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赤字货币化吗？
中国可以赤字货币化吗？
汹涌的讨论之下，真问题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有效、有原则地协调配合
提出近两个月后，为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终于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面世。而此前两周，围绕其中一条重要措施——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市场展开了一场热烈讨论。
引发这场讨论的是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他在 4 月 27 日的一场论坛上表示，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政策来匹配。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
他建议，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 5 万亿元，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规模可以小于 5 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未来在适当的时候央行可以缩表，以防资产泡沫。缩表时，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卖给商业银行。
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央行直接购买国债这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提法，挑动了市场敏感的神经。但相关讨论并非首次提出，在 2019 年初讨论货币政策如何与财政政策协调时就曾引发过热议；在 2019 年中金融界关于现代货币理论 (MMT) 的讨论中也再次涉及。
这次热议的大背景，是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大冲击。中国政府究竟应如何在非常情境下行非常之举，来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并控制好政策后遗症？
目前各界对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均无异议；关键是对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如何配合，意见不一。到 5 月中旬，相关讨论进入白热化状态，很多研究者对「赤字货币化」表示了反对。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 (如向市场发债) 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认为，「借钱」和「印钱」一字之差，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有天壤之别。
反对赤字货币化的研究者认为，央行直接购买国债，会导致货币超发，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以及货币贬值，同时央行丧失一部分货币政策独立性。更重要的是，这会对经济治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带来额外冲击，打破中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失去约束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不乏理解、有条件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研究者。比如，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的观点也得到各方相当大程度的认同。陆挺强调，赤字货币化是非常规政策，只能在类似当前全球疫情冲击下极为特殊的时刻才被允许使用，使用时必须有节制。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待经济恢复正常运行之后，政府应及时有序偿还或置换这笔特别国债。
陆挺认为，为贯彻「六保」 (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中央政府需掌握更多财源来执行全国性的纾困政策，显性的政府债务优于隐性的融资平台债务，中央赤字优于地方赤字。
无论具体观点有何差异，业界、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不同于此前几次金融危机。疫情初期应对政策以货币政策为主，以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企业复工复产遭遇外需冲击的阶段时，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应以财政政策为主。
相比特别国债如何发行这一技术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特别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何处？能否实现较高使用效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协调配合，才能使政策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5 月 22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上披露的 2020 年预算草案显示，1 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将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难。也就是说，特别国债仍将有一定比例用于地方基建投资。由于特别国债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不计入赤字，这些投资项目需要有一定收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现有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用途有所重合，而在原本符合要求的专项债券项目就欠缺的情况下，这一用途引发特别国债投资效率可能不高的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期建议，亚洲国家也可考虑，政府、央行和金融机构一道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实体 (SPV)，中央银行向其提供融资，用于从银行购买部分放给中小企业「营运资本贷款」；银行保留贷款的剩余部分，以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财政通过提供一定资金，弥补应急的政策性放贷与市场化放贷间的差价。
这些都是应对疫情冲击的短期之策；从更长期的角度看，财政、货币政策如何有效配合，需要更多探索。
在刘尚希看来，「六保」的提出，摆脱了原有的需求管理的政策路径，转向风险管理的思路，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共同去对冲风险、隔离风险、分配风险，这是一个长期的方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要形成组合，超越部门利益，形成一种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像联防联控机制一样才能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如何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协调配合，到了史无前例需要高度关注的阶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教授刘怡对财新记者称，要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边界和权责划分，对其中交叉的部分，应该设立央行和财政部的部际协调机制，并有更高层、更有效的治理安排，而不是让二者各自为政、争论不休。
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恢复的过程中，目前经济走势并不明朗。在一季度创下同比下降 6.8% 的历史最低季度 GDP 增速后，4 月中国经济数据呈现出一幅矛盾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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