《蝇王》中提出的问题。经过查找资料,布雷格曼幸运地发现1966年10月6日澳大利亚《时代报》( The Age )上的一篇文章——《汤加漂流者的周日秀》。这篇报道讲述三周前在汤加南部一个名叫Ata的小岛上,澳大利亚船长彼得·华纳(Peter Warner)救起六名在岛上放逐一年多的男孩。后来,华纳甚至让一家电视台拍摄男孩们的故事。

布雷格曼想找到报道中的人,通过努力和一点运气,他在澳大利亚一家小型地方报纸上发现一张照片,主角是67岁的马诺和83岁的华纳。布雷格曼意识到他们可能是自己想找的人,于是和妻子在布里斯班租了辆车前往报纸所说的地方。大约3小时后,他们到了目的地,在一处谷歌地图没有收录的地方找到华纳,结果还真是那位曾经救人的船长。

彼得是阿瑟·华纳的小儿子,阿瑟曾是澳大利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早在1930年代,阿瑟统治一个名叫电子工业(Electronic Industries)的庞大帝国,当时占据澳大利亚的无线电市场。彼得被培养跟随父亲事业,但是并不喜欢。17岁时,他离开家庭,出海冒险。接下几年,他从香港航行到斯德哥尔摩,从上海航行到圣彼得堡。5年后,浪子终于回家,骄傲地向父亲展示瑞典船长证书。老华纳不为所动,要求儿子学一门实用专业。“什么最简单?”彼得问。“会计”,阿瑟撒谎道。

毕业后,彼得去父亲的公司工作,然而大海仍然吸引着他,只要有可能,他就去塔斯马尼亚。在那里,他拥有自己的捕鱼船队。正是这艘船让他在1966年冬天来到汤加。回家路上,他走了一小段弯路。就在那时,透过双筒望远镜,他看到蔚蓝大海上的一个小岛有些异样,绿色悬崖上有烧焦斑点。

半个世纪后,他告诉布雷格曼,“在热带地区,自然起火很奇怪”。然后,他看见一个裸体男孩头发垂到肩膀,从悬崖边跳入水中。突然,更多男孩跟着跳水,声嘶力竭尖叫。第一个男孩没多久就到达船上。“我叫斯蒂芬”,他用流利的英语喊道,“我们有6个人,估计已经在这里待了15个月”。

这些男孩上船后,说自己是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他们厌倦学校,有一天决定乘渔船出海,结果却遇上暴风雨。彼得想,这可能是个编造的故事。他用双向无线电呼叫努库阿洛法,“我这里有六个孩子”,他告诉接线员。“待命”,传来回应。20分钟过去,最后,一个泪流满面的接线员在收音机里说:“你找到他们了!这些男孩被认为罹难,葬礼都举行过了。如果真是他们,是个奇迹!”

1968年,彼得·华纳(左三)和他的船员,其中包括Ata岛上的幸存者。来源:Fairfax Media Archives

接下来几个月,布雷格曼试图尽可能精确再现Ata岛上的事情,采访了6个男孩中最年长的马诺和西奥内(Sione)。他称,彼得的记忆力非常好,即使90岁时,所讲述的一切都与马诺的说法一致。当时,马诺只有15岁,现在70岁了。

马诺告诉布雷格曼,故事始于1965年6月,6个男孩都是努库阿洛法一所严格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13岁。他们感到生活无聊,想逃往500英里外的斐济,甚至一路逃到新西兰。但是,他们没有船,最后偷了渔夫塔尼埃拉·乌希拉(Taniela Uhila)的船。

带上两袋香蕉、几个椰子、一个小煤气灶,他们准备航行。谁也没有想到带地图,更不用说指南针。起航的晚上,他们全都睡着,醒来后,发现水从头上冲来,赶紧升帆,然而风把帆撕成碎片,接着断裂的是舵。“我们漂流了八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马诺说。

漂流的日子里,少年们试着抓鱼,设法在挖空的椰子壳里收集雨水,然后平均分配,早上各喝一口,晚上各喝一口。幸运的是,他们在漂流的第八天发现了Ata岛,得以上岸。

彼得回忆,当他们到达时,孩子们已经建立一个小公社,包括菜园、鸡舍、挖空树干储存雨水、带有奇怪砝码的健身房、羽毛球场和一直燃烧的火堆。

在岛上,孩子们以两人一组的方式工作,每天以歌声和祈祷开始和结束,靠吃鱼、椰子、鸟、鸡、香蕉等为生。每当发生吵架时,他们通过暂停解决。其中一个男孩科洛,还用一块浮木、半个椰子壳和失事船上打捞来的6根钢丝制作一把临时吉他,弹奏音乐,振奋精神。整个夏天几乎没下雨,男孩们渴得发狂。为了离开小岛,他们还试着做了木筏,但是在海浪中破碎了。

1966年9月11日,他们终于获救。但是,当他们回到汤加后,警察登上彼得的船,逮捕了男孩们,将其扔进监狱。因为15个月前,男孩们偷了乌希拉的帆船,乌希拉非常愤怒,报了警。

彼得想出一个计划拯救这些少年。他觉得马诺们的故事是完美的电影素材,所以打电话给澳大利亚悉尼第七频道的经理,向其出售版权。彼得成功了,付给乌希拉150英镑买下他的船,并让男孩获释,但他们得配合电影。

男孩们回到汤加,整个小岛为之欢欣鼓舞。汤加的国王为表感谢,问彼得需要些什么?彼得说自己想在汤加的水域捕捉龙虾,开展业务。国王同意了。于是,彼得从他父亲的公司辞职,买了艘新船,雇佣6个男孩作为船员,让他们有机会去汤加以外的世界看看。

“我妻子拍下彼得的照片后,他转向一个柜子,翻找一会儿,拿出一大叠文件放在我手里。他解释说,自己的回忆录是为子孙所写。我低头看第一页。‘生活教会我很多,其中一个教训就是你应该永远寻找人们身上好的和积极一面。”布雷格曼写道。

现在的马诺。来源:David Kelly/The Guardian

人性善恶之辩

32岁的布雷格曼是个青年 思想领袖 ,上一本书是2016年出版的《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在书中讨论了普遍基本工资、每周十五小时工作制、反抗机器统治、消除贫穷(而非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等问题,提供不少改良社会的设想,得到斯蒂芬·平克、齐格蒙特·鲍曼等名家推荐,引发不少关注和讨论。

后来,他意识到如果要真正实现如普遍基本工资这类设想,需要处理更为根本的人性问题,说服怀疑者人类在根本上不是自私、懒惰或者更糟。这也是《人类》一书的重要由来。

据《泰晤士报》,《人类》的核心是布雷格曼在两个哲学家身上发现的相互冲突的人性概念。霍布斯认为,文明和政治力量拯救人类,使其免于“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生活。另一边,卢梭坚持认为人类天生善良,文明毁了我们。不用说,布雷格曼是一个卢梭主义者。

霍布斯以降,小说家戈尔丁、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等对人性持有类似看法,赢得大量认同。比如道金斯和平克相信人类理性的优势拯救我们。平克认为,启蒙运动以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和平,人类也确实变得野蛮;格拉德威尔认可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扮演囚犯和看守的大学生适应角色,逐渐超过预设界限,通向危险之路(“路西法效应”来源于此);和斯坦福监狱实验齐名的还有米尔格伦实验,希望说明只要受到权威人士命令,普通人就会愿意对陌生人实施致命电击。

但在《人类》中,布雷格曼反驳上述这些看法,认为平克误读了考古学证据;津巴多和米尔格伦的实验则存在方法上的缺陷,被试只是向研究者展示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并不具有可信度。他觉得,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和其他各种邪恶都不存在,我们是游牧民族,但是大约一万年前,我们定居下来成为农民。私有财产出现,一切变得非常糟糕。

“1%的人开始压迫99%的人,圆滑的人从指挥官升为将军,从酋长升为国王。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时代结束。卢梭把农耕的发明看作一场大败局,对此,我们现在也有大量科学证据。”布雷格曼说。

他承认工业和技术时代带来的进步,但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我们可以把权力还给人民,就像腐败的巴西和崩溃的委内瑞拉的一些勇敢城镇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改变对人性的看法,新世界就在等着我们。”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布雷格曼解释称,他并不是说人都是好的。《人类》的荷兰语书名是De Meeste Mensen Deugen,意思是“大多数人都是Deugen”。Deugen是一个无法翻译的词,有点像“内心深处相当正派”或者“毕竟很好”。后来他用这样的词语形容人类的破坏性: “我们不是天生的,但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据《新政治家》,布雷格曼在书中引用契诃夫的话:“当看清自己时,才能变得更好。”我们已经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善世界,这种想法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悲观主义得到证实呢?布雷格曼小心翼翼地衡量着他的话:"乐观主义是自满的托辞,而希望会促使你行动起来,它关乎可能性。"

作家布赖恩·阿普尔亚德(Bryan Appleyard)评论称,两种说法(人基本上是好的或坏的)都不可信,因为都有同样强有力的证据。但是,这本书是一种挑衅,也是对过于急切的心理学家和科学家草率思维的纠正。因此,它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好,但是天堂永远不会由人类创造。或者说,永远不会被人类重新获得。可悲的是,地狱总是触手可及。

题图为电影《蝇王》(1963)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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