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我也要走了
战争结束了，我也要走了
我们真的活在历史性的至暗时刻吗？埃贡·西勒经历的灾难难道不比我们的境况更混乱更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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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发生前，「西班牙流感」对我甚至算不上一个概念，在天天波涛汹涌的信息海洋里，这个词可能从我眼前漂浮过几次。直到病毒五个月前登场，我们才慌忙起来，重新打量历史。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西班牙流感，它似乎是目前人类惟一拥有的历史经验，能拿出来为我们空前的困境提供某种参照。
我也开始检索西班牙流感，很快发现了一个心惊的信息，在德语区逝者名人堂里，我读到了画家埃贡·西勒 (Egon Schiele，1890–1918) 的名字。我为自己多少感到有些羞耻，直到身陷疫情，我才对敬仰的艺术家的死因发生真正的兴趣。
中国人对西勒并不算熟悉，甚至把他的姓错译成席勒，跟德国 18 世纪浪漫派诗人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混为一谈。
我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从一本挂历上认识这位奥地利画家的。在国内，挂历文化从 70 年代末贯穿整个 80 年代，流行很广，反倒在 90 年代随着家居装修热奇特地消失了，也许是人们舍不得在自家的钢筋水泥墙上钻铆钉。德国不然，挂历文化一直存在，就像奶酪面包一样日常。刚到德国的某天，我去一位大学同事家作客。他家厨房的墙上挂着一本挂历，当月是一张画满了窗户的画，房前还晾了上下两排衣服。我觉得画里的世界跟我密切相关，可一时又说不出所以然。房子上布满密集的大小窗户，像我们小时候练字的田格本。建筑风格是欧式的，跟中国房子不一样，但不觉陌生，褐色的瓦片压住高低错落的屋顶，显出房子的老旧。晾衣绳上的衣服五颜六色，每件都勾勒出跳跃的边线，表现日子的懒散。景象不分东西，很中性，就是人在世界上的一个栖居场景，可以从每个观者心里调动起千滋百味。那年过完了以后，同事把西勒的这张风景画从挂历上裁了下来，特意送给了我。我买了个普通的无边玻璃镜框，镶上这张印刷品，挂上墙，一挂就是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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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墙上还挂着另一张西勒的画，黑白素描，是多年前从北德一家画廊买的限量版复制品。画面上是一位身披格子布的裸体少女，画名叫《身披格子布的盖蒂》，创作于 1908 年。画家当时 18 岁，画的是小他 3 岁的妹妹盖蒂，以他天才的线条感，勾勒出 15 岁少女美轮美奂的长颈纤臂。
看多了西勒的画，我才知道我对他的入门相当偏。西勒作品的重点是人体，而且是裸体，风景画并不多。
西勒在 17 岁的时候认识了 45 岁的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Gustav Klimt)。那时，西勒是维也纳艺术学院里最叛逆的学生，克林姆特是奥匈帝国最有名望的画家，两人结下了艺术家的忘年交。无论西勒日后如何离经叛道、身败名裂，克林姆特都是他的导师和支持者；他把艺术批评家、收藏家、画廊老板一一介绍给这个年轻人，引介他加入重要的艺术家同盟，还把自己的模特薇莉让给西勒。西勒尊敬和崇拜这位泰斗式的前辈，画风也一度笼罩在强大的克林姆特风格下，甚至会被误认为就是克林姆特的作品。我墙上的这幅画，就是西勒早期追随风格的证明。
西勒的看点主要在手的处理上，手甚至比脸更有表情，负责尖锐地传达人的生存本质。2018 年，德法艺术电视台拍了一部纪念西勒去世百年的专题片，采访了奥地利犯罪博物馆馆长。馆长展示了奥匈帝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犯人取像，除了脸朝前正面照，犯人还必须把双手平摆胸前。因为，犯罪学认为，手能确凿无疑地暴露一个人的职业与身份。这估计是西勒当年抓取灵感的来源。另外，总是蹲班的中学生西勒曾寄宿在一位放射科医生的家里，他一定看过一般人见不到的人体透视照片。因为，他画的手，除了跟其他部位一样被夸张地扭曲拉长以外，还带着一种穿皮破肉的透视效果。画面上盖蒂的两只超长而痉挛的手，泄露了西勒对传统审美不可遏制的反叛。
比裸体还裸，这是西勒大量以人体为主题的作品给人的感觉。首先，全裸的是他自己，但不是镜像中英俊洒脱的艺术家，而是内心狂想中的那个他。瘦骨嶙峋，扭曲的起伏凸张的肌肉，拉长的僵直的肢体，神经质到歇斯底里的面部表情，袒露的生殖器，跟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上的无辜部件也是两码事。西勒的大量自画像，是在变形和殉难的身体造型中折射出一个强烈的自我，又从这个自我中散发出 20 世纪初变得日益神经质的迷失感。
他更多的人体画取自对女模特的临摹和改造。很多时候，画面上的年轻女人穿着蓝色紫色黑色橘色的长筒袜，好像把维也纳能买到的长筒袜的颜色都买齐了。但是，在她们身上，长筒袜一律退到膝盖以下，腰间也除下了内裤和吊袜带，敞胸开怀，画面上的女主角摆出各种与庄重矜持无关的姿态，劈开腿，或撅起滚圆的臀部，或就那么消停地暴露地站着。他对人体线条的捕捉出神入化，是西勒式的笔下激情，是一种内心驱使，是从释放奔向解放。在每个与性相关的身体部位，西勒都会点染出像橘色这样的高亮色，故意挑衅观者的感受。性就是生命的本质之一，为什么要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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