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年前，地球上没有城市。今天，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如何理解6000年来城市的兴起与演变？早期城市的发展又能给今天带来什么经验教训？

今年4月，加州大学环境与可持续研究所的人类学教授莫妮卡·史密斯（Monica L. Smith）在美国出版平装本的新书《城市：最初的六千年》（ Cities: The First 6,000 Years ）解答了上述问题。

在这本书中，史密斯将考古学、历史学和当代观察结合起来，解释最早城市的兴起及它与当代城市的联系。她把6000年前的布拉克遗址（现位于叙利亚）作为最早的城市，以此为起点，带领读者踏上古代城市之旅：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和特诺奇提特兰；她在印度的挖掘工作；以及著名的庞贝、罗马和雅典。

一路上，她展示城市对人类文明繁荣发展贡献的独特属性：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中产阶级崛起，以及导致产生外卖和垃圾的消费文化。史密斯觉得，城市崛起并非不可避免，但它对人类最终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至关重要，而且城市会一直存在下去。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评价道：“莫妮卡·史密斯是最有资格写一本讲述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所带来重大问题的书的人。她还有着生动写作的天赋，能将城市的科学知识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广大公众面前。”

早期城市兴起的秘密

据《科学》，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城市规划、城市生态学和城市研究的共同态度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专家们倾向关注“城市时代”中的新东西，但这种态度有时会掩盖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看法。莫妮卡·史密斯的《城市》邀请读者思考我们所以为的许多新奇条件如何深深扎根于城市本身的起源。为了做到这一点，这本书重新审视第一批已知城市的兴起，探寻原因。

从全球和跨越6000年的角度思考城市主义，需要读者将“城市”视为单一类别，即一种具有特定地理环境或文化背景下人类居住区的普遍类型。一旦人们放弃关注是什么使特定城市崛起，史密斯就会引导读者注意到使其成为“城市”的共同属性。

在她那里，城市是一个充满激烈互动的机会和多样化体验的地方。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都在这里不断出现。史密斯认为，在城市，“陌生性成为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准”。这与乡村语境恰恰相反。

史密斯从数十年考古学的田野和分析工作中汲取经验，结合对历史、地理和当前研究的丰富探索，将城市置于人类社会经验的中心。在她看来，城市是一种跨越人类社会差异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物质形态，是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模式。

为了说明这一点，书中指出完全不同社会的代表首次会面的例子，如西班牙人在特诺奇蒂特兰岛的会面。那时，西班牙人沉浸在各种未知环境中（如地貌、语言、食物、动物、植物），但是，当他们到达特诺奇蒂特兰时，清楚知道他们要看什么，以及它如何运作。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立即理解那里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如何运作，但史密斯认为，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形式特征让人立刻能看懂。这一点和其他例子引领史密斯穿越她对“城市形态的普遍性”的历史探索。

纽约大学环境研究与人类学副教授安妮·雷德马赫（Anne Rademacher）称，《城市》没有以线性时间叙述城市发展，所以书里没有明确的第一座城市，但史密斯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早期城市例子——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遗址，说明它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提供新的经济和社会轨迹，新的创业形式、生活方式和策略，以及新的建筑形式。

史密斯认为，最早的城市并不总是在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兴起，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天气炎热干燥，农耕不稳定。不过，早期城市可能见证跨越差异的强大社会联系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所呈现的挑战环境——人们必须具有创造性、创业精神，相互依存，才能繁荣发展。

史密斯还探讨语言的出现，通过它，人类可以在越来越大的群体中互动，并探究人类在常规背景下寻求新奇的倾向。她考察一系列城市集体空间和建筑形式，这些成为城市互动的鲜明特征。她觉得，城市生活使人类社会性本身的“规模化“得以实现。城市聚集，扩大人类生活的范围，超越属于个人的自我。

“当本书写到‘城市时代的焦虑’时，我们不仅领会到城市在复杂轨迹中的恰当位置，也不得不思考史密斯的论断，即无论好坏，城市曾经是并将继续是人类崛起的核心。”雷德马赫写道。

早期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

史密斯称，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古代城市容易毁灭，但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最早城市仍然位于最大的大都市区的地下，如罗马、西安、伦敦、巴黎、广州、墨西哥城、东京、巴格达、开罗、雅典、德里、伊斯坦布尔。这些城市与周围涌现的其他城市相互联系，发展成为主导地球的全球现象。

对我们的古代祖先来说，城市是第一个互联网：一种与众多不同人群交流互动的方式，一种从事新型工作和休闲的方式，以及一种不断与他人保持联系的方式。正如互联网为我们提供满足人类参与交流和展示的根本需求的机会一样，城市提供如此不可抗拒的东西，以至于一旦城市被发明，人们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但就像互联网一样，城市的概念包括许多必要的前提组成：人类的语言能力，人类祖先的迁徙历史，人类独有的对物品的强烈依赖，以及人类想象和建造不同类型建筑的集体动力。

除了快速的人口增长速度，现代城市与古代城市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现代城市的许多王牌吸引力（如教育和经济机会、社会流动性和文化）都是6000年前城市首次出现时吸引人们来到城市的东西；城市过度消费和“物质”积累的趋势并非源于现代，每一个挖掘出来的城市都充满废弃物品。这要归功于城市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动态关系，它提高创新和消费速度；城市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充满韧性，城市规模之所以能够不断增长，是城市能够从广阔腹地利用资源的能力，城市不依赖任何单一资源来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东西。

史密斯觉得，为了让现代城市变得更美好，我们可以从古代城市学习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承认基础设施具有构建社会互动和促进社会正义的内在能力。古代城市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社会和不同民族群体具有有意融合的悠久历史。此外，保留独特的文化传统对所有居民城市身份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比如来自不同地区、讲不同语言并带来自己文化背景的大量人口不仅能提升学校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还提高全球化经济拓展和商业增长的效率。

第二，古代城市总是存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城市生活增长中的“可能性条件”并不意味着阶级不再重要，也不意味着所有人在他们或孩子一生中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期望都能实现。同时，一个只有白领专业人士的世界将无法正常运转。相反，我们需要的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能过上体面生活的工资水平。

第三，有必要承认和庆贺消费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是每一个已知城市中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和生物需求，城市专业化和制造业加速发展，城市人均商品消费数量随之增加。

“城市化一旦开始，即使单个城市失去生存能力或吸引力，人们也很难放弃城市。从古代城市发展中获知的又一洞见是，国家更替对城市存续并不重要。国家覆灭，城市依然挺立。华沙、马六甲、科伦坡、贝鲁特和阿斯马拉等城市的坚韧，充分说明了从人们最初创造城市那一刻起，持久性就是每个大都市的核心。现代城市的不断发展、更新和复兴同时也在制造当代考古学。无论我们是大都市新移民还是长期居民，我们都可以从城市的物质痕迹中读到城市演变和城市革命的故事”，史密斯写道。

对史密斯的批评或补充

虽然《城市》获得不少称赞，但也有一些批评或补充声音。

相比史密斯看到城市的积极一面，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更多指出城市发展的黑暗面，关注那些被遗忘、伤害和侮辱的弱势人群。

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书评称，史密斯女士似乎无法摆脱一个时尚的加州人的感性，认为6000年前的人们和她一样关注新发明、食物、人群等。在大部分时间内，城市非常缺乏创新。精英管理城市，抑制变化，从而维护统治地位。

“城市被贫民窟和相互敌对的地区所左右，过去这些地区经常发生内部冲突。城市非但没有增加自由，反而助长专制，往往无法控制有组织犯罪更加任性的暴政。它们使一些人富裕，但却使另一些人贫困”，阿梅斯托写道。

阿梅斯托觉得，文明包含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而这些改造往往片面、自利、恶性和剥削。城市作为文明的极端表现出现，它使崎岖之地变得平坦，重塑景观，在地球上留下人类脑海中设计的几何图形。

墨尔本大学可持续社会研究所教授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则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将史密斯的《城市》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的《反谷》（ Against the Grain ）对比，区分出许多不同之处。

比如史密斯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公民想象成快乐的民间人士，他们致力于过节、购物和展示社会地位。相比之下，斯科特则把他们描绘成疾病缠身、被征服、不顾一切逃离城市束缚，为摆脱压迫做了长期斗争。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定居现象和农作直接促成了国家的形成，事实上，国家是在定点农业问世很久之后才出现。人们认为进入农业社会是人类在福祉、营养和休闲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最初的情况与此相反。国家以及早期文明往往被比喻为具吸引力的磁铁，凭借其奢华、文化和机会吸引人口归附。事实上，早期的国家不得不向外捕捉人口，并且透过半奴役的束缚手段留住其中的大部分，况且其人民常因居住拥挤而受流行病的肆虐。早期的国家是脆弱的、容易崩溃的，但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却反而可能标志着人类福祉的实际改善”，斯科特在《反谷》中写道。

弗兰纳里称，史密斯似乎将不平等视为人类的自然状况，认为在早期城市中，不平等导致的不是压迫，而是机会。她把古代城市精英们看成“赞助人”。在她的书中，没有丝毫感觉到城市中发生的消费和对最新流行趋势的快速吸收、抛弃与当前的环境危机有关。她觉得城市生活（如消费主义、时尚和不断的互动）太有吸引力，以至于无法想象没有它们的生活。

“我放下她的书时充满恐惧，担心如果城市总是产生大量垃圾，那么我们的环境问题也许就没有办法解决。”

相比《城市》，弗兰纳里觉得《反谷》值得广泛阅读。这本书让他重新审视城市世界。现在，当他看到不朽建筑时，想到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工人们为建造建筑所奴役。

“当我被这个想法唤醒后，我看到到处都是近乎政治化的案例，从社会中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纳税人资助的银行救助，都是如此。如果斯科特关于世界上第一批市民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城市和居民们走过一段相当长的历程。几千年来，城市中的普通人努力夺回对生活的控制权，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这段旅程还没有结束：奴隶制继续存在，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最富有的人也继续施加着巨大政治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像‘占领’和‘反抗灭绝’这样的运动是这场斗争的最新表现。它们像城市本身一样古老。”弗兰纳里写道。

题图为雅典卫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