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揭示的制度问题
武汉疫情揭示的制度问题
这个统治方式，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曾经努力摆脱的机制，也正是曾经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陷入泥潭的机制
一 制度「优势」与低效
从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到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中国疫情定义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PHEIC)，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新冠肺炎) 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影响正在迅速升级。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在面对疫情时，从武汉、湖北等地方政府，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控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委) 等中央机构，表现出异常的混乱，引发国内、国际公众的高度担忧。
事实表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效和混乱，始于各级政府试图掩盖疫情和误导民众。 而极度中央集权的制度，是导致地方政府和中央机构隐瞒疫情、延误预防时机的根源。 据一篇发表在国际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TheLancet) 的论文，武汉首宗新冠肺炎病例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发生，而且与患者接触野生动物无关，意味着人传人的可能性很大，说明武汉的医务人员已经发现极度可疑的传染病疫情。论文作者为中国疾控中心的资深专家，可见疫情应该早已及时报告中央政府，尽管官方在 12 月 8 日才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但 民众对此一无所知 。
12 月 30 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紧急通知，严禁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同时要求各医疗机构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及时上报。而当天，国家卫健委获悉武汉发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但是面对高度危险的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在 31 日 发布误导性的情况通报 ，称「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其官方网站上这条新闻的点击超过数十万。
在此期间，包括医生李文亮 (后来因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 在内的八个武汉医务人员在小范围里传播新冠肺炎的相关信息，以让公众防范这个未知的新传染病，但被警方宣布为造谣者。 「依法处理」造谣者的消息在 2020 年 1 月 1 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向全国宣布。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披露，3 日，中国政府开始就新冠肺炎疫情接触美国政府并寻求帮助。同日，李文亮被迫在武汉警方关于造谣的训诫书上画押认错。
中国疾控中心在 1 月 4 日启动紧急监测，6 日启动应急响应，但公众仍然一无所知。 一方面，武汉市卫健委在 11 日及以后一直告知公众：3 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无新增……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 并在 14 日扣查前往武汉采访的香港传媒 。另一方面，武汉政府和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 (其后曾确诊并康复) 仍然 坚称病情「可防可控」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在被误导的背景下，18 日，武汉百步亭社区组织了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十万人参与的万家宴。《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 报道， WHO 紧急委员会成员麦肯齐 (John Mackenzie) 教授抱怨，武汉因为要举行重要会议，有意不向 WHO 报告疫情发展，使 WHO 没能及时作出维护全球健康的正确决定 。 19 日，《长江日报》报道，武汉疾控中心主任向公众坚称，新冠肺炎基本上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控。
直到 1 月 20 日，公众才第一次得知新冠肺炎是危险的传染病。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锺南山披露，新型冠状病毒有人传人的情况，已有十四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当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从 13 日的 41 例骤升至 198 例。21 日，湖北省政府仍然在武汉洪山礼堂举办大规模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省委和省政府最高领导全部出席，包括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27 日，周先旺在央视直播节目中解释：「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言下之义是由于没有授权，他们无权向公众披露疫情。 23 日，武汉宣布封城，而此时疫情已经传播到全国，其后更及至世界各地。 随后，全国许多城市陆续封城，世界各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一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曾经以史无前例的超高速建高铁、造公路、修机场的高度集权政府，在面对疫情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普遍表现出异常低效、自相矛盾和混乱。为什么在面对突发重大事件时，这个政府的表现和以往完全不同，判若两个政府，与世人的普遍期待截然相反？前者的制度「优势」与后者的低效和混乱，我们该如何解释？
二 极端现象背后的制度根源
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产生看上去一正一反的极端现象，实际上并不矛盾。 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以官僚机构统治全社会的所有方面，通过各级政府控制所有规则和绝大部分资源。官僚统治的运作围绕着统计数字，例如经济数字和维稳数字。个人在制度层面只表现为数字，不为制度所关注。为了维持较大和较重要的数字，少数可以舍弃、可以牺牲。但是，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习惯于为了多数牺牲少数，以为牺牲了几个人就能挡住疫情，结果却发展成了蔓延全社会的灾难。 1 月 29 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他 (领导人) 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我们 (专业人员) 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但最高决策者的缺失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便是实行数字管理，最高领导人真的总能及时得到真实的统计数字吗？驱动各级政府和中央机构的动力是什么？他们是否努力及时了解真实情况？是否报告真实情况？
在这个制度里，除了最高领导人外，每个「领导」都有上级，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上级的奖惩。因此，他们最关心的都是上级的考核、评价，这些都表达为统计数字。当考核的度量明确，奖惩程度巨大时，面对「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 之类的硬考核指标，各级领导会拼命干。在几乎所有被称为「硬件」的内容，从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到「铁公机」一类的重大基础建设，所有统计数字均可以反映出高速度。
但是，社会中的个人很多样，他们的福祉很多样，个人组成的社区很多样，个人和社区面对的环境很多样。关系到个人和社区福祉的信息，很多无法用已有的统计数字表达，复杂到官僚制度无法应对的程度。面对难以明确定义、无法确切度量的个人和社区福祉，这些问题的性质决定了任何官僚体制都不可能制订出可执行的具体考核指标。因此，涉及个人和社区福祉的大量基本问题，包括环境、医疗、教育、社会秩序、社区福利等，都属于人们称为「软件」的问题。制度无法对其关键的细节，设计出具体的、可执行的、可监察的硬指标。由于不是硬指标，上级不能严格考核，实际上这些内容就被各级官员视为次要任务，不仅忽略，甚至会有意贻误。
要及时有效地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必须由全体当事人、社区、专家和地方官员依据现场发生的情况，作出自主判断和及时处理；剥夺他们自主处置的权力，就会错失时机，把小问题变成大灾难。 当然，要求官员自主判断和处理，取决于他们的基本动力和能力。如果动机不对，即便给予自主权，他们也会阻碍对危机的处置。应对任何事先不能预计到细节的突发事件，由于没有可能事先设计明确定义、确切度量，可以执行和考核的硬指标，因而只有原则性的软指标。这些抽象原则，都是根据过去经验概括而成，或者想象出来的。
在极端高度集权的制度中，地方和中央机构官员没有自主权，必须严格执行上级命令，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只能等待；官员最关心的是上级对他们的考核，而不是突发事件的后果。如果没有上级的具体指示，贸然采取自主应对的有效措施，就有违反上级意图和规矩之虞，可能被严厉惩罚。可以说，自主应对疫情的官员等于「自残」，而只有揣摩上级意图，向公众隐瞒信息，以「辟谣」的方式压制信息传播，等待上级下达具体可执行的明确命令，避免自主行动带来任何「错误」，才是下级官员在这种制度中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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