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越是动荡不安，自由放任的制度就越是行不通。”这话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3年在伦敦说的。

本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防控措施所造成的经济停摆，预计将使全球经济在今年收缩5.2%，这也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地区的人均收入都将减少，亿万人可能将陷入极端贫困。其中，假如中国和亚太其他主要国家能够避免第二波疫情，预计今年中国的增长将放缓至1%。

在一场自1918年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全球大流行病中，大胆、明智和有能力的政府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变得显而易见。面对经济崩溃前景，也许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独创性和说服力。随着各国大力度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出台（如日本推出该国史上最大规模的117万亿日元刺激计划），让人不免想起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引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但是，凯恩斯并不是粗暴的赤字支出倡导者，比如他关于英国如何在战后避免对美国金融依赖的著作，反映一个聪明头脑对细节和环境有着充分理解。如果凯恩斯今天还活着，他将有很多话要说，不仅仅关于花多少钱，而且包括如何有效处理财政负担。

《赫芬顿邮报》记者扎卡里·卡特（Zachary Carter）的新书《和平的代价：金钱、民主和凯恩斯的生活》（ The Price of Peace: Money, Democracy, an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出版得正逢其时。这本新书从1946年凯恩斯去世之后其思想的发展及应用着手，梳理20世纪经济史的思想变迁。不管你持何种政治和经济观点，如今或许都能从关于凯恩斯的讨论中收获启迪。

生前影响公共政策失败

据《经济学人》和《华盛顿邮报》，卡特认为，认识凯恩斯的关键是把他放回他所处的时代和阶层中——一位富裕的英国知识分子，在学术界、政府和艺术家圈子之间穿梭自如。他生于1883年，成长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对于凯恩斯这样的人来说，是和平与繁荣的年代。

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凯恩斯的一生是在努力恢复那个失落世界中美好的部分。他先是因为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而声名鹊起。当时，在巴黎和会上，凯恩斯未能说服他自己的代表团和其他协约国代表团不要让德国承担巨额赔偿，以至于会压垮德国经济。凯恩斯预言性地警告说，不仅这些钱永远不会被支付，而且这种惩罚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民族主义复兴，从而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沮丧的他早早地回到伦敦，写下成名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

正如卡特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篇 "对专制、战争和软弱政客的激烈抨击"。那时，《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立即成为畅销书，并奠定凯恩斯作为英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地位。

凯恩斯的经济学观点深受1920年代英国历史的影响，那个时期以通缩和高失业率为特点。而后发生大萧条，这似乎暴露经典经济学观点的谬误。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好比一部机器，任其自由运转，自然会恢复到均衡状态。

对于凯恩斯来说，大萧条就像是一道行动号令。他认为“真正的斗争”是在自由主义和军国主义之间，奉行前者的政府将和平、贸易自由及经济财富作为主要目标，而后者思考的“出发点是权力、威望、民族或个人荣耀、将一种文化强加于他人，以及世袭的或种族的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想把资本主义从自身不足中拯救出来。卡特认为凯恩斯的一生是努力“让埃德蒙·伯克务实及规避风险的反革命保守主义与让-雅克·卢梭提倡的激进民主理想相融合”。

鉴于凯恩斯今天的地位，人们很容易忘记在他活着时，他的意见经常被无视。除了巴黎和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凯恩斯无法说服英国和其他国家放弃金本位制。因为金本位制迫使太多国家提高利率以保护本国货币，从而使本国经济陷入衰退。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他提出这样的论点：市场既不能自我纠正，也不能自给自足，无法在经济效率、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之间实现适当平衡，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自身缺陷和过激行为。

当1929年股市崩盘后，全球经济陷入萧条时，凯恩斯同样没有成功地让英国政治领导人放弃维多利亚时代的储蓄和紧缩价值观，让政府在家庭和企业不愿意的情况下借贷和支出。尽管他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还是在1925年恢复了金本位制。在1929年的选举中，他支持劳合·乔治领导的自由党，而当时该党正滑入衰败。

相比之下，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政治领导人尝试需求可以创造供给的可能性。不过，虽然罗斯福新政中的某些要素符合凯恩斯的主张，但这位总统却视凯恩斯为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者。

1944年夏天，当盟国领导人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度假区，创建战后全球经济金融架构时，生病的凯恩斯无法说服他们固定汇率的愚蠢和建立全球中央银行的必要性，他对战后经济秩序的许多设想都被美国人否决了。

“他的公共生活是一次漫长而徒劳的尝试，试图将欧洲政策引向他的智慧设想。”卡特写道。

凯恩斯试图影响政策的努力受挫，退到剑桥写出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一个崭新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承认经济行为者的非理性、竞争的不完美、金融的内在不稳定，以及大力追求个人私利可能导致集体经济失败的可能性。

卡特认为，这是一本解放人心的书，因为它重新定义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学更关注丰裕和公平，而不是稀缺和效率。

死后经济思想活力长存

1946年4月21日，63岁的凯恩斯猝死于心脏病。相比生前，他最大的影响力产生于去世之后。二战后的30年里，经济学界一边倒地采用了他的理念。

正如卡特所说：“凯恩斯主义呈现出凯恩斯本人几乎都无法预料的生命力。”他的遗产受到他在剑桥大学的公共休息室和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中磨练出来的才智和写作风格的影响。他表达自己的想法更多是用连珠的妙语，而不是数学公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的代表作《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读来令人困惑。凯恩斯建议各国政府管理总需求或购买力，但未确切说明该怎么做。他将充分就业奉为衡量政策成功的主要标准，但又没有定义何为充分就业。

明确界定凯恩斯主义的实则是他的同事，比如琼·罗宾逊和约翰·希克斯，还有加尔布雷思等学者。这套思想体系在1960和1970年代遭到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的抨击，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导致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并长期存在通胀趋势。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导一个重大转变，不再用财政政策来管理经济周期，转向货币政策。对这些反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卡特嗤之以鼻。

不过，据《纽约时报》，凯恩斯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声称他们的理论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堡垒，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双方都无法声称自己处于道德高地。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者为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提供建议，而美国历届政府则诉诸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策略，为越南战争提供资金。

相比《和平的代价》，阿拉巴马大学副教授简克·瓦瑟曼（Janek Wasserman）讲述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史的《边际革命者：奥地利经济学家如何打思想战》（ The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How Austrian Economists Fought the War of Ideas ）可以作为某种平衡。

据《纽约书评》，正如哈耶克的助手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后来写道：“更敏锐的人感觉到，他们正在目睹两种不可调和的经济世界观冲突。"奥地利学派的重点是长期分析、微观经济学、储蓄和自由市场，而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短期分析、宏观经济总量、消费高于储蓄以及政府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

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史蒂文·珀尔斯坦（Steven Pearlstein）在《华盛顿邮报》的书评中称，作为传记作者，卡特沉浸在凯恩斯的许多矛盾中：一个决心拯救大英帝国的反帝国主义者；一个帮助资助两场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一个在异性婚姻中活跃的同性恋者；一个受过训练的数学家，但谴责经济学的数学化；一个机智的愤世嫉俗者和无悔的乐观主义者；一个英国政治体制的支柱，但最亲密的朋友是一群波西米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如果我对《和平的代价》有任何质疑，那就是卡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过去40年，他们拥抱全球化、放松管制和财政紧缩，偏离真正的凯恩斯主义道路。凯恩斯肯定会明白，每一代人的工作都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技术，保留任何能够带来广泛共享繁荣的制度安排，并修复那些没有的制度安排。”珀尔斯坦写道。

在他看来，到了1980年代初，旧的凯恩斯主义共识有很多需要修正之处。虽然对于1946年的英国经济学家来说，关注政府引导公共和私人投资以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经济的必要性可能具有意义，但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看到过多政府管理如何侵蚀经济效率和竞争力，扼杀创新，并为寻租和裙带资本主义打开大门。

现在40年过去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共识本身也需修正，金融市场充满不稳定的风险，发达国家的不平等达到道德上无法接受、经济上自我毁灭的程度。但是，没有人会比那个警告不要把自己奴役于某个已不复存在的经济学家思想的人更反对回到1946年的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人》认为，在一段时间里，凯恩斯的主张曾被经济学主流抛弃，凯恩斯似乎将要沦为他本人曾经调侃的“过去经济学家”之一。但在21世纪，他的声望又得以重振。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G20）政府达成一致，制定出协调统一的财政刺激方案——凯恩斯如果在世一定也会这样建议。新冠肺炎又带了另一轮政府为避免经济萧条而做的干预。同时，自动化的普及让人们对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阐述的缩短工作时间的想法重新产生兴趣。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将继续就凯恩斯的著作展开辩论并从中学习。

题图为凯恩斯，来自：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