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经济危机的中国，是否还需要香港？
面临经济危机的中国，是否还需要香港？
许多人也许会自然地将「经济改革」与「政治开明」联系在一起。但中国的现实却是分裂的
2020 年 5 月 7 日，北京一个建筑工地外泊着一辆汽车。
Photo: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过去的这一个多月发生的许多事情，让许多中国经济研究者颇感矛盾：四月和五月北京领导层释放了颇具分量的改革信号，似乎终于在经济危机面前痛定思痛，意识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以不由争论的态度和极其强硬的手段推动香港国安立法，在国际社会中加强了政治保守的形象。经济改革刚有迹象向前，政治改革却同时向后，这样的「左右互搏」动作，实在是有些令人费解。
刚刚结束的 2020 年「两会」(人大与政协年度会议)，虽然官方宣传仍然行礼如仪，但危机氛围极其明显。公共卫生危机仍未完全结束，一季度经济增长出现了历史性的负数，国际社会敌意越来越大。
按照中国的政治语言习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头可谓悲怆：「去年，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合今年 4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的提法 (按照中国政治惯例，4 月与 7 月的政治局会议分别决定上下半年的经济方向)，可以说北京充分意识到了一场经济危机正在眼前快速展开。
一般读者或许对 GDP 数字无感，但失业率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口径，当前中国城镇失业率不到 6%，比 2019 年末高出不到一个百分点。但多种迹象表明，当前的实际失业率远远超过 6%。中国官方失业统计数字严重失真是研究界的共识，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在其 2013 年的一篇论文中直言官方失业统计「几乎没有价值」。在缺少可信官方数据的情况下，有不少学者和市场研究机构对当前失业率进行估算，其结果往往远高于官方水平。
本土金融机构中泰证券在 4 月一份流传甚广的 研究报告 中估算中国当前的失业率可能已经达到 20% ，也就是约为 7000 万人。在引发公众关注之后，中泰在社交媒体上撤回了研究报告，公开谴责「某些媒体断章取义」，强调其估算结果建立在「特定假设」之上，甚至撤换了其研究所所长。但如果细读中泰的这份报告便可以发现，其测算方法或许略显粗犷，但其假设条件其实并不离现实太远，因此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当前真实失业率的，是同样来自官方 (中国人力与社会资源保障部) 发布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这组数据并不直接统计失业人数，而是统计「新增就业岗位」，虽然统计对象略有不同，但两者显然是高度相关的：短时期内，新就业岗位数量减少，意味着失业压力大。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在 2020 年 1–4 月份的城镇新增就业数量，比 2019 年的头四个月同期减少了 23%，也就是约 100 万个就业岗位。这组数据可能更接近现实，一个证据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 900 万，比 2019 年的实际新增就业 (1352 万) 下降了三分之一——这也可以部分说明，决策层也很清楚当前的失业率绝不会仅仅是 6%。
之所以强调失业率，是因为在众多抽象的经济数字中，失业率恐怕是最具政治后果的指标之一。高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是政治革命的经典配方，在无数历史和当代场景中反复上演。因此失业率是中国经济政策中货真价实的底线。中国经济政策当前至高无上的两个目标，无论是 2019 年的「六稳」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还是 2020 年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都以就业为最高优先。
改革重上日程
今年两会的另外一个重要信号，就是中国意识到当年用来应对金融危机的配方——大规模刺激政策，已经不可能再用。2020 年的政府预算虽然提高了赤字率，推出了特别国债，提高了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额度，但如果从财政支出和 GDP 的比率来看，这些财政手段远远不及当年的规模。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地方政府一直到今天还在为当年的「四万亿」计划还债，地方债台高筑，加码空间自然有限。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政府也或多或少转变了对待经济增速的态度，经济增速本身已经不是唯一的指标。如「六保」、「六稳」所显示的那样，简单粗暴的「GDP 主义」已经被一系列政策目标组合所取代。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数十年来第一次没有设定 GDP 增长目标。
但不要 GDP 目标不意味着不要 GDP。GDP 增速和「六保」、「六稳」中的那一系列目标是高度相关，有时甚至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没有一定的增长，就业目标也必然失败。那么问题来了，在当前的众多内外困境之下，政府如果不想使用刺激手段，那靠什么达到经济目标呢？
而在外部政策方面，如果国安立法的代价只是香港的贸易和投资通道角色受损，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很有可能属于可以接受的损失。但如果出现美国金融制裁中资企业，或者有任何危及香港金融市场融资能力的迹象，北京则有可能稍稍缓和态度。香港在海外融资方面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其中的大量国有企业利益，意味着这方面的变化会影响当前的中国经济底线，因此北京在现阶段按照内地标准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可能性很小。
但同样的，北京未来不会再以任何「特殊性」对待香港：香港仍然很重要，但大概不会比深圳或者上海更加重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愿景基本作废，北京很有可能会丧失继续「融入世界」的意愿，而选择接受「脱钩」的现实，「作长期斗争的决心」。香港极有可能将会从「中国遇见世界」的码头，变成「中国对抗世界」的战场。
香港的政治未来和中国的经济未来高度相关。北京在 2020 年 4、5 月间宣布的经济改革愿景，于同一时期在香港推行的高压政治，看似双手互搏，其实是左右手各给对方画出了一条红线：经济改革以就业为红线，政治决断则以北京所理解的刚性国家安全为红线。而中国和香港的未来想像，也就这样被四周缠绕的各种红线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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