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那些返回家乡的年轻人
后疫情时代，那些返回家乡的年轻人
隐匿在日常生活中的焦虑、矛盾，都被逼出原形，他们必须提前做出选择，但选择依旧那么困难
2020 年 2 月 4 日，飞往上海的客机上的一名乘客戴著口罩。
Photo: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十六开本的《公共基础知识》、母亲的念叨、刷题，27 岁的丁倩文又开始面对考公务员的一切。如果成功，她将第二次回到体制内，再次回到四年前，她不顾一切也要逃走的家乡长沙。
但接近中午，她仍躺在床上，母亲在门前喊：「怎么办，你这辈子怎么办，工作找不到，你还睡。」她一动不动。
三个月前，她还是一家著名外国航空公司的空姐，税前月薪 3 万多 (人民币，下同)，一个月有一半时间住在海外的公司酒店里，有员工特惠机票，飞去任何地方只需四、五百元。现在这份工作冻结在没有尽头的无薪假中，从 3 月休到 4 月，4 月到 5 月，最新通知是至少延伸至 6 月底。国际航联预测，如果严格的旅行限制持续 3 个月，全球航空和相关行业的 2500 万个工作机会将受到威胁。
疫情对就业的冲击不仅在航空业。中国大陆一季度 GDP 下降 6.8%，成为有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多个领域爆出裁员消息。互联网招聘企业前程无忧、家电企业海信公司均承认会在疫情中裁员，主营业务有地产和院线的万达集团、中国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也传出变相减薪和裁员的消息。刚毕业的学生面临无工作可找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公司发布的大学生 CIER 指数显示， 2020 年第一季度大学生招聘需求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16.77%，求职申请人数却增加了 69.82%。通过继续读书延后就业压力的方法也不太可行——2020 年考研报名人数为 341 万，创历史新高，但依照往年约 80 万人的录取规模，即使教育部宣布扩招 18.9 万人，仍有 240 万名学生面临「落榜」后再战还是找工作的问题 。
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 3 月份中国失业率为 5.9%，不过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 一篇文章 ， 指中国实际失业率在 20% 左右 ，这意味着可能有 7000 万人已经失业。
失业潮随著疫情蔓延至全世界。27 岁的刘光也意外度过了高中毕业后在老家的最长时光。他是西雅图亚马逊总部的一名程序员，美国 2 月 1 日起禁止中国出发的人入境，回国过年的他被困在家中。从冬装，到春装，再到临时买夏装。
亚马逊的工作体验比想像中惬意，朝九晚五，周末双休，下班后还能开着车在城市街道上追寻晚霞。年薪也还不错，大约工作 10 年，便可全款在西雅图拥有一套房。人生称得上顺风顺水。
但现在他有烦恼了。Uber 一季度裁员 3700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14%，它的竞争对手 Lyft 也在 5 月初裁掉了 17% 的员工。5 月 5 日，Airbnb 宣布裁员近 2000 人，这家公司 25% 的人将失去工作。
即便亚马逊比这些依赖线下业务的互联网企业受到的冲击要小一些，但在中国远程工作，与同事相隔 15 个时区，刘光今日完成的工作，至少睡一觉后才能得到反馈，工作质量「降低了三倍」。他担心即便公司不裁员，工作质量的损失也会影响他的后续发展。
更无法预测的是他还能否顺利重返美国。刘光拿的 H1B 签证 (美国工作签证)，这种签证在 2019 年有 15% 都发给了中国人。4 月底，特朗普宣布为保护本国公民就业，临时禁止美国移民，措施便包括在 60 天内停止大部分外国人员的工作签证审批。刘光担心这个势头进一步延展，「我们这种回不去的人，不是没可能成为当前政治斗争的炮灰。」原本打算在国外干到 30 岁后再回国的他，开始纠结是否干脆早点回来。
疫情为一切按下暂停键，让原本循著既有轨道运转的人生计划，一下乱了章法。隐匿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焦虑、矛盾、思忖、疑惑，都被逼出原形。疫情迫使一些人提前做出选择，但选择依旧那么困难。
「要逃出去」
「要逃出去」，四年前的一个傍晚，丁倩文呆坐在银行柜枱后暗自决定。大堂已没有其他客人和同事，头顶的灯光软弱无力地洒下。
大四毕业后，丁倩文成为长沙一家银行的柜枱人员，向客户提供办理存款、开卡等业务。这在曾是国企员工的父母眼中，是一份绝佳的工作，稳定、体制内。
但丁倩文看到打着吊瓶的老人，被四个子女推来修改存折密码，四口人在柜枱前争执改成哪一家的密码，老人窝在轮椅中，说不了话；30 多岁的儿子要买房，耍着无赖要母亲把钱全部取出来；退休年纪的阿姨，上一秒还在开玩笑，下一秒看到自己的理财产品到期了，抓着她破口大骂。一路在全市重点的学校长大，刚毕业的丁倩文第一次发现生活中的真实粗糙。
银行内部也总有令人发笑的举措。一次工会要求每人下载一款可以计算公里数的跑步软件，如果没能在一个月跑到 100 公里，便要罚钱。后来淘宝上出现了专卖这款跑步软件公里数的店铺，丁倩文和同事们才得以完成任务。
丁倩文也回了长沙，父母将为她承担部分债款，但代价是她的话语权在家中全面下落。她不敢打车，也不能把网购商品带回家，这些都会迎来父母的责怪。在父母要求下，她重新备考事业单位和银行。
她希望公司赶紧复工，但她也说不准公司能不能撑过这个坎；即便复工，工资是否能给到以前的水平，回去后是否面临裁员，她也不确定。
她好想赶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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